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府同床异梦讨伐西安 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军事--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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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第一三四章

南京政府同床异梦讨伐西安 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 沈鸿信  著

2011年01月11日13:40    来源:人民网-军事频道     留言 0 条     手机看新闻

  张学良驾车来到西关机场,端纳的座机在阴霾的黄昏中降落下来。二人见面寒暄之后,端纳掏出了两封信,是宋美龄分别写给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张学良先打开给自己的信,原来是宋美龄希望他能考虑他和蒋介石二人之间于公于私两方面的关系,慎重考虑,确保蒋介石的人身安全,以避免使国家前途受到严重打击。张学良看后笑笑,又打开了给蒋介石的信,信中大意是:你的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好好地说给部下听,你也不能好好地倾听你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形,我一直是很担心的。因此,你每次出外,我总是常常陪你一同去。这次航空协会在上海开会,我不能不去参加,所以没能同你一起到陕西去,想不到就在这一次出了事情。东北军都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同情抗日,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很好地加以安慰。可是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事情来了。我现在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在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意亲自去西安一趟。至于南京,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

  张学良让人把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文抄录下来,然后还给端纳。二人便乘车直回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在车上,在饭桌上,两人进行了长谈。端纳此刻最关心的是蒋介石是生是死,张学良见他一个劲儿地问这个问题,便笑道:“我们欢迎你来,并不愿意你来看死人。我同杨将军并非为了他个人的生死存亡问题,而是为了东北和全中国民众的生死存亡问题才大动刀兵。我们对委员长的生命没有兴趣,并无危害他的恶意。只要他能答应我们的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还是拥护他做领袖。”端纳听后,悬在喉咙间的心放回肚子里,感到自己的使命可以完成了。他表示同意张学良的主张,并愿竭力去说服蒋介石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主张。张学良又将让蒋介石搬家被其误会的情形告诉端纳,请端纳在见蒋时帮助解释,动员蒋介石搬家,以确实保障他的安全。张学良说:“高桂滋公馆就在这里的对门,不仅安全,招呼也方便些。”端纳痛快地答应了。

  饭毕,张学良陪同端纳去见蒋介石。端纳与蒋介石握手问候之后,立刻草书一便条:“我已与委员长见面”。交张学良派人发给南京宋美龄。看到蒋介石和张学良都露出莫名其妙的目光,端纳解释说:“南京政府大员中不少人传闻委员长已经不在人世。夫人接我电报后,才能放下心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随即掏出宋美龄的信递给蒋介石。蒋介石忙不迭地展开看起来,读到最后,忍耐不住,哭了起来。好一会儿,才抽抽嗒嗒地问:“南京他们真要置我于不顾吗?”端纳便将宋美龄等人告诉他的情形对蒋介石述说了一遍。

  “双十二事变”那天,先是西安、南京之间的电报隔断,便引起南京一些人的猜测。到了下午,事变消息,蒋介石被扣消息,事变通电,接踵而至。这一下,恰如晴天霹雳,南京的国民政府各院乱成了一锅粥。时任军政部部长的何应钦起初也有些发慌,但很快感觉到了这是一个天赐良机,连忙与日本驻南京领事联系,在日本密使出谋策划之下,紧急动作起来。当天晚上,何应钦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经过三个多小时的争论,决定了五件事:(一)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代行蒋所任院长职;(二)国民政府军委会常委会改为五至七人,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务委员;(三)军事委员会会议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常务委员会负责;(四)由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准备讨伐张杨;(五)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会后,何应钦利用政府名义发布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命令谓:

  据报张学良12日通电叛国,殊深痛恨!查该员奉职无状,原在中央曲予矜全,冀图后效之中。当此外侮紧急,剿匪将竣之际,竟劫持统帅,妄作主张。该员以身负剿匪重责之人,行同匪寇;以身为军人,竟冒犯长官,实属违法荡纪。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凛遵无违,切切此令。

