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紅安，倒水河繞過一座不起眼的三間青瓦房，靜靜流淌。

這裡是開國上將王建安的故居。沒有題詞，沒有勛章，照片上將軍的面容也談不上人盡皆知，但前來瞻仰的人絡繹不絕。

王建安一生儉朴，清廉自守。組織要給他換大房子，他說“夠住就行”﹔下部隊視察，他竟然坐公共汽車去。

“名”“利”“我”，他什麼都放下了，當地老人們卻說：“我們都記得他！”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古往今來，人生路上許許多多有形無形的“關口”，常常讓人迷茫徘徊，困惑浩嘆。

當記者循著革命先輩的足跡，走進一座座舊址、故居，每一間老屋、每一條小路、每一件遺物，都像一面沉默的鏡子，照見共產黨人怎樣面對這些“關口”，如何把“名”放下、把“利”算清、把“我”融入山河。

“名”關不過，何以立身

湖南湘鄉，譚政大將的故居前，一條青石板路被無數雙腳磨得發亮。

沿著這條路，前來尋根的陸軍某部官兵列隊走進故居，一雙雙年輕的眸子，放射出崇敬的目光。

99年前，譚政放下教書先生的教鞭，踩著這條路走出山鄉，投筆從戎。

譚政，原名“譚世銘”。“世銘”二字，承載著光宗耀祖的家族期望。臨行前，他對家人說：“既然要革命，就不能想著光宗耀祖。從今天起，我不叫‘世銘’了，叫‘譚政’。”

政者，正也。他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兒已許國，不復許家。”

拋棄個人功名，扛起革命擔當。幾個月后，譚政隨隊參加秋收起義，在井岡山入黨。從此，南征北戰，戎馬一生。

回望征程，鮮有人知我軍政治工作兩個經典篇章，都有譚政不可磨滅的貢獻。1929年冬，譚政全程跟隨毛澤東同志深入基層調研，將官兵反映的問題逐條歸納，為撰寫《古田會議決議》提供了翔實的第一手素材。誕生於1944年的《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人們也習慣稱它為“譚政報告”，標志著我軍政治工作從理論到實踐進入成熟期。面對功績，譚政始終坦言，這都是我們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從不攬功於己。

一次，女兒譚星明讀完《西行漫記》，疑惑地問父親：“爸爸，這本書裡寫到了您這麼多同事，為啥沒有您的名字呢？”譚政平靜地說：“長征路上犧牲了那麼多的同志，他們也沒有留下名字。”

路還在，人已遠。從湘鄉出發，一路向東，記者尋至江西永修的一個山坡——紅三軍軍長徐彥剛犧牲的地方。

那是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最艱難的時刻，部隊整編，職務縮減。軍長徐彥剛，被降職任命為紅二師師長。

從軍長到師長，徐彥剛背上背包就赴任。聶榮臻同志感嘆：“真正做到能上能下，黨性過人。”

從江西永修一路北上，進入河南新縣。1947年，百姓感念劉伯承的功績，聯名請求將“經扶縣”改為“伯承縣”。劉伯承嚴肅地說：“革命勝利是人民的勝利、無產階級的勝利、共產黨的勝利，是集體的奮斗成果，絕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些人的功勛。”在他的堅持下，這個縣最終改名為“新縣”，取人民獲得新生、過上幸福生活之意。

后來蘇聯編寫大百科全書，有關部門請劉伯承審閱自己的詞條。他提筆將“革命軍事家”中的最后兩個字劃掉，寫上一個“人”字，說：“我只是一個普通的革命軍人。”

記者踏訪新縣縣城，老人們說：“他不讓用他的名字命名，我們卻記了他一輩子。”

在新縣街頭新修的柏油路上，記者遇到一位退休的軍隊老干部，聊起這一路的追尋，他說：“名字刻進碑石未必不朽，名字印在人心才是永恆。”

深化政治整訓中，軍事科學院某部將譚政、徐彥剛、劉伯承的故事搬上課堂。大家追昔撫今，把敬佩的目光投向一名同事——研究員陳振華。

當室主任時，他給自己立下3條鐵規：科研立項，勝戰在前﹔項目報獎，青年在前﹔評選先進，同事在前。一次，他帶隊完成某高難度結構設計，獲軍隊科技進步二等獎。報獎時，他一筆劃掉自己的名字，把機會讓給了一同攻關的年輕人。他說：“農民種地，也沒在收獲的每一粒米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啊！”

