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3 参座开大差

2010年04月29日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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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长征途中,曾发生过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开大差”的重大历史事件,至今回想起来令人不寒而栗。究竟是怎么回来,让我们从头道来。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为了攫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一次又一次地挑起事端,与中共中央发难。而中共中央始终采取十分忍耐的方针,与他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他的卑鄙图谋。他气急败坏,个人野心恶性膨胀,蓄意制造了一起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密电”事件,企图以“武力解决中央”,迫使叶剑英参谋长随同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军委纵队“开大差”,先行北上。而造成这种“分离行动”完全应该由张国焘“负绝对的责任”。这是历史的公论。

  但是,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却诬蔑“毛泽东等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红军的分裂”,竭力否认他所发出的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不料,70年过去了,公正的历史,无情的史料,却扎扎实实地嘲弄了这位善说谎话的历史罪人。

  8月18日,在危难之际受命担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亲率右路军先头部队,从毛儿盖地区出发,经草地向班佑前进。后来,他在《长征的艰险历程》一文中,回忆起过草地的艰难情景,深情地说:

  那时候,张国焘不愿意北上,他闹分裂,从理论上讲,徐向前、陈昌浩的认识都一样:北上抗日才是出路。但是,讨论该不该采取北上行动时,徐向前、陈昌浩两个争辩,徐向前赞成北上。

  过草地的时候就更加艰苦了。当时,红军分成左右两路行动,我们在右路,张国焘在左路。从毛儿盖出发时,陈昌浩强调困难大,草地走不过去,我说我愿当开路先锋。毛主席支持我。我和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找了一位向导叫老李,向他调查行军路线,问他过草地怎样走,需要多少时间,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我们调查清楚以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召集徐向前、陈昌浩和我几个同志开会研究后,决定让陈昌浩给我带两个团。那时,一军已经走了,我带两个团为中央、军委机关和右路军开路。草地天气变化无常,一会儿睛、一会儿阴,一会儿又下起大雨,把人淋得浑身透湿。到处是沼泽,走路要踩着草蔸,要不陷进泥沼里,就出不来了。我当时带着病,踏着一窝一窝草前进。到了后几天,干粮吃光了,饿着肚子走一点力气也没有,许多人在草地倒下了。走了近十天,终于走出草地,到达班佑,住在牛屎房子里,这是过草地以来第一次住上房子,大家都很高兴,好像到了“天堂”一样。

  在叶剑英率领右路军先头部队向茫茫草地进发后,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该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物资十分匮乏,民族矛盾不易解决,大部队长期在那里活动,将遇到极大困难;红军一旦深入之后,敌人将在黄河东岸构筑重重封锁线,切断与全国革命运动的联系,“将遭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向”。并号召“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以工农红军特有的英勇,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歼灭敌人,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立巩固不拔之基础”。

  为了迅速占领洮河东岸的战略要地,林彪于8月21日率领红一军第二师从毛儿盖地区出发,经腊子塘、色既坝等地,向班佑开进。22日,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与前敌总指挥部随第三十、第四军北上。23日拂晓,红一军主力北上。军委纵队、红三军、红军大学随后跟进。当时,周恩来病重,随红三军团行动。

  8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主要精神,敦促张国焘与朱德、刘伯承迅速率领左路军东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

  但是,张国焘仍然迟迟不动。8月31日,他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西固不会是敌空隙,敌已有备。一、三军单独深入夺取,不能制敌,反为敌制”。“五军、九十三、二十五师共七团,须三天后才能到班佑。”左路主力“即放弃所有医院赶进,亦须十四号才能到达班佑。”仍不同意左路军东进。

  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了敌情,再次要求左路军迅速东进,向右路军靠拢。并强调指出:“目前情况极有利于向前发展”,“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线一般空隙(虚),无多敌,仅十二师及鲁大昌部或在此,但碉堡未成。”“于学忠仅一部在两当、徽县设防”。“消灭了四十九师后,胡宗南更须绕道才敢前进。”“下包座地区去西固,五天左右,去岷州六天,路大、房多、粮足。罗达以东,即完全汉人区域。”“依上情况,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第一步以一、三两军控制罗达地区,四、三十军主力控置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置包座。这样控置了两条平行东向路,并随时可与胡敌五个旅有把握的作战,决不会被敌截断,更不是从间隙偷出封锁线。侯左路军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在中共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的一再催促下,张国焘被迫率领左路军先头部队由阿坝出发,向班佑前进。当进至噶曲河时,张国焘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他借口河水上涨,拒绝率部继续东进,与右路军共同北上。

  9月3日,张国焘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和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方针,提出“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

