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进入嫩江平原

2010年04月28日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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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伤员同志及老王头等告别以后,我和交通员工就离开了朝阳山的森林。穿过了朝阳山几条大岗上的草原。幸好没有下大雨。小河流和小沟子我们都跨过了。走了一天,傍晚,我们到了山边。在那面有一条不宽的树林。我们在树林里做了饭,吃饱了,交通员把背包插(藏)在树林里,打算一夜走出山外。这地点恰好当时还没有日本武装移民开拓团,可以走得出去。交通员告诉我这儿坏人和特务很多,要十分警惕。他说:“我在前面走,你紧跟着我。”我把驳壳枪顶着火,把那副镜框坏了用线缠了又缠的眼镜擦亮了,离开有一箭之远,紧跟着交通员,夜露正浓,我们走出了森林。

  下了山坡,不久,我们走进了一片漂筏甸子。漂筏上的草已经可以没人。我们在漂筏上行走,红色的污水有时深没腰部,有时可以没胸,我们只能举着枪走过去。我们往前走得很慢。黑龙江北部的夏夜,只有六七个钟头黑夜就过去了。已经是半夜了。从朝阳山到山边已经紧张地走了一天,现在从山边到山又走了半夜。我们行进在漂筏甸子中,疲劳又觉到紧张,紧张又觉到疲劳,如果没有坚强意志,那就只能沉没到漂筏甸子下面去。我们一步快一步慢地在漂筏甸子走着。漂筏甸子里的水声哗哗地响着。月光斜照漂筏中行进着的我们,不时浮云过来掩住月亮,洒下一阵凉雨。草上的浓露和飘来的凉雨,虽然是夏夜,使我冷得发抖。我从头到脚全部湿透。蚊子像云一样密集在我的身旁,使我挥舞着双手也不能解除它的进攻。我们坚强可爱的交通员,鼓励着我,使我更加坚强起来。他说:“很困难吧?前面很快就到大道了,不要急,天亮以前我们一定能走出漂筏到达前面村庄。”

  在困难的行进中,我坚定地前进着,脑袋里浮想着许多往事:我想到十三年前大革命时代,那时候我还是一个青年的大学生,我在红旗面前宣誓,一定要为党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我想到,当我还是一个年青的大学生的时候,专攻数学物理,一方面想成为一个红色的学者,另一方面想成为一个革命的职业家。1930年在北京的监狱生活,使我抛弃了想当红色博士的幻想,而彻底走向革命职业家的道路。九一八前,到了哈尔滨,虽然在大学里当数学教授,但我完全把我的身心交给了党和革命。九一八后,我艰险地进行地下工作,到各地去创建游击队,到汤原、珠河,出生入死,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而斗争。我想到1934年和雯,我的爱人和孩子的别离,做党和群众的组织工作、武装队伍的工作。战斗、负伤、生病,一直钻进到小兴安岭,夏天和冬天,冰天雪地和蚊吮血透衫的露营生活,自己觉得已经是坚强了,但觉得还要再坚强一点。我坚信祖国一定能得到独立,人民一定能得到解放,革命一定能得到胜利。是的,胜利还不知道何时来到,敌人还不知道何时能被消灭和逐出,困难和艰难还在前头,我还得坚强一些,一定能够克服而且必须克服它。我想到老鲍、老崔、小徐,自己觉得有点痛苦,有点悲哀。我想到老鲍和老崔的惨死,我也许会有一天血洒在兴安峙上。为了党,为了革命事业,血洒在兴安岭上也是值得的。自己决意克服一切困难艰险,万一要流血牺牲,也把自己的鲜血来灌溉革命的红色花朵。

  我们在漂筏中挣扎着前进。远处飞来鸡叫声、犬吠声、或明或暗的灯光。当我们走出漂筏,走上一条大车道,走过一顶小桥,东方已经鱼肚白色了。我们离开了大车道。走到田间的一条人行小路上去。满天起了大雾,路一点儿也看不出去。交通员说:“像你这样戴着花镜,说话又是南方口音,在屯子里走是不行的,很容易暴露,如果碰着敌伪军警那就很难办了。”他要我隐藏在已经长得很高的玉米田里,他去找部队和地方同志,找到了再找我,就这样他独自去了。