  命令发出,何应钦让人通知邮局报馆,立即断绝与西安的一切电报电话联系,封锁西安的一切真相,然后开始调动部队,向潼关进发,准备讨伐张学良杨虎城,轰炸西安。在何应钦看来,讨伐轰炸乃是成也有功败也有功的上上之策:讨伐成功,救蒋出险,他是救蒋第一功;讨伐失败,致蒋于死地,他是继蒋第一人。无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的计划还未实行,就遭到了闻讯后于13日从上海赶回的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的强烈反对。从感情上讲,这三人一人是蒋介石的妻子,一人是蒋介石的妻兄,一人是蒋介石的连襟;从利害上讲,他们与英美两国关系密切,不能容忍亲日的何应钦得势,所以救蒋之心尤甚。当下,宋美龄找到何应钦,让他不要扩大事态,停止军事行动,先想办法营救蒋介石出险。何应钦以顾忌党国威信为由,拒绝宋美龄的要求,并打电报让正在德国养伤的汪精卫速速回国。宋美龄一时无奈,只得央请端纳先往西安探听蒋之虚实。

  蒋介石听端纳讲到这里,不禁又唏嘘一阵。端纳安慰他说:“我来后已和张汉卿将军谈了话,可以告慰蒋先生的是,张将军对蒋先生并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答应这个要求,张杨两将军还要竭诚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个主张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主张,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成。蒋先生若能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变为……”端纳把手高高举过头顶,做了一个手势,“这样大大的伟人;要是不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变为这样……”端纳俯下身子把手掌贴于地面几寸高,又做了一个手势,“小小的人。国家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荣辱就系于蒋先生个人一念之间。”蒋介石了解了张学良的真实意图,又见了宋美龄的信,身边亦有了端纳陪伴,精神一下好了许多,态度也有所转变。听到最后,脸上露出笑容,只是“啊啊”点头,似有所动。端纳与张学良乘势劝蒋搬到高公馆,蒋方知让其搬家原是为保护其安全,也就答应。三人遂一同前往高桂滋公馆。当夜,端纳便与蒋介石同住。次日下午,乘飞机离开西安抵洛阳,准备于16日转乘飞机回南京。不料天公不作美,到洛阳后飞机不能飞往南京。端纳只得用电话向宋美龄作了详细报告。宋美龄听罢,放下电话就去找何应钦。何应钦听宋美龄讲了端纳与蒋介石会面的情况,更下了讨伐的决心,于16日早晨召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处置张杨的办法。何应钦略去张杨主张和蒋之安全情形不谈,说:“无论为国家,为主义,为剿共,为讨逆,为救领袖或者为领袖报仇,我们一定要讨伐!”何应钦话刚落,刚从泰山赶来的冯玉祥马上表示反对:“委员长已经被扣,而对方只不过是要求抗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派人去同张杨他们谈判抗日,偏要调兵遣将讨伐轰炸?这不是明摆着要把委员长置于死地,使国内大乱,让敌人入侵中国通行无阻吗?”有人问:“那依你的高见该如何处置?”

  冯玉祥说:“我已经给张学良发一电报,内中讲了我的主张,不妨在这里念给大家一听。”他随手掏出电报稿念起来。冯玉祥的电报谓:

  西安张汉卿世兄惠鉴,密。顷读通电,敬悉留介公暂住西安,莫名骇异,介公力图自强,人所共知。政治军事逐渐进步,其荦荦大端,如国事已真正统一,外交已真正不屈,绥远之战中央军队抗敌,皆昭然在人耳目。当此外侮日深、风雨飘摇之际,惟吾人和衷共济,同挽国难,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致使国本动摇?兹为世兄计,特叙鄙意如下:一、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及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二、如有顾虑,祥当约同志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三、处事贵有定见,万勿因他人之挑拨离间,致伤感情,致伤国本。祥以年岁较长,更事较多,老马识途,决无有误于尊事。四、总之,若能解除误会,与介公共商国事,则一切为难之处,俱可迎刃而解。于公于私,两有裨益,至于明令处分之事,只要世兄将介公释回,则中央诸友,无不可设法挽回也。世兄明达,当能鉴及,掬诚奉告,惟乞明察,并盼赐复。

