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国共谈判桌上唇枪舌剑

2010年04月29日13:44  来源:人民网-军事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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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亚子对毛泽东说:要驱散山城的雾,恐怕还得你来做太阳——一首《沁园春·雪》词,震动山城朝野,蒋介石密令批判毛泽东的帝王思想——国共谈判代表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蒋介石对毛泽东说:“你还是回延安带兵来打我吧!”

  就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周旋的时候,毛泽东却在谈判桌外忙碌着。

  9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重庆《大公报》记者时,发表谈话说:来渝五日,与中央商谈团结问题,目前尚未有确切之结果以慰国人,可以说者仅为内战决可避免。我国军令政令如果再不统一,的确为不得了的事体,然统一之政令军令必需建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是,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

  当记者问到国民大会何时召开时?毛泽东说:经国共协商,国民大会将延缓举行,对代表问题则双方意见犹未能一致。中共方面不主张维持旧代表,原则上主张实行普选。

  “那么,中共对前不久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如何看待的呢?”记者又问。

  毛泽东潇洒地一挥手说:该条约为远东和平之保障物。有人认为对我国之民主运动不利,实则相反,可拭目待之。又有人因苏联以国民政府为对象而惊讶,实则除国民政府而外自无可对象者。然条约亦并未束缚苏联对中国政治批评之权,舆论仍可说话,前数日苏联红星报撰文谓中国应走向民主政治,对我两党团结寄以殷切之期望。中国获得强有力之盟邦,决不可疑心于被其他国家侵略。

  《大公报》记者的采访第二天见报后,国民党军政官员莫不佩服毛泽东高超的谈话艺术。因为在一般人看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只有利于国民党,而不利于共产党,条约中,苏联政府明显地表示只承认和支持蒋介石政府,而要中国共产党服从蒋介石的领导。没想到毛泽东竟毫无怨言,反而称赞《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这样一来,有人即使想挑拨中苏两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无从下手了。

  毛泽东到重庆后的第四天,有柳亚子老人前来探望。这次相见,令山城人民交口称赞而令国民党政府惊恐不安。

  柳亚子是孙中山时期的革命老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毛泽东在广州工作时期,和他是老朋友,加上两人都喜好作诗,较之一般朋友又亲密了许多。

  这一天,柳亚子兴冲冲地来桂园探望毛泽东。一见面就无所顾忌地大声说:“润之先生,你是越来越容光焕发了。”

  毛泽东笑说:“哦,老朋友,延河的水可没有嘉陵江的水甜啊,精神焕发的应该是你,我只有满身黄土啊!”

  柳亚子苦涩地摇摇头:“我是披着一身愁雾,焉能不老啊!”

  毛泽东呵呵一笑:“抗战已经胜利,应该是雾散日出了。”

  柳亚子真诚地说:“润之先生,要驱散山城的雾,恐怕还得你来做太阳。”

  毛泽东一摆手:“不,不是我毛泽东,也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而是全国四万万人民,他们是太阳,只有他们才能驱散中国大地上的雾,只有他们才能让阳光普照大地。”

  柳亚子拍拍手,连连称道:“说得好,说得好。——对了,毛先生,最近有雅兴作诗么?”

  “太忙了,寻不到灵感。”毛泽东有些遗憾,然后又反问道:“你老先生最近有大作可供拜读么?”

  柳亚子兴奋起来:“匆匆作了一首,请润之先生雅正。”

  毛泽东接过柳亚子抄写工整的诗作,凝神吟颂道:“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嗨,好诗,好诗。只是把我夸得太过了。我哪里有什么“弥天大勇”,没有人民的支持,恐怕我有十个脑袋也不敢到这里来呀!我也不是“霖雨”,《国际歌》里说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像你老先生,不是几十年来一直在为民族的解放与振兴奋斗吗?我们共产党人,只不过是千万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人民中的一分子而已。

  柳亚子面露敬佩之情:“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润之先生无论如何得赐我一首诗,以纪念这次有意义的相见。”

  毛泽东摇摇头说:“新作我是一时拿不出来的,我把旧作抄录一首送你可好?”

