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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党全纪录—还原、再现与揭秘

贾 永、王玉山

2011年06月30日08:51    来源:新华网     手机看新闻

  


    5月15日在上海兴业路拍摄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在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修缮工程已于近日提前竣工,并将于5月20日正式对外开放。中共一大会址位于上海兴业路,是具有20世纪20年代上海民居风格的石库门楼房。纪念馆内有出席一大会议代表的蜡像,以及建党时的珍贵文物、文献等数百件展品,会议室家具均按原样仿制。新华社发(郭长耀 摄)

   引子

  7月的上海,正是一年中最闷热的时候,1921年7月23日,这天的《申报》在题为《夏令卫生要诀》的小文中特意提醒市民注意防暑。

  环境幽僻的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座一年前夏秋之间刚刚落成的小楼前,一片绿油油的菜地长势正旺。

  华灯初上,马路边摇着蒲扇纳凉的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阑珊路灯下那些匆匆闪进这幢石库门建筑的身影。

  远东第一大城市渐渐沉寂在茫茫夜色中。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平常的夏夜,在这幢小楼中开始的一次会议,将深远影响着未来中国的历史走向。

  山雨欲来——

  一本印错封面的《共产党宣言》悄然面世

  一个游荡于欧洲的“幽灵”来到古老中国

  一本发黄的小册子,32开,56页,竖排。红色的封面上印有马克思半身肖像,一行小字标注“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书名为《共党产宣言》。

  出版时间:“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译者:陈望道。

  “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最早的中文译本。”中央编译局原局长韦建桦说。

  一个在欧洲游荡的共产主义“幽灵”,终于来到东方的中国。

  1848年,当远在英伦的马克思、恩格斯出版这本小册子的时候,中国的门户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早已洞开。古老的帝国彻底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更名为《新青年》的这本杂志,每期的编辑费和稿费总共不过200块大洋,却仿佛一道闪电,给沉闷的夜空带来了一声惊雷。

  在题为《敬告青年》的创刊词中,陈独秀充满激情地对中国青年提出6点希望: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时年36岁的陈独秀,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而此前的1914年,借用家乡的独秀山作为笔名的陈独秀,在日本见到了小他10岁、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

  陈李相逢,为7年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大业,埋下了历史伏笔。

  “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宣示一个古老民族的青春梦想。

  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北迁。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批知识分子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也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也就在这一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彷徨和迷茫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庶民的胜利》的演说。这篇著名的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刊登在1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李大钊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现场聆听李大钊演讲的众多青年人中,就有时年25岁的毛泽东。

  中国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悄然间发生深刻变动。到1919年,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200多万人。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成为继知识分子之后,近代中国又一重要的社会力量。

  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列强把持下的所谓“和会”,不仅拒绝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提出的合理要求,反而将德国此前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

  消息传来,举国哗然。5月4日,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空前的学潮,引发了一场漫卷全国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南京政治学院教授何怀远说。

  刚刚经历了五四运动的读者们很快发现,这时的《新青年》杂志,整本都在介绍一个学说——马克思主义。

  “到了1920年,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6年后,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蔡和森、瞿秋白、李达、恽代英、邓中夏……那一时期,有多少觉醒的青年人像毛泽东一样迅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因领导学生向当局示威请愿,22岁的周恩来被捕。出狱后,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他在给觉悟社社员的一封信中写到:“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是年早春,应上海《星期评论》之约,留日归国的陈望道回到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在老家的一座柴房里,开始翻译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译著——《共产党宣言》。

  这个早到的春天,注定要为日后的中国留下一抹浓郁的春意。

  也是在这个早春,为躲避军阀政府的迫害,出狱不久的陈独秀由京秘密转沪。在掩护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就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事宜——历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由此而来。

  陈独秀致信李大钊,问应该给新成立的政党取个什么名字?李大钊回信:“叫共产党!”

  而今,在北京的一所俄式建筑里,中央档案馆珍藏的陈独秀与李大钊当时的通信,墨迹犹存。

  这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发行,首印1000册,很快脱销。当时,“幽灵”被译为“怪物”。因疏忽,封面上的“共产党”错印成了“共党产”。

  1975年1月,84岁的陈望道应邀到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参观,工作人员拿出几种早期版本的《共产党宣言》,请他帮助鉴定。老人在其中一本红色封面的译本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说:“这才是最早的一个单行本,现在也可以说是革命文献了。”

  “因为首版的书名有误,这年9月,又加印了1000册,标题更正了,封面也改成了蓝色。”陈望道之子陈振新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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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子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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