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軍長征過程中，各路部隊雖轉戰千裡、彼此缺乏聯絡，但都自覺置身於整個中國革命的全局中，不分主次、不計得失，寧可犧牲自己，也要“多背些敵人過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為了確保黨中央安全轉移，減輕中央紅軍壓力，無論是紅四方面軍兵出嘉陵江，還是紅二十五軍走出鄂豫皖，都在不同程度上調動敵人，有力策應了中央紅軍的長征。反觀戰場上的另一方國民黨軍，內部派系林立、相互提防，很難形成合力。而紅軍則利用敵人這個弱點，在敵軍各支部隊間穿梭自如，成功突破數倍於己的敵人的重重堵截。可以說，正是因為紅軍具備極強的大局意識、團結協作觀念，才最終實現勝利會師，迎來中國革命的嶄新局面。

1935年7月，已經在陝南建立起相對穩固革命根據地的紅二十五軍，獲知中央紅軍同紅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並即將北上的消息。為了迎接黨中央北上，徐海東等紅二十五軍領導同志定下決心：“即使我們這3000多人都犧牲了，也要把黨中央和紅一、紅四方面軍迎接過來。”隨后，他們毅然決定西征北上，主動切斷西蘭公路，牽制大批敵軍，減輕了中央紅軍的圍堵壓力，用實際行動詮釋了顧全大局的錚錚誓言。

中央紅軍抵達陝北后，一度物資匱乏、處境艱難。徐海東毫不猶豫地從7000塊大洋部隊經費中拿出5000塊大洋交給黨中央，並籌措御寒衣物、藥品，幫助中央紅軍解決過冬的燃眉之急。“我們就是不吃、不穿、挨凍受餓，也要支援黨中央”。可見，在紅軍將士心中，想到的從來都不是個人利益、局部得失，而是將整體利益、革命全局放在首位。

長征途中，面對嚴酷的戰爭考驗和惡劣的自然環境，紅軍官兵們都能不計得失、顧全大局，甘願犧牲奉獻。1934年10月，紅二、紅六軍團在貴州木黃成功會師，賀龍下令把馬匹、糧食、草鞋優先補充遠道而來的紅六軍團﹔任弼時抽調一批政工干部充實對方隊伍，兩軍互通物資、互派骨干。這種不分彼此、患難與共的可貴品格，成為紅二、紅六軍團一次次突破困境，走出烏蒙山區的強大底氣。1935年5月，中央紅軍在會理休整時，部隊下發的銀元津貼，不少戰士分文不留，悄悄放到傷員的擔架上，希望這些錢能為負傷戰友多留一線生機。草地行軍期間，有的戰士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難以走出沼澤，便將身上的衣物脫下來放在一邊，為的是留給后續趕路的戰士穿上御寒。他們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把戰友安危、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用朴素的行動，詮釋出什麼叫甘苦與共、生死相依。

回望近百年征程，顧全大局、團結協作、甘於奉獻，是人民軍隊自誕生之日起就形成的優良傳統。習主席指出：“必須牢固樹立高度自覺的大局意識，自覺從大局看問題，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擺布，做到正確認識大局、自覺服從大局、堅決維護大局。”今天，面對個人利益得失、任務分配、崗位調整等現實考驗，依然需要我們牢固樹立大局意識，破除本位思想、摒棄功利心態，自覺站在全局高度看待問題、分析問題，以高度的責任感完成黨交付的每一項任務。

奮進強軍新征程，越是任務艱巨、前路坎坷，越要發揚顧全大局、團結奉獻的精神品質，樹立大局至上的政治自覺。面對崗位分工、職責調整，要擺正公私觀念，自覺看淡個人得失、打破小我格局，像十八軍官兵聞令進藏那樣打起背包就出發，始終以組織需要為使命所向，真正做到黨叫干啥就干啥，不講價錢、不提條件、不患得患失。要發揚團結協作的集體主義精神，日常工作中少一些推脫計較，多一些補位補台，同心同德、協力同行，共同攻克難關。要砥礪甘於奉獻的擔當情懷，涵養“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把每一項任務都抓實抓細，將每一個崗位都當成磨礪自我的“磨刀石”，擔當盡責、篤行實干，在奉獻中實現個人成長與強軍事業的同頻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