  冯玉祥念完电报,有人叫好。但何应钦仍然力主讨伐,说:“如不讨伐,此端一开,军将不军,国将不国,何以惩戒后效之人?”戴季陶附和道:“对呀!委员长提倡礼义廉耻,若委员长在此,也一定力主讨伐。”这一来,许多人都积极支持何应钦出兵讨逆,当下决定: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军队向西安进攻,发布讨伐令,张扬天下;同时派于右任为西北宣抚使,北上进行分化活动。

  何应钦见会议实现了自己的意旨,当下以国民政府名义发布了会前便已准备好的讨伐令:

  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业经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乃犹不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将所部集中西安,负隅顽抗,希图遂其逆谋,扰害大局。全国人民,同深愤慨!政府为整饬纪纲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着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国本。

  讨伐令即发,何应钦任命刘峙、顾祝同分别为讨逆军东、西两路军总司令,举行白衣誓师,指挥十几个师向西安进发,并调派大批飞机从洛阳机场起飞,配合地面部队行动。

  宋美龄听到这个消息,直奔何应钦官邸,指斥道:“何敬之,我已告诉你,端纳已见到委员长和张汉卿,事变有望谈判解决,你何必非要军事解决?我希望你不要火上浇油。在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救委员长出险!”何应钦说:“这是众人一致的意见,为维持国民政府威信计,必须立即进兵讨伐!”宋美龄说:“什么众人,什么政府威信,我看你是存心想谋害委员长!”何应钦此时有恃无恐,不把宋美龄放在眼里,指着宋美龄的鼻子骂道:“你女人家懂得什么?只知道救丈夫而已!国家大事,你少插嘴!”宋美龄不意何应钦如此骂她,哭诉道:“何敬之,你让我懂得了什么叫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你这样做,太辜负蒋先生了!”言罢,抹掉眼泪怒冲冲朝门外走去,到门口,又回头斥道:“姓何的你记住,以后我要你瞧瞧,到底是我这个女人懂得什么,还是你这个臭男人懂得什么!”回到住宅,宋美龄立即命人接通洛阳电话,找到端纳,对他说:“今天何应钦已下讨伐令,请你赶快再回西安,让中正下手令制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否则,一切就都完了!”端纳表示立即飞返西安。宋美龄又找到一些即将出征西安的将领,央求他们不要听何应钦的命令,便有桂永清等人表示决不轻举妄动。

  端纳受宋美龄之托,16日下午再飞西安,向张学良说明宋美龄的意图。张学良、杨虎城当下同意让蒋下手令停战。便由张学良陪同端纳去见蒋介石。端纳如此这番一说,蒋介石一旁却不置可否。张学良气愤地说:“我们对委员长本是一番好意,可何敬之逼人太甚,今天派飞机轰炸了渭南华县等地。这我们也不怕,要打我们就打。不过,到那时候委员长的安全就由不得我们了。”蒋介石这才说:“我考虑一下,明日再说吧。”

  蒋介石此时为何反不着急?蒋介石毕竟不是平庸蛇鼠之辈,他是心中着急表面上不露出来。虽然他也恼恨何应钦的进攻和轰炸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却也意识到这是向张、杨施加压力讨要价码的一张王牌,如若匆匆答应,岂不白白错过机会。他要让张、杨求他下手令,以此抬高自己,让张、杨掉价。因此,直到第二天早晨,张学良陪同端纳再来,蒋便向张学良提出要他下手令必须以停战三日为条件,要求在三天之内让他返回南京。张学良表示两三天时间不够,许多问题来不及解决。蒋介石担心强争会砸了锅,不与张学良强辩,也不理睬张学良的意思,坚持按自己的意志写了一个给何应钦的手令:

  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本星期六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顺颂戎祉。中正手启12月17日

  蒋介石又写了一封给宋美龄的信,连同手令,一并交给张学良、杨虎城同意放回南京的蒋鼎文,让他速速分送何应钦与宋美龄。蒋鼎文与端纳17日午间乘机离西安抵洛阳,18日上午飞抵南京。何应钦本是优柔寡断之人,看过手令,犹如兜头泼了一瓢冷水,再也不敢造次,只得下令暂停讨伐与轰炸。

  这边,张学良可就告诉了蒋介石一个令他心惊胆颤的消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今天就要到达西安。蒋介石不听犹可,一听吓出了一身冷汗。蒋介石杀了共产党人成千上万,他们与蒋可是有血海深仇呀!他们一来岂能饶过蒋,还能有蒋的活命吗?蒋介石恼恨地对张学良说:“你不是说,你们这次行动与共产党无关吗?为什么共产党要来这里?你不是说要保证我的安全吗?为什么又让共产党介于此事?要杀我你就杀吧,何必借共产党之手杀我呢?”

