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是解放戰爭時期的關鍵一年。一份絕密級緊急電報，拉開了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壯舉的序幕。如果說，挺進中原靠的是毛澤東同志的偉大戰略，那麼，劉鄧大軍立足大別山靠的則是我軍嚴明的紀律。

轉戰千裡到達大別山，只是第一步。大別山雖說是老根據地，但我軍主力部隊先后三次撤離大別山，人民群眾受國民黨反動派統治壓迫，土頑、保甲勢力仍在暗中威脅、殘害支援我軍的群眾。群眾不敢接近我軍，更對我軍能否站得住腳存在懷疑。部隊行軍路過村庄，狗一叫，全村子的人一會兒就沒影了。部隊剛到大別山時，甚至連做飯的鍋都找不到。

大別山的褶皺裡，埋藏著無數叩問。秋雨綿綿，寒意陣陣，這支部隊像一顆種子從嶙峋的岩石中尋找生存的縫隙。要靠什麼講明“我們就是當年的紅軍，打回老家來了”，要用什麼証明我們“要在大別山立足生根，建立鞏固的根據地，並以此為基地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穿著南征時的單衣、踩著手編的草鞋，劉伯承和鄧小平還是決定從加強紀律入手。王大灣會議，回答了在生根於大別山這個事關解放戰爭全局的重大問題。沒有談戰術制敵，而是講軍隊紀律。劉伯承和鄧小平在會議上作了非常嚴肅的發言，強調：“能否堅決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關系到我們在大別山能否站得住腳。”

1947年冬，鄧小平專程到大別山金寨縣，了解部隊在當地發動群眾、建立農會、清匪反霸等情況。途中，他住在一位老鄉家。得知此前有解放軍剿匪，撿走了土匪扔掉的牛，鄧小平馬上安排人調查，很快為老鄉找到牛。除夕之夜，鄧小平語重心長地說起這件事：“嚴守紀律、關心群眾，這是關系到我們能否在大別山立足生根的大事。破壞紀律、脫離群眾，是自掘墳墓。記住，這是個教訓。”

曾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六縱隊十七旅旅長的李德生，后來在他寫的《李德生征程憶懷》一書中，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一天夜裡，下著大雨。第十七旅有一個班的戰士在老鄉屋檐下過夜。戰士們渾身濕透，冷得發抖，但沒有一個人違反紀律，到天亮也沒有進屋。

在大別山，部隊每次出發前，鄧小平一定要派人問一問，司令部借住的農舍“門板上好沒有，水缸挑滿沒有，稻草捆好沒有？”有一次，部隊往金寨方向轉移，住在一個小山村裡。山上突然響起了很密集的槍聲，部隊立即上山。但即使在如此緊張的情況下，鄧小平還是派來了人，問部隊群眾紀律檢查了沒有。

紀律為何能成為每個戰士行為的自覺遵循？正是因為，紀律在執行中成為不可觸碰的紅線。“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辦到了，一個革命軍人才是夠了格，隻靠沖鋒兩次，是不夠格的。”警衛團第四連副連長趙桂良是戰斗英雄、勞動模范，因私拿群眾店鋪裡的花布和粉條要被執行紀律。消息傳出，連店鋪的老板也為之求情。劉伯承嚴肅地講：“我們已經三令五申，還要明知故犯。我們的紀律不是一紙空文，我們的紀律是鐵！是鋼！如果我們對身邊的一個連長都不能執行紀律，那麼對營長、團長、旅長，包括對我們自己，又如何約束呢？老鄉們又怎麼能相信我們就是當年的紅軍呢？”部隊對趙桂良實行了槍決，老百姓震動很大。從嚴治軍的消息，像一陣風傳遍了大別山區。老鄉們紛紛議論，“這就是當年的紅軍啊，以后我們不要再跑了。”

師出以律。一支軍隊的力量不只是看武器裝備、編制人數。老百姓從紀律認識到了劉鄧大軍。他們自發地奔走相告，這支鐵軍是我們自己的隊伍，是為了窮人打天下的子弟兵。

大別山巍峨，歲月崢嶸。重巒疊嶂的山谷中傳來整齊昂揚的軍歌，是對靠什麼立足大別山疑問的響亮回答。雖然付出了重大犧牲，但飽經磨難的劉鄧大軍得到了很好的鍛煉，像一把利劍插入了敵人的心臟。出了大別山后，“各個部隊仗仗打得都很精彩”。黨領導人民在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英勇斗爭，創造了不朽的大別山精神，托舉起解放戰爭勝利的旭日。

一支軍隊，需要沖鋒陷陣的勇氣，要有解決問題的智慧，更要有嚴明的紀律規矩。無論從政治意義、軍事意義來說，大別山根據地的艱苦斗爭，都為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勝利背后的真理：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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