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隨著美以伊沖突加劇，戰事嚴重危及中東地區安全穩定，沖擊全球經濟、能源和航道安全。殘酷的現實再一次警醒世人：護佑生息的犁，必須緊握手中的劍，永葆居安思危的戰略清醒。

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必須警鐘長鳴。習主席曾指出，“越是取得成績的時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謹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憂患，絕不能犯戰略性、顛覆性錯誤”。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我們隻有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做好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准備，夯實軍事斗爭准備，才能牢牢掌握主動權，推動“中國號”巨輪行穩致遠。

“居安思危”深植於中華民族的血脈基因，是中華文明5000多年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碼。從辯証法角度看，安與危、治與亂，是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矛盾統一體。《周易》有雲“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道德經》主張“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孟子指出“然后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這些都體現了居安思危的治理理念。

歷史實踐反復証明，當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沉迷於歌舞升平，其抵御風險的能力便會在不知不覺中退化。晚清時期社會百病叢生，上層社會沉醉於天朝上國的迷夢，詩人黃景仁卻早已察覺到“憂患潛從物外知”。遺憾的是，當時從上到下對這種“物外之知”缺乏應有的敬畏與警醒，最終導致被堅船利炮轟開了國門。當年，鄒韜奮先生曾在九一八事變后痛心疾首地質問：“他們處心積慮侵略東北，在實際上做准備工夫者近三十年，我們在此三十年中曾經有何自救的准備？”看不到承平下的危機是最大的危機，這是歷史的鏡鑒。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地緣沖突此起彼伏、激烈尖銳，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的陰影在一些地區徘徊和游蕩，全球經濟復蘇乏力。人們一度認為，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國家間的相互依存能夠有效地消弭矛盾和遏制沖突。但客觀現實卻是，某些國家為了維護霸權地位，大肆鼓吹“脫鉤斷鏈”，構筑“小院高牆”，世界被重新拖入大國博弈的漩渦。必須清醒認識到，當下的“危”，早已不局限於金戈鐵馬。在科技領域，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依然存在，如果僅滿足於現有的成績而放鬆了自主創新的緊迫感，就可能在未來的科技競爭中掉隊落伍，進而失去高質量發展的主動權。在網絡、金融、能源和安全等領域，各種風險如同暗礁，稍有不慎便可能撞擊經濟巨輪，且這些風險具有極強的傳導性，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身處變亂交織的時代，如果缺乏憂患意識，就意味著在戰略博弈中主動繳械。

“思危”的自覺性往往能激發機體潛能，催生變革圖強的內生動力。它要求我們在順境中預見逆境的必然性，在成就面前看到問題的隱蔽性，在平順之中識別危機的先兆性。“十五五”規劃綱要將“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作為必須遵循的原則之一，正是居安思危這一傳統智慧的時代體現。隻有以內部發展的確定性才能有效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發展是安全的基礎，不發展是最大的不安全。2025年我國GDP首次躍上140萬億元新台階，制造業增加值連續16年穩居世界首位，這是我們有底氣應對驚濤駭浪的物質基礎。但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這種“大”並不等同於“強”，在集成電路、工業母機、高端儀器等關鍵領域，我們仍存在著短板弱項，必須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進一步夯實保障國家安全的物質技術基礎。此外，我們還需培育全民族的憂患意識。梁啟超先生在《憂國與愛國》一文中曾指出：“今天下之可憂者，莫中國若﹔天下之可愛者，亦莫中國若。”這種因愛生憂、因憂圖強的責任感和擔當感，是中華民族憂患意識的重要來源。對於社會大眾而言，需時刻審視“落后就要挨打”的歷史，既要有防止“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清醒，也要有“不畏浮雲遮望眼”的遠見，不盲目樂觀，不隨波逐流，集中精力做好當下的事情，為國家安全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新征程上，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但“行百裡者半九十”，越是接近目標，越要警惕“黑天鵝”“灰犀牛”的突襲與變故。唯有永葆居安思危的戰略清醒，做到常懷遠慮，既勇於斗爭也善於斗爭，方能在世界變局中立於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