  柳亚子连连点头:“行,行。”

  于是,在宽大的会客桌上,雪白的宣纸铺开了,毛泽东微微凝神,将气运到手腕,随着毛笔的挥洒,一首词便跃然纸上。

  “哦,润之先生,先不看你的大作如何,单这清洒飘逸的草书便让我倾倒了。”柳亚子拿起条幅仔细地端详着,欣赏着。

  “俗语道,拳要打,字要写。我是几十年如一日,博取百家之长,练就了这一手字。但还欠火候,其中真味未能得到。”毛泽东显然对自己的一手字还挺满意,因此说了许多关于书法的话。

  柳亚子这边已在逐字逐句地鉴赏毛泽东送给他的旧作了。但见诗云:

  《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好气派,好气派啊!”柳亚子万分激动地说:“这种宽阔胸怀,远大抱负的词句,只有润之先生才能写得出来。”

  “这首词是1936年填写的,那时我是中年气盛,聊抒胸怀罢了。”毛泽东解释说。

  柳亚子捧着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词,爱不释手:“我要珍藏它,以作永久之纪念。”

  假如到此为止,也就不会因一首词而惊动朝野了。谁知柳亚子得了此词之后,得意之际,邀来亲朋好友一齐鉴赏,于是一时间,《沁园春·雪》词竟在重庆传抄开来,大有令重庆纸贵之势。后来,重庆的《新民晚报》干脆将它全文发表,这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蒋介石也通过报纸读到了这首词,他不相信这是毛泽东填的词,尽管他不会填词,但凭着直觉,他品味到这是一首气势磅礴的好词,该词借古说今,以史抒怀,意境不俗。他找来了谋士陈布雷,这是一位替蒋介石起草文稿的文人,他对中国诗词的了解当然比蒋介石多得多。蒋介石问:“布雷先生,你看毛泽东这首《沁园春·雪》词是他作的吗?”

  尽管蒋介石希望陈布雷说出“不是”二字,但是陈布雷是一个忠实于主人的文人,他觉得不能对蒋介石撒谎,于是他说:“是的。”

  回答使蒋介石感到失望,他又问:“布雷先生,你觉得这首词写得如何?”

  “气度非凡,真有气吞山河如虎之感,是当今诗词中难得的精品啊!”

  “难道就没有不尽人意之处,譬如说音韵、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等方面?”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找出一点差错,以平衡自己妒忌的心理。

  “嗯,我细细看了看,没有什么毛病,至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嘛,因为是诗词,也只能这样说了。据我所知,毛泽东对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历史是非常精通的,填词作诗,算不得什么难事。”

  “我看他的词有帝王思想,他想复古,想效法唐宗宋祖,称王称霸。”蒋介石突然又评价起毛泽东的词来,眼睛死盯着陈布雷,似乎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

  “这个嘛,倒是有。”陈布雷小心答道。

  “那好,你赶紧组织一批人,写文章以评论毛泽东词的名义,批判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毛泽东来重庆不是来和谈的,而是为称帝而来。”

  蒋介石一声令下,御用文人们忙碌起来,官方控制的报纸纷纷登出文章,含沙射影地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

  毛泽东见了重庆报纸大大小小的攻击辱骂文章,笑着对周恩来说:“看来要称王称霸的还是蒋公介石啊!不然,我的一首小词,怎么就触怒了他,引得他万炮齐发呢?他不就是怕中国共产党参政,打破他的一党专制的统治么?”

  周恩来笑答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就是独裁者的绝妙写照呀。”

  9月8日,艰难的谈判仍在中山四路德安里一○一号进行着,参加的国共代表仍是原班人马。

  周恩来接过上次的话题开门见山说:上次商谈情况,我们已告诉毛泽东同志。我方所提11项建议,每项之下都附有说明,但因我党现在的地位、敌后政权与解放区军队,皆未蒙承认,故所提建议,不能获得兄等之信托,而报纸言论甚至说我们为‘割据’,似此理论之争,我方亦将强调结束党治,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以相对抗。如此,则成为僵局即不能解决问题。本来我方提案主张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如能通过,即可结束党治,实行普选,而一切军队之整编、省区问题之处置,皆可由联合政府办理,即不必再如今日要就个别问题来商谈。

