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為人類軍事史上的戰爭奇跡，紅軍長征在極端險惡的戰場環境中，展現出了成熟的戰術決策智慧。長征中，紅軍的每一次行軍、每一場戰斗，本質上都是在多重矛盾作用下的戰術運用。在敵強我弱、補給匱乏、環境惡劣的條件下，紅軍在攻與守、快與慢、主與次、虛與實等軍事矛盾中把握平衡，以靈活的戰術運用實現了從被動到主動的轉變。梳理、把握這些戰術運用的內在邏輯，既是解碼長征軍事奇跡的切入口，也能為打好現代戰爭提供有益啟迪。

攻與守的運用：以戰略目標為錨的軍事智慧

在軍事行動的基本范疇中，攻與守是一對最為常見的矛盾體，但無論攻守如何轉換，二者都是服務於戰略意圖的手段，其價值判斷始終取決於能否達成核心戰略目標。長征之所以能取得勝利，很大一個原因就在於紅軍把握住了攻守運用的正確規律，摒棄了單純僵化的進攻或防御選擇，在戰略需求的變化中不斷切換攻守狀態。

長征中，紅軍以機動戰為戰術基本形態，通過戰術防御爭取轉移空間，通過戰術進攻打開生存通道，實現了攻守的靈活轉換。比如，在四渡赤水戰役中，紅軍時而以防御姿態阻擊追兵，在機動中規避敵軍主力鋒芒，時而以進攻姿態調動敵人，瞄准敵軍的薄弱節點主動出擊，攻守形態隨戰場態勢及時切換，始終讓國民黨軍處於被動應付狀態，最終成功跳出敵軍的包圍圈。在臘子口戰役中，面對北上通道的天險與重兵防守，紅軍以正面進攻結合側翼迂回的戰術實施攻堅，以局部攻勢保障戰略轉移的整體大局。而對於無顯著戰略價值的陣地，紅軍堅持“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機動原則，不與敵人爭一城一地之得失，讓進攻和防御的重心始終聚焦於保存有生力量這一目標，在攻守的動態平衡中牢牢掌握作戰主動權。

紅軍長征中攻守運用所體現的辯証邏輯與軍事智慧，在當前的信息化智能化戰爭中也同樣適用。隨著各類新興技術、新型戰法的不斷應用，戰場攻守轉換的界線日益模糊、節奏不斷加快、維度極大拓展。在這種情況下，隻有在對抗中動態把握攻守平衡，才能在多域戰場中始終保持戰略主動。在防御維度，要從固守物理空間轉向守護體系核心節點，以分布式機動防御替代靜態陣地防御，依托信息優勢實現防御要素的動態聚合，避免陷入消耗性的陣地對抗﹔在進攻維度，要從兵力毀傷轉向體系破擊，以精確打擊直擊敵方作戰體系軟肋，力求達成“毀其一點，破其全局”的作戰效果。

快與慢的運用：以作戰節奏為綱的張弛有度

紅軍長征中的快慢運用主要體現在軍事行動速度服務於作戰需要、把握作戰節奏上：快是為了擺脫圍追堵截、搶佔戰略要地、創造有利態勢﹔慢是為了恢復戰士體力、籌措糧秣給養、擴充紅軍數量。在這個過程中，快慢本身沒有絕對優劣之分，隻有根據戰場態勢實現快慢相濟、張弛有度，才能在極端險惡的環境中保持部隊的戰斗力韌性，從而確保始終“致人而不致於人”。

在紅軍飛奪瀘定橋中，紅四團需要在緊迫的時間內到達指定地點。他們晝夜兼程240裡，最終趕在敵軍增援部隊之前抵達大渡河西岸，以極快的速度搶佔了戰場先機。在巧渡金沙江時，紅軍快速穿插，擺脫了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實現了戰略轉移中的關鍵跨越。而當暫時擺脫敵軍追擊、處於相對安全的區域時，紅軍會主動放慢節奏進行系統性休整。比如，在遵義期間，紅軍進行了多天休整，完成了軍事指揮體系的調整，還廣泛開展籌糧與群眾宣傳，補充新兵，為后續軍事行動積蓄了人力與物力。

這種張弛有度的節奏，在現代戰爭中依然具有實踐價值。信息化智能化戰爭固然呈現出“快速決策、快速打擊、快速結束”的特征，但速度優勢必須建立在可控的節奏之上。一味追求極速反而可能透支戰爭潛力、陷入戰略冒進。我們可以借鑒紅軍長征中的快慢運用之道，進一步深化對現代戰爭節奏調控的認知與把握，構建“快打擊+慢蓄力”的雙重節奏體系。在戰術層面，可依托高速打擊武器、快速反應部隊與智能化指揮系統，實現臨機快速響應，以速度爭取贏得戰場先機﹔在戰略層面，要重視作戰體系設計和后勤保障布局，以耐心的戰略布局積蓄長期優勢。同時要基於全域態勢感知精准調控節奏，根據戰場態勢在快與慢之間無縫切換，既避免因慢失機，也防止因快失穩，始終將把握作戰節奏的主動權掌控在自己手中。