  朱德和刘伯承坚持要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为了弄清噶曲河涨水的情况,朱德亲自到河边观察,并派他的警卫员潘开文去探测河水深浅。潘开文后来回忆说:

  噶曲河离班佑很近,只要走三、五天就可以与毛主席、党中央会合。但是,张国焘却借口河水上涨,说部队过不去,在噶曲河停止不前。朱总司令在河边看了看,便叫我去试一试河水的深浅。虽然当天下了一点雨,河水涨了一点,但是,我骑马蹚过了河又返回来,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朱总司令看到这种情况后,多次提出要部队过河北上。可是,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张国焘总是按兵不动。

  这样,朱德同张国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后来,据陈明义回忆说:

  在总部的一个帐篷里,张国焘和他的秘书长黄超同朱总吵,要朱总同意南下,态度很激烈。当时我是总部一局一科参谋,不知道他们吵得对不对,但总觉得他们用这样态度对待总司令不对。张国焘还煽动个别人员给朱总施加压力,但朱总一直很镇静,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

  张国焘置朱德、刘伯承的反对于不顾,强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红五军部队返回阿坝,准备南下。5日,又命令位于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主力停止前进,就地“筹粮待命”。

  这时,随右路军行动的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陈昌浩是积极支持张国焘的。他暗中已在进行南下的准备。为了争取陈昌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多次到前敌总指挥部驻地潘州开会,说服他改变态度,坚持党的北上战略方针,放弃南下企图。双方有时争论得很激烈。可是,陈昌浩仍唯张国焘之命是从。

  9月8日,张国焘背着中共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

  同时,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打留(原文如此——作者注),电复处置。”这就充分暴露了张国焘的南下决心已定,部署已定,并企图以“武力解决中央”。

  但是,尽管局势已经发展至此,中共中央仍然对张国焘采取仁至义尽的态度。9月8日22时,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一再劝张国焘“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并具体说明了南下的不利情况。

  但是,张国焘对中共中央的再三劝告置若罔闻,仍顽固坚持其“乘势南打”的错误主张。9月9日10时,他命令倪志亮、周纯全立即部署南下。并背着中共中央,“密电”陈昌浩等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这个“密电”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在紧要关头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党立了大功。

  对此,叶剑英在《长征的艰险历程》一文中作了明确而实事求是地记载:

  大概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九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我借故走出会场,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吏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只有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毛泽东看到这一“密电”后,联想到叶剑英来前两个小时,彭德怀曾经前来谈到中央要提防张国焘:他“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取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因此,毛泽东认为叶剑英拿来的这封电报证实了张国焘确实在搞名堂,需要采取果断措施。他立即同张闻天、博古赶到红三军驻地阿西,同周恩来、王稼祥进行紧急蹉商。大家分析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来张国焘的种种表现,特别是8月以来中央同张国焘之间频繁的电报争论,一致认为张国焘倚仗自己兵多枪多,个人野心恶性膨胀,不仅要凌驾于中央之上,而且已经发展到企图以武力危害党中央。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不仅已无可能,而且会使党中央遭到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为贯彻党的北上战略方针,推动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和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中共中央果断地决定于10日凌晨,率领右路军中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如何顺利将军委纵队带出来,是当时面临的十分艰巨的任务。叶剑英从大局出发,从全党全军的根本利益出发,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决心把军委纵队带出来,绝不能留给张国焘。张闻天、博古临走时,曾劝他快走。他也深知这里有危险。但又想,他一走,军委纵队就带不出来了。他要等军委纵队走后才能走。因此,他回答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他巧妙地利用张国焘南下的电报,以“打粮”为名,先后征得徐向前、陈昌浩的同意,即通知军委纵队,“今天晚上两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接着,又召集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开会,通报了张国焘“密电”陈昌浩,企图危害党中央的情况。并说中央已经到了红三军军部驻地阿西,我们确定今天晚上两点也走,以“打粮”为名赶到红三军驻地阿西,与中央共同北上。他要求大家对准表,严格遵守时间,绝对保密。散会后,他要杨尚昆留下来,商量还有什么事要办,约好明晨在附近的一个磨房会齐,一起赶到红三军军部驻地。尔后,他又办了两件事,第一件,找到作战科的吕继熙(即吕黎平)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第二件是立即给刘志坚发了电报。当时刘志坚任红三军宣传部部长,奉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之命,带领一个几十人的宣传队到驻在包座的红三十军进行慰问演出。叶剑英想到他们,当晚发报,要他们立即赶回。

  1965年,刘志坚去大连棒棰岛看望叶帅还曾谈及此事。叶帅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并告刘志坚,给你那封电报,就是在获得张国焘“密电”,中央决定先行北上后发出的。刘志坚说:“我们第二天(10日)赶回时,在途中遇见了去四军教歌的李伯钊同志。等我们赶到驻地,可惜,你们已经走了。”后来,他又说,当我们到潘州附近后,陈昌浩下了我们的枪,并把我们关押在一座民房里,我们要求归队,他们不允。

