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延安，城北小溝坪，中央黨校舊址游人如織。透過孔孔窯洞，人們的目光望向歷史深處——

1942年2月的一天，毛澤東同志在這裡發表著名的《反對黨八股》演說，列出“黨八股”八大罪狀。這篇向不良文風話風宣戰的“檄文”，掀起了一場思想革命，整風運動勁吹的股股新風，如延河之水奔流不息。

70年后的一個冬天，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八項規定”，將改進文風會風的要求鄭重寫入中央文件。短短600余字，開啟了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新篇章，“延安新風”又一次滌蕩神州大地。

從延安到北京，從戰爭年代到和平時期，我黨我軍孜孜不倦的追求深刻昭示：文風話風反映黨風政風，蘊藏著決定成敗興衰的偉大力量。

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

文風話風從來不是單純的語言問題

毛澤東同志發表《反對黨八股》演說那天，延安春寒料峭、北風呼嘯，但現場氣氛格外熱烈。

“甲乙丙丁，開中藥鋪”“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一系列形象生動而又一針見血的比喻，讓現場不時傳出陣陣笑聲，更讓人見識了“黨八股”的表現與危害。

“《反對黨八股》本身就是一篇用大白話講大道理的經典之作。”中央黨校舊址講解員劉婷告訴記者，毛澤東撰寫的文章、發表的講話，闡述的都是大道理，但群眾看得懂、喜歡聽，關鍵就在於他善於運用群眾語言，講群眾關心的問題。

馬克思說，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如何“掌握群眾”？老一輩革命家給出了答案。

記者不由想起在井岡山採訪時了解到的一件往事：1928年初，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攻下遂川縣城，並建立了工農兵政府。為讓當地群眾更好了解黨的主張，毛澤東在主持起草政府《施政大綱》時，專門把一些晦澀難懂的語句改成通俗的大白話。如“廢除債務”改為“借了土豪的錢不要還”，“不虐待兒童”改為“不准大人打小孩”，等等。30余條政綱條條說到老百姓心坎上，一經公布，廣受擁護。

“打土豪，分田地”“到敵人后方去，把鬼子消滅盡”“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一條條簡潔有力、直抵人心的口號，貫穿著我黨我軍革命史，將黨和人民始終緊緊聯系在一起。

“文風話風不是小事，連著人心向背、勝敗興衰。”劉婷告訴記者，曾有學者做過這樣一個對比：革命戰爭年代，我軍出操行軍唱得最多的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詞平白如話，官兵記得牢、能照做，群眾聽得懂、看得見。反觀國民黨軍歌歌詞，文白混雜、佶屈聱牙。那時的國民黨士兵八成以上都是文盲，隻知其調，不解其意。哪支軍隊能打勝仗，由此可見一斑。

文風話風從來不是單純的語言問題，鮮活的話語、深刻的思想背后，體現著黨的思想和工作作風，反映著黨對群眾的態度和感情。作家王蒙曾在自傳中回憶，新中國成立前，他分別聽了一名國民黨官員和一名共產黨領導干部的講話，前者“瞎拽文卻是文理不通”，后者是“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滿希望、信心百倍”“一看語言文字，就知道誰戰勝誰了”。

從延安走來，黨的事業一路向前，改進文風話風的接力棒在一代代共產黨人手中傳遞。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八項規定”落子破局，黨風政風煥然一新，文風話風新風扑面。

尋根途中，記者在基層部隊真切感受到這一變化：那天，海軍某基地召開機關基層懇談會，基地領導全程脫稿發言，擺問題、講道理、研舉措，說的都是兵言兵語。“一聽就是與基層官兵坐在同一條板凳上。”會后，某驅逐艦支隊主官感慨，“基層官兵就喜歡領導干部這樣講話！”

開展調查研究，心裡要裝著群眾——

嘴上不講空話，筆下不寫虛言

講清40個問題，需要多少個字？

延安革命紀念館珍藏的一份名為《魯忠才長征記》的調查報告，給出了答案：全文包括標點在內隻有2700多字！

1941年，為解決陝甘寧邊區對外運銷食鹽進展緩慢的問題，毛澤東讓西北局寫一份調查報告。受領任務的延屬十縣工委秘書高克林，連夜召集人員詳細了解運鹽經過、所遇困難和經驗教訓，並列出7大方面40個小問題。

透過玻璃罩，記者仔細端詳泛黃的紙張：報告沒有“穿靴戴帽”，而是開門見山、直奔主題，全篇用詳細的事實，講清了邊區政府運鹽計劃的合理性。

這份調查報告，打消了干部群眾關於“運鹽賠本”的顧慮。當年，邊區運鹽量迅速提升到30萬馱，既緩解了政府財政經濟困難，又增加了邊區群眾收入。

“我們需要的是這類東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談’，而不是那些黨八股。”對這篇調查報告，毛澤東給予高度評價，並推薦給《解放日報》發表。

毛澤東一生重視調查研究，更是調查研究的模范踐行者。他親自撰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尋烏調查》《關於調查工作》《農村調查》等文章著作，成為全黨全軍學習的典范。

“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向歷史深處追尋，我黨領導革命，一手緊抓“槍杆子”，一手緊握“筆杆子”。宣傳鼓動、教育引導、批駁澄清，樣樣需要好的文風話風。