  周恩来端起桌上的茶水抿了一抿,继续说道:只因此项提案未曾获得政府同意,所以这次毛泽东同志来渝,即不再谈成立联合政府,而改提目前之11项建议。此项建议之精神,在承认国民党政府的法统与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政治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参加政府。对于政府的要求,我方已作很大让步。其他军队驻地与省区问题,我方皆提出了切实的方案,而兄等认为不能考虑,尚无明确答复。究竟政府对于这些问题如何想法,我方极愿知道。我等上次所谈皆为具体问题,如军队数目,我方所提出者既不予考虑,蒋主席所指示者——12个师是否固定不变?其实,依据我方之建议,我党军队已裁去一半,地区亦已退出一半,而政府尚认为我们要求太多,超过之数量过大。其他政治会议、国民大会与自由问题等等,我方皆已提出解决办法,皆未获答复。希望政府能够对此有所说明。

  张治中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上次兄等所提的11项建议,其中第9项关于省区问题,中共要求完全占有5个省1个边区,参加 6个省与4个直辖市,犹如分割地盘,我等不敢赞同。第10项关于军队问题,中共要求16个军48个师,数字太大,我们不能接受。所以兄等要求政府答复,政府实在困难,还望兄等重新加以考虑。”

  “如政府不能同意,我党现有之地区即可实行普选,如不赞成普选,又不同意我方建议,则政府尚有何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兄等固不能要求我方一概让步,一概退出。”周恩来说话的语调虽然不高,但却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

  张治中还是慢条斯理说:“要建设现代化国家,一切事情必须依据现代化办法办理。前年林彪将军来渝,中共要求10至12个师。去年林祖涵先生来渝则要求6个军16个师,时间只差一年多,已增加了4个师。此次兄等来渝,则要求16个军48个师,较之一年前更增加了33个师,兄等军队之扩充何如此之快?又岂是我现代化国家所应有哉!”

  王若飞解释说:中共抗战时期所提出的军队数目,只是解决军事问题的一部分。而中共在抗战期间与敌人作战中虽然未获国民政府接济,但仍然得到发展。现在抗战结束,国民党不但不承认中共军队,反而将中共军队裁减,既然战争结束,亦须将双方军队整个缩编。

  一时对方无人答话。

  王若飞于是又说道:我认为,要解决国共两党问题,必须承认现实——即两党皆有军队,皆有政权,而且做法不同,此事摆在面前,人所共知。但现在抗战结束,国家须要统一,不容两党从事武力内争,而且要想武力统一,也不容许。此次我等来渝,乃正视现实,承认国民党政府之法统,与军令政令统一之原则。但亦要求政府承认我党解放区政权与军队,彼此互相承认,正视现实,始能求得问题之解决。兄等要求军队减少,地区缩小,我方皆可承认,故已由120万军队缩编为48个师,何能谓扩充部队。解放区乃既成之事实,只求中央承认,并非要求中央另划地区。文白兄谈国家要现代化,此种理想,我很赞成,但须顾及事实。必须一方面先求军令政令之统一,一方面彼此避免内战。然后两党问题,始可获得公平合理之解决。

  张治中以政府官员的身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说:“兄谓两党皆有军队,殊有未当。现在中央军队并非国民党之军队,而乃是国家的军队,将来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实施宪政,本党还政于民,则军队即是人民的军队。既然国民党已无军队,则中共系何理由要保持一党私有的军队。”

  王若飞反驳说:在国民大会未制颁宪法、实施宪政的现在,国民党处于党治时期,所说的中央军队实系国民党之军队。

  这当然是事实。张治中无话可说,于是又换了一个话题:“全国务省都实行保甲制度,而解放区独异。因而要求划五省归中共,此种办法实在违反现代国家之要求。”

  周恩来浓眉一扬说:我方只是在法统不容紊乱、党治必须结束的原则之下,提此建议,即是说,这是一种过渡性的暂时办法。我方建议,乃于盘根错节、痛定思痛中想出的办法。本来我方一贯主张普选。如今既不普选,又不迁就事实,何能走上和平建国的坦途?