  张学良说:“委员长,共产党可不是那么心胸狭窄,目光短浅。他们已经发表通电,主张和平解决此次事变。”

  蒋介石一听,如释重负。

  张学良、杨虎城兵谏捉蒋行动,在西安的刘鼎获知立刻发电报报给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看这电报只说张、杨发动捉蒋行动,却未提详细情况,一时难以判断。正要去电再问其详,清晨收到张学良亲致毛泽东、周恩来电报,谓: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稍后,又接到了张学良、杨虎城联名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的电报和张、杨八项主张通电。

  这一下,守在机要室里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确信张、杨确是捉了蒋介石。这一手,他们事先毫无所知,可真出乎他们的意外。张闻天说道:“痛快,痛快!老蒋‘剿’了我们10年,到头来还是他自己被捉了起来。”毛泽东说:“这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周恩来说:“蒋介石悬赏多少万元要我们的头,得不到,他自己的头不用分文便送上来了。”三人开怀大笑一阵。笑过之后,又都陷入了沉思,一时谁也没有说话,只有炭火盆上的水壶发出滋滋的声音。机要员看到这情景,都退到了一边,大气也不敢出。好一会儿,毛泽东先开了口:“痛快是痛快,搞不好,可是个麻烦事啊!”周恩来说:“是啊,若把蒋介石一杀,国民党内各派势力必将为争夺领导权而分裂,中国又要起大的内战。这对我们党虽有好处,可在目前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必然乘机扩大侵略战争。”张闻天说:“事已至此,可是如何为好呢?看来需要慎重研究一下。”

  他们的忧虑是有缘由的。原来,这时候,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尤其是国内的局势,已对处理国共两党的方针有了重大变化。

  继东征回师《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把“蒋贼”改为“蒋氏”,没再提“讨蒋”、“反蒋”口号,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他在报告中指出: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现在还是继续这个方针。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抗日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合适,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从而决定了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为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口号,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等。会后仅仅五天的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也指出:“我们认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电报提出应采取的方针是,“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同蒋军达成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要求“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首长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立即开始停战谈判和签定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建议”。根据8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共产国际书记处这一电报精神,中共中央便于9月1日下发了《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鲜明地提出了“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后,便依照这一总方针开展了大量工作。

  现在,蒋介石被捉起来了,这一举动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中共该如何行动,中国的抗日运动将如何发展?这些不能不引起他们深深的思虑。

  少顷,毛泽东说:“先把这些电报通报给博古、老朱和张国焘他们吧,请他们晚上到我的窑洞里去,我们在一块碰碰头。然后先给张学良、杨虎城回电报。其他事情仔细考虑一下再定。”

  张闻天、周恩来同意。二人便吩咐人去通知博古、朱德和张国焘。毛泽东则先回了自己的窑洞。

  夜幕降临了。在寒冷的北风呼啸声中,保安城内却是一片热气腾腾。蒋介石被捉的消息不胫而走,党、政、军、民、学各界人士纷纷走上街头庆贺,口号声此起彼伏:“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枪毙卖国贼蒋介石!”远离保安的各路红军负责人和根据地各省委负责人也都纷纷打来电报,要求把蒋介石从西安押回公审。这一切都没有打断毛泽东的思路,他在炮楼山下石壁上凿进去的那孔简陋的窑洞里,时而踱步思索,时而向外遥望。正在这时,窑洞的门敲响了,张国焘走进来。

  张国焘是10多天前的11月29日和朱德一起率红军总司令部抵达保安与中央会合的。他们到达时,林彪率红军大学学员列队欢迎,而后,又举行了欢迎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大会。12月7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陈毅、萧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等23人为委员,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七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刘伯承、叶剑英为中央军委正副总参谋长;王稼祥、杨尚昆为总政治部正副主任。鉴于王稼祥要赴苏医治腹伤,由杨尚昆代理主任。张国焘见中央仍然信任自己,自信心又是大增,一些事便又我行我素起来。听说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毛泽东要在他住的窑洞开碰头会,他就先来了。

  “老毛啊!”张国焘一进门便说,“蒋介石被活捉了,这次说什么也不能饶了他,非把他搞到保安来毙了不可!”

