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見戲曲中官員出行，前有衙役鳴鑼開道，后有隨從跟班護衛，自己端坐於大轎之中，好不威風。

其實，對於官員坐什麼轎、敲幾下鑼，每個朝代都是有規定的，該坐“四人小轎”的，不能乘坐“八抬大轎”，該敲11棒鑼的，不能敲13棒鑼。據《明史》記載：“文武官例應乘轎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內外鎮守，守備及公、伯、都督等，不問老少，皆不得乘轎，違例乘轎及擅用八人者奏聞。”《清史稿》亦載：“四品以下文職，輿夫二人，輿頂用錫。直省督、撫，輿夫八人。司道以下，教職以上，輿夫四人。”

林則徐赴廣東查禁鴉片，所發的第一道公文就是知照沿途各州縣驛站，聲明：“所坐大轎一乘，自雇轎夫十二名﹔所帶行李，自雇大車二輛、轎車一輛，其夫價、轎價均已自行發給，足以敷其食用，不許在各驛站索取絲毫，該州縣亦不必另雇轎夫迎接”“所有尖宿公館，隻用家常飯菜，不必備辦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窩燒烤，以節靡費。此非客氣，切勿故違。至隨身丁弁人夫，不許暗受分毫站規門包等項。需索者即須扭稟，私送者定行特參。言出法隨，各宜稟遵毋違。”

林則徐如此輕車簡從，從這一側面不難看出，為什麼他能夠寫下“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樣氣壯山河、正氣浩然的詩句。

不擺官譜，知道的人可能待之以禮，不知道的人肯定不會高看一眼，所以就不可能有什麼“面子”“排場”之類。明朝洗馬楊守陳回鄉省親，一個驛站的站長以為“洗馬”就是管打掃馬廄的，不知道此“洗馬”非彼“洗馬”，就很輕視地問他：“公職洗馬，日洗幾馬？”楊守陳聽后，並不生氣，平靜地回答：“勤就多洗，懶就少洗，是沒有定數的。”過了一會兒，有人向驛站長報告，有位御史即將來站。站長一聽，御史比這洗馬的官大多了，便催促楊守陳趕快把房間讓出來。楊守陳仍然平靜地說：“這固然是應該的，但等他來了以后，我再讓也不遲。”不久，這位御史駕到，一進門見到楊守陳，立馬跪下磕頭請安。驛站長方知鬧了“烏龍”，連忙跪在階下請求寬恕。誰知楊守陳根本就不計較。如果換作別的官員，是否要對怠慢自己的驛站長當場發飆，甚至嚴加責罰呢？

不擺官譜不僅是一種習慣，還是一種境界。宋朝邵伯溫著的《聞見錄》記載，司馬光出行向來很簡單，“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對他說：“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意思是說連個隨從都沒有，百姓不知道你是高官，就不會避讓。司馬光回答：“某惟求人不識爾。”

不擺官譜，放下架子，深入百姓之中，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可以了解民心民念，體察民情民瘼。唐宣宗是唐朝第十八位皇帝，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稱其功績僅次於唐太宗。唐宣宗喜歡通過微服私訪的方式了解官員。梅州刺史空缺時，他下令讓李行言赴任，多數大臣不知道李行言是何人。原來，宣宗某次私訪，碰到幾位打柴者，了解到李行言“人有點呆板，上次抓到五六個劫賊，不容他們以錢贖罪，全部杖死”。就這樣，皇帝就記住了李行言。

從另一方面看，一些愛擺官譜的官員，本身就是不自信、不親民、不務實、不接地氣的表現。他們擔心一旦撕去官譜這一遮羞布，可能會馬上遇冷或出丑。

北魏崔暹，“性猛酷，少仁恕，奸猾好利，能事勢家”。在任瀛州刺史時，“貪暴安忍，民庶患之”。一次出門打獵時，“單騎至於民村”。村中有位老婦人正在井中汲水，崔暹一邊請她幫忙飲馬，一邊問老人：“崔瀛州何如？”老婦人不認識崔暹，憤慨地說：“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癩兒刺史”，此乃瀛州百姓原汁原味兒的評價。崔暹十分掃興，“默然而去”。

少些官氣，才能聚得人氣﹔放低身架，才能贏得身價。毛澤東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批評擺官譜的丑形：“皇帝出朝，要乘龍車鳳輦﹔官僚出閣，要坐八抬大轎，前簇后擁，浩浩蕩蕩，擺威風。”做人必須像個人，但當官不能太像官。領導干部隻有時時提醒自己不擺官譜、不抖官威、不打官腔，才能贏得口碑，樹好形象。（吳永強 作者單位：武警8692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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