好的文風話風從哪裡來？講解員向記者講述了另一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故事——

1961年，劉少奇同志輾轉湖南寧鄉等地調研44天，住簡陋農舍，吃野菜糠粑，召開20多次座談會，走訪11個生產隊，與基層干部群眾個別談話上百次。這次調研成果，直接推動了農村公共食堂制度的終結，極大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

“開展調查研究，是為了解決問題。心裡裝著群眾，嘴上就不會講空話，筆下也不會寫虛言。”講解員的話，讓記者聯想到2023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其中明確要求“必須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增進同人民群眾的感情，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願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並嚴明工作紀律，“要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不搞作秀式、盆景式和蜻蜓點水式調研，防止走過場、不深入”。

“要求”裡有深意，“紀律”裡有所指，每一名黨員干部都應該自覺躬身踐行。

前不久，新疆軍區某綜合訓練基地組織政治干部深入一線調研。尋根途中，記者見到了正在基層蹲點的機關干事李寧。他深有感觸地說：“無論當年的延安整風運動，還是今天的深化政治整訓，對黨員干部的要求從未變過，那就是堅持實事求是、直面矛盾問題，說群眾聽懂的話、辦群眾期盼的事，用好作風贏得民心兵心。”

調研中，李寧和官兵實行“五同”，收集到20多條建議。調研結束后，基地機關從控制文電數量、整合會議內容等9個方面，研究出台了“改進文風話風、嚴格考風訓風、常態糾正作風”10條措施，受到官兵好評。

文風話風反映打仗作風——

丟掉繁文縟節才能戰場制勝

從延安出發，渡黃河、跨呂梁，記者來到西柏坡。70多年前，一封封電報從這裡發出，指揮千軍萬馬，取得了一場場氣壯山河的勝利。

在西柏坡紀念館二層，有一條長長的“電報長廊”，牆上鐫刻著毛澤東起草的197封電報手稿。記者注意到，這些電報很多隻有幾十字、百余字，卻能精准判斷形勢、明確任務、指明策略，令參觀者贊嘆不已。

講解員陳雙介紹，淮海戰役中，毛澤東向前線指揮部發電64封，大都簡短直白，比如“本戰役第一階段的重心是掃除徐州以東之敵，斷其海上退路。打法是，先來個中間突破，然后全殲黃百韜。”劉伯承看后心領神會：“這叫吃一個，夾一個，看一個。”

記者此前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看過一些國民黨將領發給蔣介石的電報，每封電報開頭必用“呈為、謹呈、鈞座”等敬稱，內容都是文縐縐的，空話很多。其中一封，很有代表性——

1948年11月，黃百韜第7兵團被華東野戰軍包圍。蔣介石電告前去解救的邱清泉，限令其一天內與黃百韜部會師，否則“軍法從事”。而邱清泉的回電，沒有清晰說明戰況和行動計劃，卻充滿了抱怨、借口、推卸責任和文學式的夸張修辭。

文字的風格，就是部隊的風格﹔語言的效率，就是打仗的效率。戰場容不下客套和廢話，啰嗦幾個字、耽誤一分鐘，就可能造成更多流血犧牲。

再看我黨我軍，拉開戰略反攻序幕的指令，卻是如此簡短有力——1947年，面對國民黨軍重點進攻，毛澤東電示劉鄧大軍“下決心不要后方，以半個月行程，直出大別山”。一年后，當中原野戰軍晝夜急行向宿縣穿插時，鄧小平隻說了一句：“告訴戰士們，毛主席在西柏坡看著我們！”

丟掉繁文縟節，善於化繁為簡，文風話風，直觀體現一支軍隊的作戰能力。井岡山時期，毛澤東總結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16字游擊戰原則，言簡意賅、朗朗上口，成為紅軍將士一聽就懂的制勝秘訣。抗美援朝時期，志願軍司令部手抄轉發的《十五軍對空射擊經驗通報》，隻有126字，一看就會，廣泛推廣后有力打擊了敵軍的囂張氣焰。

一路採訪，一路感悟。革命前輩的好文風好話風，正在新時代的軍營裡傳承和發揚——

某部高原演練，處置突發特情數十起，但導調文書最長的一份也不過十幾行字。許多官兵為導調組點贊：軍令如山，不是“文山”，最怕“洋洋洒洒”。

陸軍某旅野外駐訓，合並戰備通報與訓練指令，推行“一頁紙”簡報制度，文電處理時間壓縮50%……

“好的文風話風能夠打勝仗！”官兵們說，領導和機關下達指示、安排工作、部署任務，也必須用戰斗力標尺量一量。

（記者 尹 航 李 蕾 採訪得到丁凱強、王飛虎、丁雷、姚賀超、鄒珺宇大力支持）

記者手記

用“短實新”擦亮作風名片

從毛澤東同志堅決反對“黨八股”，到習主席大力倡導“短實新”，我黨我軍對好文風好話風的追求從未停止。

文風話風，就是黨風政風。一條指令、一紙文電、一次發言、一篇講稿不是簡單的個人小事，而是蘊含著事關成敗興衰的大道理。

改進文風話風，是一場深刻的思想作風重塑。特別是各級黨委機關和領導干部，要從自身做起嚴起，堅持走群眾路線，改掉官腔官調、整治“文牘主義”、摒棄“繁瑣哲學”、擺脫“文山會海”，用基層官兵聽得懂、記得住、可落實的“短實新”文風話風，擦亮作風名片，不斷推進強軍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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