  我急速地走进玉米田里。那时候已经是阳历7月份,田野里的玉米和高粱已长得比我高了。玉米和高粱都已经吐起穗,发出清香的气息,大豆地长得很好,我完全陶醉在祖国这样美好的田野里。我们祖国是多么美好啊!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虽然已经走了一天一夜,但此刻还是很紧张,没有使自己松懈下来。我用耳朵注听着从玉米田外飘来的一切声响。经过一个多钟头,交通员很快就找着部队,带了几个战士来找我,招呼着我。我急速地走出玉米田,迎着交通员。他说:“很好,队伍昨天晚上在这岗上住着。”我跟着交通员就到部队去。

  小兴安岭西麓的日本武装移民开拓团,主要布置在滨北路以东和北黑路铁路线上。德都和讷河的沿山还没有这些开拓团。我们是在1933年开始在这一带打游击战争的,所以,敌人的三光政策和集团部落政策还没有来得及布置。山边上个别的小房是被烧掉了一些,但是,沿山还星星落落地有些老百姓居住着。我们所到的地点是在讷河的龙河镇以东的农村里。龙河镇是个小镇,大约只有一二百户,但镇上驻有日伪军警,不时出动到附近的屯子里去骚扰,最讨厌的尤其是一些便衣特务,敲诈勒索,老百姓最恨他们。这儿是一个新开辟的游击区,队伍和地方的群众关系很好,但地方党和群众的组织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开展,而且根据指示也不打算在那儿建立根据地和开展根据地式的群众工作。只是在龙北特委领导下,在这地点建立了极秘密的地下工作,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部队只有夏秋青纱帐起的时候,才能在那一带活动。青纱帐割倒以后,部队必须离开,因为那面都是些大平岗,再往西这是平原地带,庄稼割倒以后,一无隐蔽的地点,像我们这样枪支子弹都缺乏的孤军,面对着优势的敌人是很难坚持下去的。到了冬季,只有突击式的深入到山边,忍受着部队的损伤,在群众忘我的精神支援之下,才能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当时,敌伪还宣传着在秋收以后要实行推大沟(三光政策)、归大屯(集团部落政策),人心是皇皇不安的。我们当然也宣传反对敌人推大沟归大屯政策,但我们没有地方党和群众的组织工作,部队秋后又必须离开,所以,没有法儿领导群众所迫切要求的斗争,陷于无可奈何的境地。

  我在一个小村庄的一座小马架的门口,见着了王明贵、高禹民和王钧等同志。他们在那儿迎接着我们,我的来到使他们感到非常高兴。瘦弱的高禹民同志,在屯子里活动了一个时期,看来不像在山里那样饥饿和困难,已经不那么瘦削,脸上已经有点红光了。他眼睛很大,有力。王明贵和王钧同志,是饱经风霜、久经战斗的指挥员,他们对于现在的处境仍是泰然自若。据侦察员的报告,龙河镇及其附近的敌人据点,没有新增加敌人,也没有异动。所以,他们决定不去蹲青纱帐,布置好了步哨,队伍白天就在这个屯子驻下。我向他们了解了一些情况以后,就睡觉去了。一天一夜的紧张和疲劳在我的睡梦中消失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六点钟了。我到每一座房子里去看望了我们的指挥员和战士。他们很多人都认识我。很多都是我们多年在一起艰苦奋斗的同志。我们紧紧地握着手,我用毛泽东的名字来鼓励他们坚持抗战。队伍是不能离开群众的。群众是队伍的母亲。队伍在群众中可以增加新生的力量。我在他们之中看到一些新的战士。新战士都是从屯子里新参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都不像我在山里见到的那样因长期的饥饿寒冻而显得瘦削而萎靡。他们深入群众一些时候了,生活情况有所改善。在群众中也容易耳闻目见敌人的残暴和群众的痛苦,这就更加强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战斗意志,他们的战斗精神是旺盛的。晚饭以后,部队就转移到另外一个屯子。我这样随着部队,在德都、讷河的屯子里活动了一个月。

