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高工，又去調試間了？”

“對，今天沒會，正好去把那個通信協議再測試一遍。”

此刻，信息支援部隊某部徐高工拎起設備包，大步流星走向某項目現場。

今年初，徐高工所在業務室承接了某重點項目建設任務。該項目涉及多個技術方向，項目建設難度大、施工周期緊。

作為單位技術骨干，徐高工自告奮勇，攬下了任務。他的信心，來自單位整治會風以來發生的變化。他給記者算了一筆“時間賬”——

“去年一年，我參加的各類會議共計超過100場，最多的一次，我一天開了3個會。”徐高工掰著手指頭說：項目啟動會、技術方案評審會、進度匯報會、安全保密會……這些會從早開到晚，有時候一個會剛結束，另一個會的通知就來了。

“陪會”，曾是徐高工非常頭疼的事。“不去吧，怕被認為不重視﹔去了吧，項目進度就這麼被耽誤了。”徐高工無奈地說。

一次，某系統調試進入關鍵階段，徐高工必須全程緊盯著數據。那天上午10點，他接到通知，要求下午2點所有項目參與人員參加安全會。他隻好中止正在運行的設備系統，帶著項目組前往參加會議。安全會開了近2個小時，會議結束，他們趕回測試現場，又重新啟動系統進行分析測試。“項目進度又往后推了。”徐高工說。

比“陪會”更磨人的，是“等會”。

有的會議，議題時間安排不合理、議程拖沓。一次會議，如果前面的議題討論時間超時，后面的人就只能干等。有時，徐高工下午3點開會，可等到4點半才輪到他的議題。

“最怕等會。”徐高工回憶，有一次開會，前面的議題討論了一個半小時。“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走了怕錯過，不走又覺得時間被浪費了。”徐高工告訴記者，如果將這一個半小時用於具體工作，他本可以解決一個系統算法優化問題。

還有“熬會”，這是另外一種煎熬。

有的會議冗長拖沓，領導講話“3點套3點”，還有些參會人員的匯報材料篇幅過長。這樣一來，明明可以半小時結束的會，硬生生被拉到兩三個小時。

准備會議材料、參會、會后傳達落實……徐高工粗略統計，他每周平均至少有1天半時間被會議“吃掉”，這導致項目推進速度大打折扣。

改變，始於該部黨委對政績觀的深刻反思。

“陪會、等會、熬會，表面上看是會風問題，本質上是政績觀錯位。”該部領導一針見血地指出：“把開會當成落實，把參會人數和會議時長當成重視程度，這是典型的形式主義。”

隨后，該部黨委廣泛聽取官兵意見，出台會議組織規范，從細節處立規矩、改作風：砍掉“陪會”，明確與會議議題無關的人員一律不參會，會議通知傳達精確到具體崗位﹔消除“等會”，壓縮提前入場時間，建立議程計時制﹔告別“熬會”，領導講話限時，匯報材料限頁，提倡參會人員脫稿說干貨。

一套“組合拳”下來，變化悄然發生。

精簡會議后節約下來的時間，被徐高工全部投入到了項目攻關上。他翻開項目日志：周一，完成項目核心模塊單元測試﹔周二，組織推進技術方案優化﹔周三，協調外協單位對接數據﹔周四、周五，組織推進工程建設與參加教育學習兩不誤。

數據顯示，與去年相比，該部會議總量同比下降52%，會議平均時長被壓至40分鐘。同一時刻，徐高工負責的項目核心模塊開發進度比計劃提前了10%。

站在測試台前，徐高工看著系統屏幕上跳動的數據，神色欣然：“給會場‘減負’，就是給戰斗力‘加油’，這筆‘時間賬’怎麼算都劃算！”

會風連著作風，作風關乎戰斗力。如今，許多像徐高工這樣的技術骨干告別了頻繁“趕會”，有了更多時間下沉到研發一線、盯緊技術難題、攻克關鍵瓶頸，該部向戰為戰的科研氛圍也越來越濃。（章英勝、馬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