  毛泽东说:“现在要蒋介石死不难,要让他活着听我们的话可就不容易了。”

  张国焘一听,吃惊不小:“怎么?你难道还有心让蒋介石活着回去吗?同志,别忘了大革命的教训,别忘了我们搞国共合作吃了多大的亏!”

  毛泽东正待解释,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一同来到了。于是,他们就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鉴于情况还不明朗,众人一时都拿不出确定的意见。于是,毛泽东提议先复电张学良、杨虎城,对双方军事部署提出建议,并应邀准备派周恩来去西安与张、杨共商大计;明天再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仔细研究。众人同意。毛泽东、周恩来乃复电张学良,提议在军事上应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与根据地相连接的固原、庆阳、鄜县、甘泉一带可仅留少数兵力,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负责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并告知:“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

  然后,又以中革军委主席团名义致电在前方的彭德怀、任弼时,说明发生了西安事变,要求红军集中于肤施、甘泉,以便取直径迂回至敌主力后之郑州等地;第28、第29、第32军和第81师、骑兵团五部则在原地和东北军配合钳制胡宗南等部。这一部署带有很大的机动性,或可东渡黄河直取郑州;或可南渡渭河,截击潼关一带;或可从泾河下游攻潼关。具体如何抉择,有待观察形势,并同张、杨协商。

  众人大都一宿无眠。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虽然又过了一夜,可是西安事变的情况仍还不很清楚。但毛泽东的思路却在逐渐明确起来。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讲话,略谓:西安事变的发生很突然,情况还不很清楚,有待进一步了解和观察,需要在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但有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这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我认为,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即使从他们自卫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因此,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当然,这次事变还直接牵扯到我们对蒋介石的态度,这个问题肯定是不可回避的。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我初步的设想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我们的政治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

  毛泽东讲完,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他着重分析了南京政府内部各派系和各地方军阀对事变采取的态度,也分析了国际上各种力量的动向,认为西安此次行动是为了抗日,而不是针对南京政府。由于国民党的中央军已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因此,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要做好打的准备,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应争取蒋之大部。如林森、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都应争取,对冯玉祥更要争取,以孤立何应钦等亲日派。我们的统一战线已获得初步的成功,我们党应准备走上政治舞台,同时要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应有很正确的组织工作。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来西安参加救国会议。

  张国焘接着发言,他情绪激昂,提出了与毛泽东、周恩来不同的看法,略谓:西安事件是有意义的事件,他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事件发生后,内乱是不是可免?内乱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因此,现在不是讨论是不是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现在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打倒南京政府和建立抗日政府。

  张闻天表示不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他指出,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我预计,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我们党要转到合法地登上政治舞台,群众抗日更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更分化。因此,我们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对他们中坚持妥协立场的分子进行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形式。要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随后,与会众人都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看天快中午,众人没有新的意见,便对会议作了结论,略谓: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为了争取群众,在没有把握之前,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国焘同志对事变意义认为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这是值得研究的。对蒋介石,我们党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出来。

  会罢,天已至午,毛泽东想急需了解并掌握西安的情况,以便及时提出对策并加以妥善处置,很想让周恩来尽早往西安。与周恩来相商,二人顾不得吃饭,再次电告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而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

  张学良还未回电,14日,彭德怀、任弼时给中革军委的回电先到了。在电报中,他二人认为目前战略应是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找机会争取宁夏,一部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并建议:红军与张、杨两部须立即统一指挥,并即决定行动步骤;红军主力目前不宜出河南。