  每到傍晚时分,部队根据侦察得来的情况,从高粱田或者玉米田里走出来,包围了一个屯子,搜索着进入到这个屯子里。如果屯子里敌人的特务想逃跑,我们就予以逮捕,潜伏在屯子里的特务,我们也会找得出来,群众会告诉我们。通常我们是在群众中审判这些特务。在这样青纱帐起的时候,个别的敌伪军警是不敢在屯子里住下的,我们也没有碰到他们。当我们进入了屯子,我们就紧张地进行工作。政治部的政工人员向群众作口头宣传,宣传只有抗日救国才有出路。有时,我们战士们也演出活报剧,揭露敌特的贪婪和残暴,鼓舞群众的斗争。也唱一些抗日的歌曲和说一些相声,群众不但很愿意来看我们的演出,还学会了唱很多抗日歌曲。他们还为战士们补洗衣服,向我们诉苦,称我们为红军、抗日军,中国军队。他们拿出自己所有的来给我们,我们都再三的谢辞。我们的部队纪律和群众纪律是好的。群众热爱着我们的部队,把我们看作他们自己的子弟兵。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在群众中有许多老头儿和老太太,他们把我们看作是自己的儿子。我们有病的队员就在他们的爱护和服侍下恢复了健康。部队的军事人员在进入屯子以后,就紧张地布置侦察工作和队伍的供给工作,了解敌人的情况,布置队伍的行动,有时也派出一部分小的队伍去解决个别的特务和坏人,进行小的战斗。我和高禹民等同志则讨论和部署地方工作。

  有时敌情容许,我们就在屯子里第二天再住一天。通常是到天将拂晓的时候就离开屯子。有时为了避免敌人发现,出了屯子明往东走,反过来往西走。走向我们预定的大片的高庄稼地。走到田边的时候散开脚踪,跨进庄稼地。战士们紧张地劳动。挖出防御工事来防备敌人的进攻。然后,战士们就在垄沟里睡觉。到了上午战士们睡足以后,接着紧张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学习就开始了。上政治课,开党的会议、士兵会议,瞄准射击,练习军事动作,讲游击战术、战斗故事,整理自己的内务、擦枪、上识字课,我们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就这样在军事、政治和文化上提高自己。如王明贵同志,他本来是个文盲,但是他在部队上扫了盲,达到了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有些老战士,虽然年纪大了,识字困难,但他们还是孜孜不倦地学习。我们在高庄稼地里活动着。我们的纪律是不许踩踏庄稼。有时下起大雨来,我们就用油布张起来躲雨。油布没有那么多,就只能在大雨下淋着。有时太阳很烈,我们非常口渴,但没有水,我们就把地挖深取水。这里不像冀东平原可以作地道战,因为地下两尺多就有水、不能挖地道。

  曾经有过这样情况,敌伪军知道了我们在龙河镇一带活动,就集中相当的力量,把龙河镇和附近的屯子整个地圈起来,所谓“圈街”,把老百姓赶去一个一个地并列和间隔着向前推进,来搜索这许多高庄稼地。一队一队的伪军跟着老百姓,而大队的日军在路口,有时在汽车上望着。群众事先报告了我们这一情况。情况对我们是非常紧张。面对这样优势的敌人,我们尽量避免战斗,因为这不仅会给部队以损伤,而且这样许多群众,男女老幼,如果一打起来,他们就会遭受很多的伤亡,我们是不忍心这样干的。但我们又脱离不了这样的局面。部队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从高庄稼地里转移到低矮的豆地里,伏在豆地的垄沟里。并列的群众大队过去了,他们并不是没有看见我们,他们就在我们身旁过去,他们爱护我们,不愿意把我们暴露出来,这是红军、抗日军,祖国的部队呵!他们招呼着:“这儿没有什么!”就这样过去了。接着伪军的大队也在不远地方过去了。伪军也不是不知道我们在那儿匐伏着,也是叫嚷着:“这儿没有什么!”他们是为了怕打起来,他们也活不成。日军还在那面张望着,一切都这样平安地过去了。据同志们告诉我,这样的事情不只一回而是常有的,每次都是这样平安地过去了。敌人枉费心机。

