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聯手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將歐洲置於多重壓力之下。這場中東變局，不僅使跨大西洋關系裂痕進一步加深，也再度凸顯歐洲內部的立場分化與戰略困境，成為檢驗歐洲凝聚力與自主性的又一塊“試金石”。

美國再度“背刺”歐洲

美以對伊朗的軍事打擊，全程將歐洲排除在決策與行動之外，被普遍視為美國對歐洲盟友的又一次公然“背刺”。

美國在此次行動中明顯弱化了歐洲盟友的地位。這是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首次在重大軍事行動中完全撇開歐洲——事前不通報、事中不協商、事后不解釋。此前美國發動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戰爭時，總要拉上歐洲以彰顯“西方團結”，如今卻將歐洲視為拖累，認為其隻會添亂、無法提供實質性支持。美國在不久前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對歐洲的安撫，如今更顯得蒼白無力，歐美互信的根基再次遭到侵蝕。

美國的行動也使歐洲戰略環境急劇惡化。歐洲已深陷俄烏沖突四年有余，無力承受東、南兩線現實威脅同時升級乃至共振。美國在中東點燃戰火，直接將歐洲推向多重風險：中東是歐洲重要的能源來源地，戰火爆發僅10天，歐洲天然氣與石油價格分別上漲50%和27%，額外增加高達30億歐元（約合34.5億美元）的能源支出﹔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受阻，進一步推高歐洲通脹壓力，沖擊民生與政局穩定。中東變局還可能引發新一輪難民潮和恐怖襲擊，激化歐洲內部矛盾，影響社會秩序。

此外，美國未經聯合國授權單邊動武，嚴重破壞了歐洲賴以發展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面對美國的自私與背棄，越來越多歐洲人認清：真正的威脅並非伊朗，而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本身。這場中東變局，預示著西方陣營內部的分歧與博弈將長期激化。

歐洲並未跟進動武

美以對伊朗發動軍事行動，使歐洲面臨在中東地緣格局重塑中被邊緣化的風險。為避免淪為“旁觀者”，歐洲採取了一系列應變舉措。

面對變局，作為昔日伊核協議的重要推動者，歐洲優先選擇外交手段。沖突爆發后，歐洲在觀望之余試圖爭取話語權。歐盟聲明雖未直接批評美以，卻與美以“政權更迭”目標保持距離，呼吁各方克制，以保護其僑民及能源、貿易利益。英法德發表聯合聲明，提出可採取必要且相稱的防御行動，計劃聯合海灣國家，以“安全提供者”身份發揮作用，既保留軍事介入可能，又強調行動的防御性與適度性，力求避免直接卷入沖突。但歐洲外交節奏滯后，未能跟上局勢升級速度，斡旋效果有限。

外交斡旋無果后，歐洲選擇有限軍事介入，但並未跟進美國動武。隨著戰火持續外溢，英法德等國提升戰備水平，向地中海、紅海及海灣周邊派遣軍事力量。不過，歐洲始終堅持“規模有限、止於防御、回應適度”的軍力運用原則，嚴格與美以行動劃清界限，並婉拒特朗普的霍爾木茲海峽護航倡議。

歐洲對美國動武幾乎集體“作壁上觀”，背后有深刻且現實的考量：歐洲已深陷俄烏沖突，防務壓力巨大，無力承擔兩線作戰﹔美國此前在中東發動戰爭的后果已反復証明，中東動蕩對可隨時甩下“爛攤子”一走了之的美國影響有限，卻極易殃及比鄰的歐洲，不僅傷及歐洲在中東的經貿、人員和基地等現實利益，還會長期沖擊歐洲的能源供應、經濟穩定與社會安全。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宮一年多以來的“美國優先”行徑，已使跨大西洋同盟信任大幅下降，更促使歐洲反思充當美國伙伴乃至附庸的反噬效應。歐洲在此次中東變局中的選擇，折射出國際格局與美歐關系的深刻變化。

