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深秋，荒野落上了凝霜。在抗美援朝前線一座昏暗的防空洞裡，22歲的女教員孫群英拿著一截粉筆，借著燭火的微光在黑板上寫下幾個漢字。

　　70多年后，當年“正青春”的女教員，已是90多歲的老人。她對那時的情景歷歷在目：我帶著一盒粉筆、幾本書就上了戰場。

　　戰地炮聲隆隆，洞中一燈如豆。這或許是世界戰爭史上的一大奇觀：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這支部隊的連排干部分批來到一間間特殊的“教室”參加輪訓，見縫插針學習讀書識字。

　　學員中，有位名叫楊樹華的戰斗英雄，曾因作戰英勇獲得獎勵，獎品是一支鋼筆。這位槍法精准的英雄，正是在這個彌漫著硝煙味的課堂上學會了握筆，學會了寫自己的名字。

　　一盒粉筆、幾本書能做什麼？它們不能直接殺敵，卻能讓一支部隊明白自己為何而戰、如何作戰。翻開許多抗美援朝志願軍老兵的回憶錄，這樣的場景比比皆是——

　　白雪皚皚的戰場上，教員以樹枝為筆、大地為紙，教官兵寫下“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斗間隙的陣地上，連隊黨支部發出號召：“為提高戰斗力，苦學文化”……官兵一手拿槍、一手握筆，一邊驅逐戰場上的侵略者，一邊攻克思想文化的新高地。

　　粉筆、書籍、油燈……看似與戰爭格格不入，卻見証著人民軍隊如何通過學習，一步一步把自己鍛造成一支現代化的軍隊。

　　這是一支軍隊的文化苦旅，也是這支隊伍的思想長征。自誕生之日起，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軍隊就深刻意識到：革命戰爭的勝利，不僅靠槍炮戰勝槍炮，更靠先進思想文化戰勝落后思想文化。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

　　1932年4月，毛澤東同志率領紅軍攻克重鎮漳州。槍聲剛歇，硝煙未散，他就來到龍溪中學圖書館，把自己埋在書堆裡整整兩天，挑出了好幾擔書。紅軍撤離漳州時，毛澤東同志的個人財物依舊少得可憐，唯有書籍增加了好幾倍。毛澤東說，“我要用‘文房四寶’，打敗國民黨四大家族”。長征途中，毛澤東同志“患病時躺在擔架上也不忘讀書”“沒有東西吃，肚子餓，但他讀馬列書仍不間斷”。他的馬褡子裡，除了文件就是書。

　　遵義會議紀念館裡，至今保存著一本珍貴的《紅軍識字課本》。長征期間，一支紅軍部隊在錦屏啟蒙區婆洞休整，撤離時課本不慎遺落。因為“白色恐怖”，撿到課本的農民楊鴻炳把它偷偷藏在一塊石板下，解放后把書捐贈給紀念館。在艱苦卓絕的長征中，紅軍將士依然堅持學文化、學思想。撐起這支打不垮的鋼鐵軍隊的，是文化脊梁和精神高地。

　　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來到陝北，通過調查發現，當時紅軍“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士兵是有文化的”。斯諾坦言，這比白區中普通軍隊的平均數高得多了，比西北農民中的平均數更高。與此同時，斯諾在陝北的另一個發現是：“共產黨沒有高薪的和貪污的官員和將軍。”這一“高”一“無”，折射著先進思想文化的威力。

　　書脊如山。每一本書都是一座小小的兵工廠，批量生產著思想，持續武裝著頭腦。1940年春天，陝北延安，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在職干部教育的指示》，將每年的5月5日——馬克思的誕辰日，定為“干部學習節”。在第一屆“干部學習節”紀念大會上，陳雲、張聞天領導的學習組被評為模范學習小組，朱德同志被評為“模范學生”。朱德同志感慨地說，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便隻有向前進步，隻有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與他一樣，一批批軍隊干部正是靠著不懈學習、武裝頭腦、改造思想，逐漸成長為優秀指揮員。

　　人讀等身書，如將兵十萬。今天，又一個5月5日到來，當年延安窯洞的琅琅書聲仿佛仍在耳畔回蕩。80多年前，一批批軍隊高級干部在抗日軍政大學的窯洞中“吃小米飯、攻理論山”。如今，傳承著抗大紅色血脈的國防大學校園內，一批軍隊高級干部正在進行著觸動思想、觸及靈魂的集中學習培訓，加快提升政治素養和履職能力。

　　“學習學習，戰斗的學習，展開新的姿態，光輝耀眼，像火紅的榴花，開放在五月天。”新時代新征程，黨員干部把讀“有字書”和讀“無字書”結合起來，把看家本領、興黨本領、強國本領學到手，以學鑄魂、以學增智、以學正風、以學促干，我們的事業必將無往不勝。（錢宗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