  我检查了龙北特委领导下的工作,听了他们的汇报。他们在短短的时间内,在敌人严厉的统治下,做了不少工作。特委书记尹子奎和在特委工作的女陈(朝鲜女同志)乔装着夫妇隐藏在讷河县城附近的沿江的屯子里。还有曾经在下江特委担任过特委宣传部长的小方同志也在龙北特委工作。他们活动在黑龙江北部的城市和乡村中。他们在讷河县城、拉哈站、齐齐哈尔及克山、德都、北安、林甸等县城,都有一些地下组织和关系;在各地乡村里也是同样情况,并且组织了脱离生产的青年义勇军和半脱产的农民自卫队。后来由于叛徒的告密,1940年冬遭受了破坏,上述同志大部分都被捕,尹子奎和女陈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下落。我是如何怀念着他们,据说小方被捕以后越狱出来,但听说后来又牺牲了。

  我在讷河的游击中,使我不能不怀念到离别已经六年的我的雯和孩子。还是在1934年的秋天,我离开了他们,到游击队去。雯还是只有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子,离情缠绵,别愁萦乱。我的大女儿囡囡,还只有两岁多,刚会走路,她伶俐可爱,但还不知道别离的愁苦,只会天真地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的小男孩出生才几个月,是白胖可爱的小男孩。我和雯相约十年十五年内再相见,相见时大家无愧于革命,再相团聚。在哈尔滨偏脸子的一座小房里,我们互相期约和誓言。她含着眼泪送我到门口,我戴着帽子大踏步地离开了住所,上火车,后来就进入珠河县的抗日根据地,参加了游击战争。开始一时期,我还知道她们一点消息。我离开哈尔滨离开她们一个多月以后,这是 1934年11月,她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南方故乡。第二年, 1935年7月,她到上海中央局去接关系,由于党组织被破坏,她被捕了。好像听说她出狱了,听说她在一个学校教书。她的命运如何?孩子们的命运又是如何?我简直无法想下去。1935年以后,关于她们的消息就完全没有了。起初,我还是那样痛苦地怀念她们,但是后来紧张的党群工作,残酷的战斗生活,饥饿,寒冷,负伤,疾病,使我没有可能去怀念她们,这样就忘却了她们。四五年来血和火的战斗中,我也不可能给她们去信。这次来到了讷河,还有可能寄信,多年的苦念推动我去写一封信给她们。写什么呢?我对于她们的情况久已不知道了。我只能在信上告诉她们:我还活着。按照别离时约定的密语,鼓励她政治上继续进步,要忠实于党和革命事业,继续努力工作。信往哪儿寄呢?就往故乡寄信吧;能不能收着那谁知道呢!我就这样把信托老乡寄了。当然,这封信是得不着回信的。也确实不可能有回信,也没有回信的地址,确实也没有接着回信。解放以后当我们夫妻重见面的时候,才知道这封信她们确是接到了,也起了巨大作用。雯在监狱里出来以后长期找不到党的组织,因而一个时期意志消沉,这封信确实起了大作用,使她振作起来,很快找到了新四军和党的组织,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的各种工作。

  黑龙江北部的秋天比全国任何地方都来得早,还没有到八月中秋节,已经到了深秋时分了。有些地方下了白露和浓霜。夜来的虫声已经不像前些日子那么嘈杂。庄稼已经成熟了。远山黄一块绿一块,红一块,紫一块,像织的绵绸一样。在遥远的东山里,秋天比农村还来得早一点,树叶已经开始枯落了,那面烟雾缭绕。秋天到了,庄稼快收割了,老乡们笑了,但这却是惨痛的苦笑,老乡们看到收割后将是逼索出荷粮食,接着就是烧杀归屯。对我们队伍来说,深秋来到了,残酷的斗争开始了。再过十天半月,庄稼割倒以后,我们就无法利用青纱帐来做隐蔽了。队伍必须离开这些地点。部队的领导同志当然为这个问题发愁,但是,革命的队伍永远是乐观的,这几年来的残酷战争把他们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本章节选自《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责编:王赟(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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