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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亞洲上將:從釣魚島問題看中日關系

劉亞洲

2015年10月09日12:30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手機看新聞
原標題:劉亞洲:從釣魚島問題看中日關系

  中日關系,既是周邊問題,又是大國關系。把釣魚島問題當成當前中日關系的重點和焦點問題,是戰略誤判。認為非重點問題就不會影響國家安全和改革開放進程,同樣也是戰略誤判。

  大 勢

  不能孤立地看待釣魚島問題,也不能孤立地看待中日交惡問題,要把這一切放在國際格局的大視野中去看。

  一、全世界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中國崛起,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快速崛起不適應、不包容,甚至不接受。新世紀以來,美國已視中國為其全球霸權的主要挑戰者。日本向來自詡為“亞洲領頭雁”,但GDP現已被中國超越。這一變化使日本備感失落,受到刺激。所以它一改在國際問題上不事張揚的套路,一反常態地跳出來,挑戰中國。

  二、中國面對的一切國際問題背后都有美國的影子。根據叢林法則,“老大”是不允許“老二”好好過日子的,因為,“老大”一直十分擔心“老二”時刻可能取代自己的地位。美國人很有戰略眼光,不僅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就布局了日本這個戰略棋子,而且,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在我們周邊晃悠,尤其是最近。中國與日本的關系處於歷史最低點,這當然是日本造成的。與東盟關系因為南海糾紛和美國使用其影響力分化東盟而造成緊張﹔中美關系日趨轉向一種戰略性對抗關系。

  三、中日對立,絕非隻因歷史舊怨。當今世界,各種爭斗,爭的是國家、民族、政權的生存權。美國跟我們爭的,是這個﹔日本跟我們爭的,也是這個。隻不過日本的訴求、格局比美國小而已。從這個角度看,中日兩國遲早要發生一場對抗和危機,即使不在釣魚島,也會在其他方面。

  四、兩千多年的中日交往,兩國基本是“強弱型”關系,從古代到近代是中國強日本弱,日本學習中國。1868年日本走上明治維新道路后,日本強中國弱,日本反過來侵略中國。而隨著中國崛起的步伐加快,中日將第一次面臨“強強型”關系。如何處理好這一全新的關系,兩國都不適應。過去二十年是日本衰落的二十年,卻是中國快速發展的二十年,日本社會對中國崛起的焦慮和不安全感成為日本右翼渲染“中國威脅論”的土壤。這就注定了兩國關系必然會出現較大的波折,當然也預示著調整和轉機的到來。

  五、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和舉措,既是其國家利益的需要,也是意識形態的必然。日本以釣魚島之事向中國發難,有日本與中國爭奪東北亞及太平洋主導權的戰略考量,更不能排除是利用外部壓力,促變中國國內思潮的政治設計。1986年,日本東京大學的教授就給日本官房長官建議說,中國的崛起擋不住,但有一個辦法可以暫時摁住,就是讓中國分裂。

  六、冷戰時期中日友好,是對抗蘇聯的需要。冷戰后中日友好,有弱化美日同盟、牽制美國的考慮。兩個歷史階段中,美國都是重要角色。中、日為鄰,永遠無法改變。中、美兩國作為影響世界的大國地位,也永遠無法改變。能夠改變的是關系。目前,美國從歷史和自身利益出發,需要日本和中國斗,卻不允許日本勝,更不要說全勝。美日關系更復雜,對日本來說,美國既是對手,又是“恩人”。美國既是日本安全的有效保衛者,又是日本成為世界大國的最大障礙。美國利用日本,日本也利用美國。歷史上給日本造成最大傷害的是美國,給美國造成最大傷害的也恰恰是日本。同時,美國主控著日本再軍事化的步幅,也決定著日本對中國強硬到什麼態度。日本國家戰略既受到美國的強烈影響,又有想擺脫這種影響的強烈傾向。單憑日本自身之力很難戰勝中國,美日同盟則有可能。中國崛起,是中國在尋求突破。日本挑事,也在尋求突破,它想成為所謂的“正常國家”。中、日都想破局,但都被美國限制著。中、日、美三國原有一個戰略平衡,這個戰略平衡被中國快速崛起打破了。

  知 日

  1931年,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到日本訪問,回國后他說,六十年來,中國人對日本人的認識和心理,是“抗日”、“師日”、“親日”、“仇日”,但就是缺少“知日”。其實到現在,“知日”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一、越是憤怒的時候,越要保持清醒和理智。越是危險的對手,越要研究它,學習它。不吃透對手,不僅戰勝不了對手,相反會讓對手恥笑。中國對日本研究不夠,而日本從始至終一直密切關注中國這塊大陸,唯一不同的是:以往他們焦慮的是中國的衰弱會帶給日本什麼,現在則是對中國的強盛。因此,我才認為,把釣魚島問題當成是當前中日關系的重點和焦點問題,是戰略誤判。認為非重點問題就不會影響國家安全和改革開放進程,同樣也是戰略誤判。