“利”關不過，何以守心

某部政治整訓專題教育課大屏幕上，一個個老“賬本”被一頁頁翻開，授課教員深情地講述背后的故事——

90多年前，紅軍長征最艱難的時候，有一本賬被一個人揣在懷裡，走過雪山草地，一筆未差。

這個人叫毛澤民，是毛澤東的胞弟。長征出發時，他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行長，帶領“扁擔銀行”肩挑近百擔后備資金——黃金、銀元、紙幣，以及印鈔的石印機和油墨紙張，在敵人圍追堵截中艱難前行。

到達陝北后清點，除戰斗減員和正常開支，黃金白銀毫厘未差。毛澤民說：“我們的命可以丟，但賬不能亂，錢不能丟。”

一本賬干淨，不稀奇。翻開我軍歷史，這樣干淨的賬本一摞又一摞，每一冊賬本裡沒有蠅營狗苟的劃痕，隻有無私奉獻的一片丹心。

丹心如楓，映照千秋。

寧波鎮海中學校園內，一處清淨幽雅的小園裡，坐落著一幢玲瓏雅致的木質二層樓房，粉牆黛瓦，朱梁畫棟。這座“憩園”，就是朱楓烈士的故居。

朱楓烈士的孫女朱容瑢，講起奶奶的家世：出身浙江富裕家庭，琴棋書畫、金石篆刻無一不精，能說一口流利英語。“她本可以做一個養尊處優的名媛，但她選擇了另一條路，成為堅貞不屈、血洒寶島的革命烈士。”

去年以來，隨著電視劇《沉默的榮耀》播出，朱楓烈士在台灣、舟山的英雄事跡廣為人知。然而，鮮有人知，此前為支持革命事業，朱楓一次又一次捐出個人資產，被同志們譽為支援革命事業的“紅色錢櫃”。

1938年初，我黨開辦的武漢新知書店經費嚴重不足，朱楓變賣家產捐款支持。1939年初，為幫助台灣愛國志士籌建“台灣抗日義勇隊”，朱楓再次捐資。1940年，當朱楓得知桂林新知書店總店沒有資金印刷抗日刊物時，立刻將祖傳的3克拉鑽戒換得3200元，捐給組織……

這枚3克拉鑽戒，是朱楓外婆的遺物，“傳女不傳男”。“當年爺爺奶奶不止一次憧憬，勝利之后，兒子長大了，將這枚鑽戒戴在兒媳婦的手上……就是這樣一個傳家寶，在革命需要時，奶奶也是毫不猶豫地拿出來了。”朱容瑢動情地說。

錢！多少人繞不過去的關隘，多少人失足墜落的懸崖。然而，在朱楓眼中，革命的經費毫厘不佔，自家的財產千萬可捐。

朱容瑢，如今擔任國防科技大學思政課指導老師、中華英烈褒揚事業促進會“薪火”紅色宣講團成員。一場烈士事跡分享會上，她展示了一張照片——

大屏幕上，一個10歲的小男孩站在船邊，一位身著旗袍的女子正彎腰叮囑。朱容瑢指著照片說：“這是我父親見奶奶的最后一面。奶奶跟爸爸說‘媽媽很快就回來了’，這句話在我父親耳邊縈繞了一生，奶奶卻再也沒有回來……”

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正中昂然屹立一塊長14米、高4米的紀念碑。

一位紀檢監察干部凝望碑身，對記者說：“我們黨的歷史，就是無數革命先烈舍出一切乃至生命的歷史。革命前輩能‘守住’，也能‘舍得’，今天的我們應該怎麼做？”

蒙蒙細雨中，記者和他一起，誦讀背面的碑銘——

“夫天下有大勇者，智不能測，剛不能制……此其志甚遠，所懷甚大也。所懷者何？天下有飢者，如己之飢﹔天下有溺者，如己之溺耳。”