  一切部署停当之后,叶剑英返回驻地,久久不能入睡。他在《长征的艰险历程》一文中深情地说:

  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睡过了两点就完了。我九点钟上的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

  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推睡在门口的“死卵” (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的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

  夜深沉。草原上乌云密布,寒气袭人。叶剑英按规定的时间,来到磨房附近,杨尚昆已在那里等候他。两人既紧张又兴奋,急忙赶路。人们看到他们来了,高兴地说:“你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风趣地说:“不,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在一个叉路口,他们碰到了正在焦急等待的张闻天、博古和彭德怀等。劫后相逢,格外亲切。大家七嘴八舌,说得十分开心。过了一会儿,博古拉了叶剑英一下手,说:“老叶,你要先走啊,这里你不能呆。”叶剑英打趣地说:“我现在不是和你一样走吗?”博古说:“你和我不一样,人家会干掉你的。”叶剑英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即回身加快步伐,继续赶路了。但夜黑路不热,赶上红三军部队,已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样正在焦急呢。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哎呀,剑英同志你出来了。好!好!”

  193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率领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到达甘肃迭部县俄界,与红一军会合。次日,中央在此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岐。”

  10月5日,张国焘于卓木碉(足木脚,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召开干部会议,公开打出反党旗帜,非法成立了第二“中央”,走上了反党的罪恶道路。他自组所谓“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自封为主席。并通过了“中央”的组织决议,公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张国焘攫取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活动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证实了他“密电”陈昌浩等率领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罪恶目的。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叶剑英截获“密电”,勇敢机智地斗争,如果没有党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的当机立断,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迅速脱离险境,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对张国焘这一严重的反党罪恶行为,朱德、刘伯承等表示坚决反对。他们坚持全党只有一个中央,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不能有两个中央。这种原则态度,在南下红军指战员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然,“密电”是张国焘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反对党的北上战略方针,企图危害党中央,篡夺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所蓄意制造的一起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重大历史事件,是迫使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的直接原因。

  9月9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指出:“陈谈右路军南下,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

  但是,张国焘顽固地坚持其南下错误方针,并于9月9日24时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说明其南下主张是正确的,是进攻路线;北上是错误的,是退却逃跑。并声称:“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中共中央为了争取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于9月10日再次致电张国焘:“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望你速复。”

  这里所说的“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就是指的9月 9日,张国焘发出的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这个“密电”虽然至今尚未查到,但是它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已于1937年3月30日,在有张国焘等人在场的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予以披露。他说:在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路军、右路军共同北上时,“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张国焘制造的密电事件,绝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而是有它的历史必然性的。当时,中共中央坚信北上是正确的,张国焘恃兵傲党、坚持南下也是很顽固的。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中央一直以极大的耐心争取他率部共同北上,苦口婆心,数月无功,反而险些招来横祸,这才毅然决然地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许多亲身参加了这场斗争的老红军,每当回忆起这段艰辛历程时都对于张国焘发“密电”,企图危害党中央,分裂党和红军之事,深信不疑。而且至今回忆起来仍感不寒而栗。

  1937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延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了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密电问题。后来,他多次谈到这件事。

  1967年,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国代表团后,当着陈毅的面谈及此事。同年夏天,毛泽东在视察大江南北时,又与杨成武谈起此事。他摸着自己的脑袋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长沙同高级干部谈话时再次谈到:“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我们才走了的。否则我们就当俘虏了。”

  朱德于1960年11月在一次谈话中说:四方面军到阿坝,“张国焘变了,要全部南下,发电报要把北上的部队调回,我不同意,反对他,没有签字,后来电报由叶剑英同志截住,告诉了毛主席,没向下面讲,中央就马上决定单独北上了。如果调转,中央是很危险的。”

  周恩来于1972年6月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就密电问题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剑英同志先得到张国焘的命令,一得到,马上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得到这个消息,决心北上。……剑英同志先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脱险,立了大功。这件事情,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在座的不少同志听到,不是主席总是拿这个古人的事来比喻吗?宋朝不是有个吕端嘛。古人有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主席拿这个例子多次说这个事。当时军队就行动了……后来陈昌浩看到电报,知道了这件事,要追。据这一次徐向前同志在小组会上说,他制止了,他反对这件事情,不让追。他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我们相信徐向前同志的话,因为总有顾全大局的同志嘛。”周恩来还说:“那是一个惊险场面,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嘛。”

  (本章节选自《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实景记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责编:王赟(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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