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踏新泥越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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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磚伴瓦漆,白馬踏新泥……”在悠揚動聽的曲調聲中,乙巳去,丙午至,農歷馬年到了。
馬,自古便是華夏文明中驍勇、忠誠與進取的象征。無論日常生活裡的“騎”“馱”“駕”“馭”,還是戰場征途上的“騰”“闖”“馳”“騁”,馬是人類親密無間的朋友、生死相依的戰友。無論在詩詞歌賦裡,還是在琴棋書畫中,都不乏馬矯健的身影、鏗鏘的蹄音。
“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從沙場烽煙到文苑詩篇,從哲理寓言到人生瞬間,人們為什麼這麼喜歡馬?古往矣,今來兮,不只是因為馬矯健驃駿的英姿、志存千裡的心性、忠誠勇敢的品質、任勞任怨的奉獻,也不只是因為輕靈有的盧飛快、勁健有赤兔追風、死忠有烏騅不逝、勇烈有六駿奇功,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關馬的詩詞典故帶來的現實啟迪和深遠影響。
路遙知馬力,事之成敗,關鍵在人。燕昭王求賢若渴,郭隗獻策:古君以千金求千裡馬,三年未得,侍從以五百金買死馬骨回。君怒,侍從言死馬尚值五百金,活馬必至。果然一年內,千裡馬紛至沓來。昭王納言,尊郭隗為師,各國賢才聞風歸燕,燕國遂強。環境好,則人才聚、事業興﹔環境不好,則人才散、事業衰。百馬伐驥,勢必導致萬馬齊喑,比千金買馬骨更重要的,是創造一個“馬”盡其才、公平賽跑、舒心馳騁的環境。
言而有信,才能取信於民。《論語·顏淵》中子貢問如何治理國家,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問:如果不得已要去掉一項呢?孔子說:去兵﹔再去一項呢?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后人將“信”與快速奔馳的駟馬結合,創造出“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的俗語。中央八項規定被譽為“我們黨在新時代的徙木立信之舉”。說到做到、一以貫之,抓鐵有痕、踏石留印,八項規定一子落地,作風建設滿盤皆活,雖無有形之“木”,但“信”早已扎根人民心中。
文風關乎世運,世運隱於文風。蘇東坡稱贊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韓愈所處的時代,駢文盛行,文風浮華。他提出“文以載道”的主張,強調文章應該以內容為主、形式為輔。他的名篇《馬說》不足200字,以馬為喻,大聲疾呼要善於識別和重用人才,留下了“世有伯樂,然后有千裡馬。千裡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千古名句。黨風決定文風,文風體現黨風。改進作風必須改進文風,從思想源頭抓起、從作風之弊改起,徹底摒棄“長、空、假”的不良文風,讓“短、實、新”的優良文風蔚然成風。
“足輕電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陝西禮泉唐太宗昭陵北闕前,置放著颯露紫、拳毛騧、白蹄烏、特勒驃、青騅和什伐赤六駿浮雕。六駿形象有的巍然屹立,有的延膊緩步,有的奮蹄疾馳。近觀之,隻見六駿中四駿身體中箭,最多的一匹身中九箭。遙想當年,文韜武略的李世民陷陣摧敵,鐵蹄錚錚踏遍萬裡河山。待到刀槍入庫、戰馬入廄之時,他依然居安思危,把戰馬雕刻成歷史永恆,永遠警示后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怠備必亡,必須時時警醒一馬平川下的絆索陷阱、虎伺狼窺,自覺刺疼馬放南山、安享太平的麻痺懈怠。
“隻解沙場為國死,何須馬革裹尸還。”東漢名將馬援在征討匈奴、烏桓時,曾對友人說:“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馬援以身許國、精忠報國的高尚品行流芳千古,后世無不以其大義為標杆、為其忠勇而贊嘆、聞其生平而潸然。佟麟閣面對日寇進犯慷慨陳詞“國家多難,軍人當馬革裹尸,以死報國”。趙尚志以“爭自由,誓抗戰。效馬援,裹尸還”表明抗戰決心。彭雪楓在大敵當前之際誓言“當以捐軀沙場,馬革裹尸為榮”。無論什麼時候,軍人這種“鐵馬冰河入夢來”的雄心壯志、“不教胡馬度陰山”的必勝信念,永遠不能丟,永遠不能淡。
“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放眼望江山如畫,踏新程征途如虹。在這馬蹄聲脆的新春之際,讓我們循著穿越時空的蹄音,領略典故深意,振奮龍馬精神,隻爭朝夕、永不懈怠,用實干揮寫發展新篇章,靠奮斗鑄就時代新榮光。(侯茗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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