  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结论时提出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出来,眼下彭德怀、任弼时来电又建议红军一部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看来,这时候绥远和傅作义在全国必是有影响的地方和人物,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此时担任绥远省主席兼国民党军第35军军长的傅作义刚刚率部在绥北取得百灵庙大捷,全国民众同仇敌忾,一致声援傅作义反击日军侵略,保卫绥远。这百灵庙之战,其实是由日本关东军支使伪蒙军挑衅而起。1936年春,日本关东军指使已投靠日本关东军并担任伪察东警备司令的李守信参加了同样投靠了日本关东军的德穆楚克栋鲁普组织的伪蒙古军政府,侵占察北六县,关东军派遣大量日军军官担任伪蒙军的训练和作战指挥,补给他们大批军需品,于1936年11月5日在嘉卜寺召开侵绥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向绥东进犯,企图侵占红格尔图,直迫绥远省会归绥,再分兵进占绥东平地泉与绥西包头、河套。傅作义获悉后,迅速秘密集结兵力,进行迎战部署。11月15日,日伪军5000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猛烈进攻。傅作义出动四个多团迎击日伪军,并亲临平地泉前线指挥作战。从16到18日,日伪军连续进攻三天,皆被傅部晋绥军击退。19日,傅作义挥师反击,日伪军大败而走,退往商都。关东军总部深恐傅作义乘势进攻,加派伪蒙军一部进占大庙,增强百灵庙外围防御力量,并令伪蒙军抽调兵力加强商都、化德的防务,在绥北百灵庙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增派日本军官200余人补充各伪军部队任指导官,准备抽调伪满军及日军一部由赤峰开往多伦、商都、百灵庙等地,待机再犯绥东、绥北。傅作义得了情报,决定展开主动进攻作战。11月22日,傅作义命令所属部队四个多团集结在百灵庙东南二分子、乌兰忽洞一带,选定东南山口为主攻方向,奇袭百灵庙。23日夜,部队冒零下42摄氏度严寒,向百灵庙发起攻击,很快占领了外围山头,将日伪军压缩在山内平地。日军顾问在前沿督阵,指挥伪蒙军第2军第7师扼守女儿山阻击。11月24日晨,傅作义传令山炮营进至百灵庙东南高地,集中火力猛攻女儿山,并配以装甲车队向东南山口冲击。又派骑兵团攻占北山,控制了飞机场,断日伪军后路。日伪军由东北方向败退大庙。傅部收复百灵庙,歼灭伪蒙军第7师大部。12月2日,又击溃日伪军4000余人对百灵庙的反扑,歼其700余人,并于10日收复大庙,击毙20余名日本顾问,迫使伪蒙军四个旅反正。这百灵庙大捷是中国军队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取得的一次完全胜利,极大地兴奋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纷纷声援傅作义,要求南京政府派部队支援傅作义全面收复绥、察全境。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结论时提出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出来,彭德怀和任弼时建议红军一部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正顺应了全国人民的愿望。

  毛泽东看彭、任二人所提战略竟与昨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完全一样,甚感欣慰。乃取二人之议,与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提议立即组成西北抗日援绥军团,下辖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个集团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军政委员会,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学良为主席,杨虎城、朱德为副主席;抗日援绥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的地区,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只要打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局面。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就这样在西北保安小城中注视着西安,注视着全国,也注视着世界各界尤其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西安事变的反应,随时修正着、完善着对事件、对事件所涉人物的看法、态度、处置意见,随时用电报向外发出指示。同时,也期望着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处理西安事变应取的方针给予明确的指示。西安事变的当天中午,中共中央就把事变的情况电告共产国际书记处,以后又连续几天将事变真相、性质和中共拟采取的和平解决方针步骤电告国际。可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却迟迟未到,有关苏联不赞成张、杨发动事变,说事变是亲日派的阴谋的传闻却不断出现在各种报纸上。好不容易,12月16日收到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电报,可是却因电码错乱,完全不能译出。毛泽东、张闻天只好以中共中央名义要求共产国际重新拍发电报。但事变的发生却实在不能让他们再等共产国际的指示了。12月18日,在西安的周恩来再次来电报告了外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张学良、杨虎城解决事变的态度,谓:“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并陈述了个人对于解决事变的意见。