主與次的運用：以力量分配為核的戰術協同

在復雜的軍事實踐中，主要矛盾決定行動的根本方向，次要矛盾影響全局的發展進程。要達成理想的作戰效果，必須堅持重點論與兩點論相統一。如果主次顛倒，就可能分散兵力、迷失方向，陷入被動挨打的境地﹔如果隻重主要矛盾、不顧次要矛盾，也可能因小失大，讓次要環節的漏洞侵蝕全局優勢。正是基於對這一規律的清醒認知，紅軍在戰場動態演進中把握主次關系，對各類資源進行科學分配，形成了主次協同的作戰部署，實現了有限軍事力量的高效運用。

在作戰實踐中，紅軍始終錨定戰略目標，集中力量於主要方向。例如，為奪取瀘定橋，紅軍兵分兩路，主力沿大渡河西岸直奔瀘定橋，作為主要突擊方向，集中精銳力量承擔核心攻堅任務﹔另一部分兵力沿東岸前進，配合西岸主力行動，掃除敵軍對西岸紅軍的側翼威脅。這種主次分明的兵力部署，既保証了主攻方向的力量優勢，又通過其他方向的配合分散了敵軍注意力。強渡烏江時，紅軍面對“一道烏江系死生”的天險，沒有全線平推，而是選定江界河渡口為主要突破方向，集中精銳突擊隊和有限炮火，形成局部優勢。同時其他部隊突破回龍場、茶山關等渡口，牽制敵軍兵力與火力，多點撕開防線，最終突破烏江天險，為進佔遵義、召開遵義會議創造了條件。

紅軍長征中的主次協同智慧，對現代體系作戰具有重要指導價值。信息化智能化戰爭是多域聯動的體系對抗，作戰要素繁多、戰場維度多元。在這種情況下，資源配置的精准性直接決定著作戰效能的釋放。為此，首先要堅持重點論，集中優勢力量打擊敵方作戰體系的核心樞紐，以使關鍵節點癱瘓帶動全局體系瓦解，避免平均用力、全線出擊﹔其次要兼顧兩點論，以其他方向的佯動、牽制與配合，為主攻方向創造有利條件﹔最后要把握主次轉化的動態性，隨著戰爭演進及時調整戰略重心，在多域戰場中靈活切換主要作戰域與次要作戰域，始終以資源的最優配置服務於核心戰略目標。

虛與實的運用：以戰略主動為要的以謀制勝

虛與實是軍事謀略的兩個重要方面，虛是示形、佯動、戰術欺騙，實是兵力、行動、真實意圖。長征中的虛實運用，就是通過虛實結合調動敵人、擺脫被動、掌握主動。需要注意的是，虛不能脫離實而獨立存在，沒有實力支撐的虛張聲勢極有可能被敵軍輕易識破﹔實也不能脫離虛的掩護，沒有偽裝的真實意圖會讓敵軍提前作好防備。彼時，紅軍在總體兵力、火力均處於絕對劣勢的條件下，之所以能屢屢跳出敵軍的包圍圈，關鍵就在於指揮員深諳虛實相生的辯証之道。

四渡赤水的作戰歷程，就是虛實相生戰術的經典實踐。紅軍三渡赤水后，故意擺出北渡長江的姿態，吸引國民黨軍向川南地區集結，隨后四渡赤水折返向東，佯攻貴陽，迫使蔣介石急調滇軍前來“救駕”。這一系列戰術動作，完全打亂了蔣介石的圍堵部署，為紅軍西進雲南創造了寶貴的戰略窗口。在之后的巧渡金沙江中，紅軍的作戰行動同樣起到了虛實結合的效果。在渡江之前，毛澤東經過實地勘察后，決定在洪門渡、龍街渡、皎平渡附近渡江。這一決定使中央紅軍的渡江點增多，既可分散追敵，又增加了渡江成功的可能性。之后，紅一軍團繼續“引敵人向西”，將大部分國民黨軍吸引至元謀方向。此時，蔣介石雖認定中央紅軍“渡金沙江無疑”，卻始終弄不清中央紅軍究竟在哪裡渡江，始終處於被動追趕的狀態。最終，紅軍憑借著虛實相生、以謀制勝的軍事智慧跳出了敵人的圍追堵截。

虛實相生的謀略精髓，在信息化智能化戰爭中被賦予了更豐富的內涵，成為掌握戰場主動的重要方法。現代戰爭的虛實對抗，已經從傳統的兵力佯動拓展到信息域、電磁域等多維度，各類戰術復雜度大幅提升。做好現代戰爭的虛實相濟，一方面要強化“以虛亂實”的謀略運用，依托電子欺騙、網絡佯動等手段，多維度制造虛假態勢，誘導敵方產生誤判，掩蓋己方真實作戰意圖﹔另一方面要堅持“以實擊虛”的打擊邏輯，在虛實掩護下精准識別敵方體系漏洞，集中力量實施突破。同時，要適應信息化智能化戰場的快節奏，實現虛實戰術的快速迭代與動態轉換，從而讓虛實之道在現代戰爭中更好發揮制勝效能。（李書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