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殘暴侵略罪行的史實不容篡改
——警惕日本“新型軍國主義”的現實威脅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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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篡改歷史教科書,到政客頻繁參拜靖國神社,再到近期長崎核爆資料館對“大屠殺”表述的篡改,日本右翼勢力至今仍在否認、歪曲甚至美化侵略歷史。在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這一重要節點,日本右翼勢力的倒行逆施,是對戰后國際秩序的挑戰,是對人類良知的挑戰,是對所有戰勝國人民的挑戰。
南京大屠殺暴行的事實,並非是由中國單方面完成調查確認的,而是由國際法庭檢方參與並獨立完成調查報告,並且是通過法庭審判確認的歷史事實。今年,東京審判時期美國副檢察官大衛·納爾遜·薩頓的手寫日記等珍貴檔案被發現,幾經周轉跨越重洋送抵中國,入藏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並首次向公眾展出。薩頓於1946年隨國際檢察團來華,專責調查日軍在華戰爭罪行,尤以搜集南京大屠殺相關証據為主。任務期間,薩頓寫下6本私人筆記,詳細記錄他親赴上海、北平、重慶、南京等地,尋找証人,確定証據,撰寫報告的工作軌跡。這批塵封多年的資料,從國際司法調查的獨特視角,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累累罪行構建起更為客觀完整的証據鏈。
南京大屠殺是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殘暴侵略罪行,鐵証如山。薩頓日記填補了兩塊關鍵的歷史拼圖。一是取証過程。與廣為人知的《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等從西方人提供保護與救助的視角記錄日軍暴行不同,薩頓日記完整記載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方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罪証的調查過程。二是未被採納或未被充分使用的罪行線索。日記還記錄了薩頓調查日軍細菌戰、鴉片貿易等罪行的情況,但這些罪行在最終審判中因種種原因未被充分追究。薩頓日記,這份原始記錄雙向印証了中方當時調查統計和記錄的真實性與准確性,也保留了未被審判的罪行証據,為研究日本軍國主義更廣泛的罪行,提供了極為寶貴的線索。
歷史不容篡改。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海量鐵証和嚴謹法理,判定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嚴重違反國際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亞洲犯下的累累罪行,駁斥所謂“勝利者審判”“自衛戰爭”“事后立法”等謬論。除了薩頓日記,近年蘇聯在伯力審訊日本731部隊的解密檔案資料、731部隊本部《身上申告書》等大量証據的現世,也是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有力駁斥。
面對確鑿無疑的歷史定論,日本至今仍宣揚錯誤史觀。戰后,日本軍國主義殘余未得到徹底肅清,致使其在歷史認知上存在根本性偏差。日本社會普遍缺乏“加害者”責任意識,陷入狹隘的“受害者”情緒,進而導致歷史修正主義的泛濫。這種錯誤二戰史觀,成為日本右翼勢力用來掩蓋侵略歷史、否認戰爭罪責、不斷擴張軍備的借口。
89年前的7月7日,日本侵略者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歷史不容忘卻,隻有捍衛歷史真相,才能切實維護二戰勝利成果與來之不易的和平。我們紀念東京審判,深化歷史研究,凝聚國際共識,就是要重申“侵略必受懲罰、暴行必遭清算”的國際法理基礎。當前日本右翼勢力頻頻祭拜戰犯,推動修改和平憲法,加速擴張軍備甚至謀求擁核。種種錯誤言行與當年軍國主義籌備發動戰爭的過程如出一轍。國際社會必須對此保持高度警惕。日本也應正視歷史、深刻反省。一個缺乏直面歷史勇氣的國家,永遠無法贏得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的真正尊重與信任。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歷史文博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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