處境各異立場有別

面對中東變局，歐洲內部立場逐漸分化，各國基於自身利益作出不同選擇，整體呈現“兩極鮮明、大國微妙、多數沉默”的格局。

立陶宛和西班牙分別站在支持和反對美國的兩端。立陶宛是歐洲唯一公開明確支持美以行動的國家，宣稱軍事打擊不可避免，並表示可出兵協助。其他波羅的海國家與之立場相近，其重要動機是對沖地緣安全焦慮：受俄烏沖突影響，它們高度依賴美國的安全保障，企圖以全力支持美國行動換取可靠安全承諾。

西班牙公開反對美以軍事行動，該國首相桑切斯譴責美以行動違反國際法，拒絕美軍使用境內軍事基地。西班牙敢於“硬剛”美國，有多重底氣支撐：左翼聯合政府長期堅持多邊主義與國際法原則，此舉順應國內反戰民意，有助於鞏固執政地位﹔地緣上，西班牙是美國在南歐—地中海和北大西洋兩大戰略方向不可或缺的戰略支點，遠離俄烏沖突前線，對美安全與經濟依賴度較低，且獲得歐盟內部外交聲援。

英法德3國的立場則相對復雜。

英國搖擺中顯無奈。英國一直是美國在對外軍事行動中最可靠的盟友，深陷“英美特殊關系”這一困境，因而受沖擊較大、立場選擇困難、政策轉換過程也顯得自相矛盾。英國最初以伊拉克戰爭為鑒，拒絕為美提供軍事基地，很快又在美方壓力下，同意有限使用其基地，試圖在政治疏離與行動配合間保持平衡。

法國超脫中顯進取。在中東擁有軍事基地和武器銷售市場，對中東油氣能源依賴度較低，有利於法國在中東拓展自身影響力。作為帶頭追求戰略自主的歐盟大國，法國公開批評美以行動未經聯合國授權、違反國際法﹔法國總統馬克龍與伊朗總統通電話，爭取外交話語權﹔派遣“戴高樂”號航母戰斗群赴東地中海，艦隊綜合實力、艦艇數量及出動速度均遠超英國，且接納意大利、西班牙、荷蘭和希臘等國艦艇加入，“組團”聯合行動，以彰顯其歐洲防務代言人身份。

德國曖昧中顯無力。德國受二戰“歷史包袱”與美國在歐最多駐軍的雙重束縛，政策轉圜空間較小，雖不認同美以的單邊軍事行動，卻不敢公開表態批評。

大部分歐洲國家及歐盟機構採取模棱兩可或沉默立場。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在其聲明中呼吁相關方克制、保護平民和尊重國際法，卻回避對美以行動的評判。這反映出歐盟在中東變局議題上缺乏協調、立場不一，既不願違背自身在國際法和價值觀方面堅持的原則，也極力避免與美國發生沖突，減少不必要的損失。多數歐洲中小國家則顧慮較多、不願發聲。

戰略自主任重道遠

美以對伊朗軍事行動引發的中東變局，在給歐洲帶來多重沖擊的同時，也暴露出歐盟推進“戰略自主”面臨的深層困境：由於對美國存在較深安全依賴，缺乏對抗美國的實力，只能在默許、遷就與有限抗議之間徘徊，難以真正對美說“不”。歐盟內部利益訴求、安全處境差異較大，面對重大危機事態立場各不相同，難以形成統一意志、用一個聲音對外發聲。

面對中東戰事延宕的風險，歐洲只能採取矛盾而務實的兩手策略：在軍事上，保持有限防御與威懾姿態，既避免直接卷入戰火，又保留適度介入空間，防止無法入局﹔在外交上，借助海灣國家及其他域外大國力量，勸和促談，推動沖突降級，力爭將美伊拉回談判軌道。

歐洲並非沒有清醒的聲音：西班牙首相公開明確反對違反國際法的軍事干預，道出了諸多歐洲國家不便明說的真實立場。歐洲若想真正走出“危機—應對—再危機”的怪圈，就不能繼續將自身安危系於他人。隻有堅定維護多邊主義與國際法，主動承擔周邊安全責任，與國際社會和平力量站在一起，歐洲才有可能擺脫被動應對的困境，成為多極化世界中獨立、可信的一極。（王大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