張文木：緬甸穩定關乎中國地緣政治利益

緬北近來頗不安寧，不斷傳來交火消息。緬北局勢直接關系中緬邊境安全，同樣也關系到中國的重大地緣政治利益。

雲南在中國安全形勢中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我們知道，凡能坐大者，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緬甸相較印度，其通往中國的道路要平緩通順許多，縱貫緬甸北南的伊洛瓦底江，其交通意義相當於貫穿中國東西的長江或印度的恆河以及貫穿中歐和東歐的多瑙河，它更給緬甸交通帶來極大便利：從中國雲南昆明經保山至瑞麗出境，順瑞麗江可達緬甸的伊洛瓦底江並由此直入印度洋。故此，特別是在近代以來東海被困之后，緬甸就成了中國大西南與國際聯系的重要通道。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看到這一點，他說：“獲得緬甸，使印度得以將邊界向東推延，從而避開喜馬拉雅山脈，打開了向長江上游地區及中國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業影響的通道。”

雲南在中國安全形勢中擔負著絕地反轉的特殊功能

明代中期，中國東海尚未出現危機，此前西南方向對於中原諸王朝而言，只是穩邊安民的問題，這可從明王朝在西南設立的一系列管理機構的命名看出，如“車裡軍民宣慰使司”“緬甸軍民宣慰使司”“老撾軍民宣慰使司”等。但到明末，東海倭患蜂起，特別是清兵入關后，西南便成了各類反清力量的聚嘯之地，緬甸之於中國地緣政治的戰略意義也隨之上升，漸成中國大西南諸力量獲取外援的重要通道。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國，東海的制海權淪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遷至重慶。由此，緬甸通道對於中國的戰略意義陡然增升。美國地緣政治的重要學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說：“日本的擴張勢力差不多完全把我們同俄國和中國的交通截斷了。從俄國和印度到中國的陸路，運輸量有限，沒有能夠使中國得到接近必需的軍需。要想最后擊敗日本，大部分有賴於有效地改善這種情況。”1937年，在中國東部被全面封鎖的情況下，中央政府於10月始征調雲南民工20萬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修成了連接昆明至瑞麗的中國境內段公路，進入緬甸后又繼續修建了經過緬北的公路，兩段合稱“史迪威公路”，中國由此從境外獲得大量戰略物資，為抗戰勝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盤活西南戰略作用的關鍵在交通

1959年中蘇交惡后的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他開始考慮“要准備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合伙整我們”及“敵人怎樣進攻我們怎樣對付”的問題。當時中央軍委提出“北頂南放”的戰略方針，毛澤東則判斷“敵人很可能是中間突破”。

為了對付從“中間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種方案中，毛澤東首選以西南為重心的“大后方”建設。集中投資於四川東部山區和中部平原，特別是重慶一帶，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肅酒泉建造鋼鐵基地。與此同時，毛澤東提議“三線建設”。1964年5月，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毛澤東說：“第一線是沿海，包鋼到蘭州這一條線是第二線，西南是第三線。攀枝花鐵礦下決心要搞，把我們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備上山，上山總要有個地方。”

盤活西南戰略作用的關鍵在交通，其中通往雲南的線路被毛澤東列入優先考慮。1964年7月15日，毛澤東對周恩來、彭真、賀龍、羅瑞卿等說：“如果材料不夠，其他鐵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條成昆路。”

毛澤東三線建設方案的提出來自對大西南地緣政治特點的深刻認識，除了來自他自身豐富的歷史知識外，還與他1935年隨中央紅軍經黔、滇、蜀北上陝甘的親身經歷有關。在雲貴與蔣軍周旋期間，因北上渡江困難，中央已有了建立川滇黔根據地的設想，毛澤東也一定有了萬一北上不成如何經營黔滇川蘇區並與南面國家處理關系，以及如何從西南打通國際通道的通盤考慮，這種考慮又被黔貴川地區在隨后的抗日戰爭時期所發揮出的聯接國際大通道的突出作用所驗証。

緬甸的穩定關乎中國地緣政治利益

基於這些經歷，在20世紀60年代美蘇南北夾擊中國的時刻，毛澤東才會有“北京淹了，還有攀枝花嘛”，即再次遷至大西南的判斷，並做出“應該把攀枝花和聯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電的建設搞起來”的重大決策，這與隋煬帝曾率大軍北驅突厥、南下平陳的經歷使他認識到大運河對中國統一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出於同一個道理。

毛澤東深知中國東北與西南的地緣政治存在著重大關聯並給予高度重視。1953年6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接見從抗美援朝前線回國即被調派到雲南工作的秦基偉，告訴他：“調你到雲南工作。雲南是我國的西南大門，處於重要的戰略位置。”1962年毛澤東在西南進行對印自衛反擊戰，顯然是為了奪取西南方向的主動權。

除了伊朗之外，西南的緬甸通道大大提升了緬甸之於中國的地緣政治意義。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緬甸之於中國的戰略作用得到充分顯示。當時若沒有緬甸通道，中國的抗戰就會更加艱難。鑒於這樣的經驗，中國政府一直重視西南方向的國際通道建設。2011年國家建成渝新歐國際大通道，有了這條通道，中國大西南就有了北上大西北進入中亞的出口，如能再進一步開發與伊朗、緬甸相接的傳統通道，這樣，中國大西南這盤棋就下活了。▲（張文木 作者是雲南省印度洋研究會特聘專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本文是雲南省印度洋研究會所立項目“中國與印度洋研究”成果的部分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