  在收到周恩来来电的同时,毛泽东又获悉:日本外相17日声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这一切更促使毛泽东确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他和张闻天、博古等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乃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8日当天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表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要求国民党:“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并表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并决定不再等共产国际指示,先行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明确确定下来。如果会议意见一致,就立即下发全党执行,如不一致,再等共产国际指示。

  于是,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先做了报告。他说:“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及他们所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我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这次事变是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些,都无疑是进步的。但是,事变的发动,采取了扣留蒋介石及其一部分主要将领的方式,如此做法,多少带有军事阴谋的性质。从而把南京置于西安的公开的敌对地位,而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打击。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造成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妨碍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这是日本和亲日派所欢迎的前途。”停顿一下,毛泽东接着说,“当然,这是最坏的估计。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西安事变有两种可能发展的前途:一种前途是,由于事变的发动,引起新的大规模的内战,使南京中间派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造成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这是德、意、日国际法西斯侵略战线,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另一种前途是,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剿共’内战,实行一致抗日创造条件,使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已早日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地实际建立起来,这是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所欢迎的前途。我们要力争避免前一种前途而实现后一种前途。因此,我们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只要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就不主张杀他,还要做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放掉他。”

  毛泽东看看众人,满怀着信心继续说道:“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因此,我们同情张学良、杨虎城,并准备在军事上、政治上给他们以积极援助。我们必须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介石个人的问题,盲目地拥护蒋介石个人而不问抗日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对于好的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以打击。把主要精力用在消弭内战而不使内战延长。有的同志会讲,苏联《真理报》两次发表评论,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造成的,建议我们应该考虑苏联的说法。我不同意苏联的这种说法,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我们现在对事变的真相是清楚的,我们应该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我们的方针。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当然,国际指示还未到,有的同志如有不同意见,我们或者要隔两天再发。”

  参加会议的众人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意见竟然非常一致。博古表示:“我完全赞成毛主席这个解释。我们应着重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不是蒋介石个人的问题,应该不采取与南京的对立。”张闻天也说:“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张国焘也没有再坚持要把蒋介石押回保安审判。

  毛泽东很高兴,他据此作了结论,进一步明确西安事变的进步意义,明确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要求大家估计到这次事变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通过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的通电,表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毛泽东、张闻天见政治局内部意见已很一致,决定不再等候共产国际的来电,12月19日当天就下发和发表了《指示》和《通电》。

  毛泽东为政治局在处理如此复杂的事变中表现出来的一致备感欣慰,精神大振,多日的劳累一时化为乌有。会后当天,连续起草并发出14份电报。其中,发给在西安的周恩来的电报有11份,通报了中央的决定并提出具体的工作部署。发给在前线指挥军事的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有两份,命令他们率领野战军急行军直达长武待命,并派第81师和第28军开赴延安接受任务,给张杨以实际的援助。另一份致电在南京的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发完电报,已过夜半。毛泽东仍无倦意,继续看了情报部送来的各方消息,方才上床休息。一觉醒来,已是12月20日下午。张闻天送来了刚收到的共产国际的电报。毛泽东一看,来电的全文是:“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毛泽东看罢,松了一口气,对张闻天说:“这就更放心了,国际的指示和我们已经作出的决定基本一致。我看,就不用开会研究了。把它赶快转给恩来,再让大家传看一下。”

  当晚8时,电报转发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是12月15日离开保安,前往肤施转乘飞机去的西安。那一天,毛泽东起草完以15位红军领导人名义就西安事变给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通电,专程赶到周恩来所住窑洞为周恩来送行。周恩来换下了平日常穿的灰色红军军服,身穿一套东北军军官服,腰间束着皮武装带,脚上穿着黑皮鞋,像马克思一样的大胡子已经剪去,益发显得精神抖擞,容光焕发。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恩来,张学良非常聪明与勇敢,政治感觉也很敏捷,可惜经验不够。你此行担子可是很重啊!”周恩来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按照中央确定的方针,努力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何情况,我会及时向你和中央汇报。”毛泽东说:“祝你们一路顺风!祝你们凯旋!”

  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周恩来带着罗瑞卿、杜理卿、张子华、童小鹏等一行18人,骑马向着肤施驰去。

  (选自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国共演义》)
(责任编辑:黄子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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