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戰指揮是軍隊打勝仗的關鍵因素，對戰爭客觀條件具有積極的能動作用，可以影響戰場變化和戰爭走勢。高明的作戰指揮，往往能夠化劣勢為優勢、化被動為主動。長期的戰爭實踐表明，實施高明的作戰指揮，應當避免出現明代兵書《投筆膚談》中所強調的“必敗者五”現象，並以此為鑒，這樣方能掌握作戰主動權，實現克敵制勝。

防“謀人而使人知”。在作戰指揮中，“謀人而使人知”，不僅會暴露己方作戰意圖，而且會使敵軍指揮員據此判斷出己方的作戰動向，揣摩出己方指揮員的素質，必然會導致己方陷入被動。在信息化智能化戰爭中，作戰指揮要突出對不確定性的把握和利用，就是“無規則、無定向”，哪裡好打在哪裡打﹔或者把主攻方向選在能同時威脅對方幾個目標的地點，使其兵力分散，防不勝防，從而使自己掌握戰場主動權﹔在戰術作戰上，採取偽裝、奇襲，通過反向示形，如強示弱、弱示強、遠示近、近示遠、有示無、無示有、進示退、退示進，以增大敵人判斷和定下作戰決心的困難。

防“詐人而使人識”。“夫兵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在作戰指揮中，既要欺騙敵人，千方百計誘使敵人陷入決策混亂和行動失誤，又要防止被敵人識破。否則，輕者詐謀失敗，重者全軍陷入被動。在信息化智能化戰爭中，作戰指揮要關注的范圍急劇擴大，作戰籌劃的對象急劇增加，必須立足底線思維，過細做好各個環節各個要素的保密工作。一是嚴格限制了解謀略計劃的人數，把知情者的數量縮小到最低限度。二是嚴格控制謀略計劃的傳導，通過專門渠道傳遞有關電文。三是對謀略計劃的准備和實施情況進行嚴格監督檢查。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確保指揮者能夠及時發現問題，堵塞漏洞。同時，還可密切掌握敵人的動向。若發現敵方已經判明己方的謀略企圖，應立即採取相應部署，調整計劃。

防“間人而使人反”。在作戰指揮中，本來准備使用間諜搜集敵軍情報，若反而被敵軍所利用，則必然導致失敗。在信息化智能化戰爭中，反間計實施的對象和范圍都大大增加，從人力偵察到技術偵察都應納入實施范圍。一方面，千方百計進行隱真示假，讓敵方獲得的關鍵信息都是己方故意釋放的“煙霧彈”，對敵方千方百計進行誤導﹔另一方面，建立“大情報”工作機制，加強情報融合共享，整合各種偵察情報資源，形成陸、海、空協同，遠、中、近程配套，立體多維的一體化信息獲取體系，實現情報互通共享、互証互補。

防“乘人而使人覺”。在作戰指揮中，試圖乘人之隙卻被敵人察覺或料中，就會導致戰敗。戰史上曾出現過這樣的戰例：己方派兵乘機追襲敵方退軍，因在對手的意料之中、被對手反制而失敗﹔然而己方打破常規再次派兵追襲敵軍，出乎對手意料之外反而獲勝。作戰指揮謀略貴在變化，貴在發展，貴在創造。指揮者運籌帷幄，制定策略，不能隻考慮一般的破敵之法，同時要想到自己設計用謀會引起敵方戰術策略的改變，必須敢於打破軍事行動的常規，作出出人意料的行動，使敵人難以預料和察覺。奇與正是相對於敵對雙方的一個完整互動系統而言的，某一計謀的運用，可能是大家熟知的常法，但敵人恰恰疏於戒備，此時用這種方法,就是奇法﹔而那些自己認為鮮為人知的方法，對方卻防范森嚴，高度警覺，使用它就屬於常法、正法，能否運用成功，關鍵在於是否能夠讓對手意想不到。

防“攻人而使人襲”。在作戰指揮中，若己方在進攻敵人的時候，不注意防守，其薄弱環節遭到襲擊，必然會導致失敗。在作戰指揮上要遵循效益優化原則，應兼思利與害兩個方面，防止謀略思考的片面性。這實際上要求指揮者見利要思害，見害要思利。然而，在實際作戰中，能夠深刻把握利害的實質是很困難的。因為戰爭中的不確定因素太多，哪裡是利，哪裡是害，難以一目了然。歷史上認利為害、認害為利者屢見不鮮。最好的選擇辦法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高明的指揮者，一方面能全局在胸，善於權衡利弊，以趨利避害，不因小利而受大害，不為爭吃一子而丟全盤。另一方面，又能在掌握主動的情況下，故意撒些“餌食”，使那些缺乏戰略頭腦、貪圖功利的敵人貿然行事，逢利而爭，最終落入圈套。（耿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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