“風蕭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敗，或囚或歿，人不知之，乃至隕后無名……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來兮精魄，安兮英靈。”

“長河為咽，青山為証﹔豈曰無聲？河山即名！”

“我”關不過，何以明志

八寶山革命公墓，一方墓碑有些特殊——

“中國共產黨黨員……過去曾為革命做過許多工作”。沒有入黨時間，沒有光榮履歷，語焉不詳的幾行字，像刻意留下的謎。

記者蹲下身，指尖拂過碑面。一位掃墓的老人說：“這碑在這兒幾十年了，不知道是誰，但知道是個了不起的人。”

幾經追尋才知道，墓主人叫閻又文，北平和平解放的幕后功臣。他在傅作義身邊潛伏多年，連家人都不知他的真實身份。那行模糊的碑文，不是疏忽，是組織為他守了數十年的秘密。

“過去曾為革命做過許多工作”——具體做了什麼？墓碑沒有細說。可恰恰是這一點，讓記者想了很久：一個人要有多麼強大的信念，才能深藏功與名一輩子，連家人都不知道？

帶著這個問題，記者走進國家博物館。在這裡，李大釗烈士給出了答案。

照片上，就義前的李大釗神情平靜，目光坦然。他在北大任圖書館主任時，月薪240塊大洋，這在當時是極高的收入，但家中常常揭不開鍋——他把三分之二的工資都用於革命事業。1927年，他走上絞刑架，對敵人說：“不能因為今天你們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

為了信仰，李大釗慷慨捐軀。捐軀，意味著把自我完全舍棄。

在青藏公路紀念館，記者看到了一把鐵鍬，鍬把上刻著“慕生忠之墓”。1954年，慕生忠受命修建青藏公路。他在自己的鍬把上刻下這5個字，說：“如果我死在這條路上，這就是我的墓碑。”

他不是在說狠話，是真的用生命筑路。長路漫漫，他帶著戰士一鍬一鍬地挖，一步一步地量。高寒缺氧，物資匱乏，隨時可能倒下。日復一日，與死神同行，他把“小我”刻進了天路，實現了永恆的“大我”。

很多時候，人與人的差距不在能力，在一顆初心。

在許光達大將的故居，記者聽到這樣一個故事——

1960年困難時期，他的四哥和六弟從湖南來北京投奔他，想在飢荒中找條活路。當時裝甲兵司令部剛作出規定：親屬探親隻准住3天。許光達不僅沒有動用權力給兄弟安排工作，連多住幾天都不行。妻子出面勸返，兄弟二人僅住了兩天，就踏上了返鄉的列車。

許光達掏出家中僅有的糧票塞進他們的行囊，又買了兩張火車票，送他們上車。六弟在返鄉途中病倒在安陽火車站，許光達聞訊將他接回北京送醫，當晚搶救無效去世。醫院解剖發現，死因是長期飢餓導致胃萎縮。許光達沉默良久，隻說了一句話：“我是共產黨的官，不是許家的官。”

革命征程，雄關漫道。為什麼共產黨人能夠“過關”？很多人在追尋答案。

2019年3月22日，習主席同意大利眾議長菲科舉行會見。菲科向習主席提出了一個出乎意料的問題：“您當選中國國家主席的時候，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

習主席的目光沉靜而充滿力量。他說：“這麼大一個國家，責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艱巨。我將無我，不負人民。我願意做到一個‘無我’的狀態，為中國的發展奉獻自己。”

“我將無我，不負人民”——這8個字，是一代代共產黨人“無名、無利、無我”的永恆價值追求！

記者手記

自我革命必須“過關”

“我今天給大家講‘過關’問題。”1949年，南京解放后，鄧小平同志來到第二野戰軍軍事政治大學，語重心長地說：“古代有關雲長‘過五關斬六將’，今天的革命青年要過的‘關’無數……問題是有的過得去，有的過不去。”

時至今日，共產黨人、革命軍人眼前的“關”，又有很多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新特點。但無論何時，自我革命這一“關”是必須要過的。過好這一“關”，需要我們以革命前輩為榜樣，持續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加強政治歷練、思想淬煉、黨性鍛煉、作風錘煉，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孫興維、李偉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