  二、甲午戰爭中,日本在黃海海戰中獲勝。1895年1月,日本內閣做出決定,在原屬清朝的釣魚島上建立國標,從此埋下了釣魚島問題的禍根。這次釣魚島爭端再起,中央正確應對,打破了日本單方面控制釣魚島的局面。有一種觀點認為,安倍政府上台后,在釣魚島問題上一圈圈擰螺絲,迫使中國不得不在他每一步舉措后做出強硬回應,而這正好中了安倍的圈套。中國越強硬,安倍越高興。有人認為,在有些問題上中國小題大做,使個別戰術級別的問題被搞成了戰略級別問題。其實,正是中方的“小題大做”,才一舉奪回了釣魚島的主動權。釣魚島再也不可能回到20世紀80年代那種日本單方面管控狀態。近代以來,日本曾兩次打斷了中國的發展進程,但前兩次都是因為當時的中國過於孱弱。現在中日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改變,我們可以有效反制日本企圖第三次對中國發展進程的干擾。如果再次被打斷,這將是中國的恥辱,是日本最大的成功。

  三、日本是個島國。一個日本學者在答復美國學者的質詢時說:“日本與貴國不同,貴國是建立在原野之上的,而日本是建立在一個群島之上的。”島嶼這一地理形態對日本國民性格的影響至為深遠。“島國根性”一般說來是心氣甚高,心眼甚小,偏執,堅忍不拔。歷史上島國與地理上接近的國家總是很容易變成世仇。英國和法國是這樣,日本和朝鮮也是這樣。在同日本人打交道時,一定要關注其島民心態。即使中國想修復中日關系,日本卻未必真有這樣的願望。

  四、日本一直渴望從一個“戰敗國家”走向“正常國家”。二戰結束已近七十年,它的這個願望還沒有實現。這是日本全民族的願望,人們可以延緩它,但無法阻止它。這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對此,應有充分的心理准備和應對措施。今天在日本,和平力量和右翼勢力共存。日本今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二者之間的角力,當然也取決於國際社會對它的影響。從現在看,日本右翼選擇了一條錯誤的道路,那就是過於依賴美國。日本的這些做法恰好被美國利用和引導,從而使日本離“正常國家”越來越遠。日本的右翼其實是一群偽右翼。按照一般規律,在東方國家,左翼是民族主義者﹔在西方國家,右翼是民族主義者。民族主義者都具有極出色的民族自尊心。而日本右翼恰恰相反,一點民族自尊心也沒有,全身心的投入美國懷抱,並毫不感到羞恥。

  五、1954年又是甲午年,那也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年份。就在那一年,日本成立了自衛隊,恢復了武裝。同樣是在那一年9月,日本民主黨成立(此民主黨非今天的民主黨,而是右翼的“自民黨”的前身),三天后,安倍晉三出生。安倍曾說過:“我屬馬,我將像強有力的、輕鬆跨越障礙的駿馬一樣,不退縮,不膽怯,排除困難。”據外媒報道,他在2007年下台后,深感自己執政經驗和准備不足。為此,專門自費報名參加了多個政經補習班,惡補相關知識。他的目的現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安倍舞劍,意在修憲”。他想使日本自衛隊重新成為名副其實的軍隊,從而實現日本戰后九十多位首相夢寐以求卻未能如願的目標,從而也使自己成為戰后最偉大的日本首相。觀其言行,我倒覺得他還有另外一個更宏大的目標:恢復日本民族的精神。二戰后,對中國來說,固然國家殘破,卻在烈火中重生﹔對日本而言,則是精神遭到重創,整個民族精神上的完整性至今也無法恢復。在安倍的誘導下,目前日本政界出現了一種怪現象:各種政治派別競相比試誰對中國的立場更強硬。日本政治右傾化已發展到一個新階段,正朝極右化演變。這已經屬於精神層面的范疇,需要引起我們的格外關注。

  六、現在預判安倍政權的長短,還為時尚早。安倍政權奉行的內外政策有很大的冒險性,但執政地位還比較穩固,與過去“八年七相”不同。對安倍失信、說話不算數等問題,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個人品質,而應看到這是日本國家的問題。安倍參拜靖國神社,70%的民眾支持﹔日本政府挑起釣魚島爭端,80%的民眾認為錯在中方。安倍作為日本20世紀50年代后出生的右翼精英,其思想代表了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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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閆嘉琪、肖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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