  在一旁一直不说话的邵力子这时开腔道:“中共要促成国家和平统一,而又要政府承认其所造成之既成事实,实不可能。反之,如中共放弃武力与地盘,诚意奉之国家,则以蒋主席之精诚谋国,天下为公之做法,不仅不亏待中共,而将敬重不置。”

  “如此我们即可依照建国大纲之规定,实施省县自治,实行普选。我方已首先承认政府法统,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而要实现国家统一、军队改编、政治普选皆需有一过程,始可达到目的。今总观我方提出的11项建议,无一项不是本此精神,作相当让步,以期解决问题。”周恩来见对方只是唱高调,并不谈实质性的问题,于是话锋一转说:“我想再问问,政府对于中共提出的11项建议,究竟有何意见?”

  只见似听非听的张群这时从黑色的皮包里掏出一份文件说:“这就是政府的意见。”

  周恩来接过文件,但见上面写道:

  一、实行和平建国方针和三民主义,均为共同必遵之目的,民主与统一,必须并重。

  二、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

  三、承认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

  四、解放区名词应成为过去,对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能力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

  五、惩治汉奸必须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要用妥慎办法,以免影响当地安宁。

  六、中共参加受降工作,在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七、双方停止武装冲突,中央部队不能只靠空运,必要时中共军队不应阻其通过。

  八、原则上赞成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

  九、政治会议之组织及人员选任,可由双方商定,其讨论事项,不必预为规定;国民大会之旧代表应有效,其名额可合理增加和合法解决。在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下,中共对于其抗战卓著勤劳且在政治上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经中央考核,酌予留任。

  十、中共军队改编为十二个师在中央实已为可允许之最高限度;中共军队驻地,由中共提出方案,讨论决定,并依令编组后实施;中共不宜任北平行营主任职,不同意设置北平委员会;解放区民兵由地方编作自卫队问题,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酌量编置,不宜作一般之规定。

  十一、释放政治犯问题,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提出应放人员名单;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之自由;特务机关只办情报,严禁逮捕、拘禁等行为。

  周恩来见在政权和军队这两个问题上,双方谈不到一起,就淡淡一笑说:“这个答复案有没有什么新的建设性意见,姑且我们先不谈它。是不是我们在下一次商谈中就召开政治会议和国民大会问题交换意见。”

  国民党方面的三位代表交换了一下意见,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

  9月12日的商谈国民党方面张治中没有参加,换了叶楚伧和张厉生。叶楚伧是国民党元老,跟随孙中山之后,在上海和于右任、戴季陶、邵力子等创办《民立报》,就是后来的《民国日报》,诗文都写得不错。此时他在国民党政府任宣传部长。张厉生则是靠着陈诚进人权力中心的,此时的他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张厉生一坐下来就说:“中共提出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应召开一次有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党派会议,商讨国是问题。政府认为是可以的,但不要用党派会议名称,最好称作政治协商会议。不知恩来先生、若飞先生有什么意见?”

  王若飞以一种子缓的语气说:“对于会议的名称我们不过多坚持。但国民大会应该延期召开,大会代表应该重选。如果国民党方面认为重选有困难。以增加代表名额来补救,就应增加三分之一。”

  张厉生皱了皱眉说:“此事甚为困难。目前即行普选,势必使社会纷扰不宁,决非建国当务之急。”

  王若飞坚持说:“蒋先生主张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还政于民,此乃重大之措施,我们不得不慎重从事,而求真正合乎民意,以免各方面指责与批评。现在一般人说,过去所选出之代表,乃国民党一党执政时所产生的,不足以代表各方面,且代表之任期只有六年,至今任期已满,自不能再代表国民。故我们认为蒋先生此一重大措施,不可不慎重行之,最好能重行选举。”

  叶楚伧解释说:“已选出的国大代表,皆依法经过一定之手续产生为合法之代表。如现时政府忽又不予承认,另行选举,不但有失政府之威信,而且已当选之代表将自行组织,另行集会。如此更增加国家之困难,甚为不妥。另外,国民代表自当选以来,由于时局之限制,实际尚未能废弃其职务,故不得认为任期届满,仍应维持旧代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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