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蒋会谈折冲往来 国共合作初现端倪--军事--人民网
人民网

第二卷第一四○章

周蒋会谈折冲往来 国共合作初现端倪

● 沈鸿信  著

2011年01月11日13:41    来源:人民网-军事频道     留言 0 条     手机看新闻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周恩来并没有参加。当众人在延安小城中激烈批判张国焘时,周恩来已到了上海。原来,周恩来在西安与顾祝同、张冲、贺衷寒谈判本来已经初步达成一致意见,不料贺衷寒节外生枝,提出一个修正案。周恩来向毛泽东、张闻天汇报,认为小问题可以做些让步,但重大问题决不能让步。而贺衷寒所提修正案正是重大问题。看来这些问题在西安很难谈成,必须到南京直接同蒋介石谈。毛泽东初时担心周恩来到南京,安全没有保障,迟迟难下决心。后来,宋美龄和宋子文来电邀请周恩来,周恩来乃对毛泽东说:“去年我在西安同蒋介石见面时,他也曾邀请我到南京去和他谈。我想在当前形势下,我去了不会有什么危险。即使有些危险,只要对我党和民族大局有利,也是值得的。”毛泽东这才下决心同意周恩来去同蒋介石直接谈判。周恩来便在张冲的陪同下,从西安坐了飞机,先飞上海同宋子文和宋美龄见面。宋美龄最近的心情很好。西安事变使她经历了一段痛苦,但由于她参加了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知名度大大提高,成了世界性的名人,特别是美国人,很是推崇她。而她对中共的一些人,尤其是周恩来,不但有了了解,而且深深信服。当周恩来在宋子文的陪同下,登门来到她的住宅时,她亲到门口迎接。二人寒暄过后,周恩来拿出了他根据中共中央15项谈判条件拟成的书面意见交给宋美龄,说:“在西安谈判的情况,想夫人已经知道了。我想有些问题,必要蒋先生亲自定夺。我们党为了民族的利益,对与国民党的合作是抱有完全的诚意的,是不容置疑的。这是我根据我们党的意见所拟的书面意见,请夫人转交蒋先生。”宋美龄接过书面意见,说:“蒋先生也盼望着和你见面,他现在身体还没恢复,正在杭州休养,我马上转给他。依我看,中共可以合法存在,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在杭州西湖南山烟霞洞休养的蒋介石接到宋美龄派人送来的意见书,靠在沙发上仔细看了一遍。他在华清池摔伤的腰经过“伤筋动骨一百天”,已经大为好转,钢架背心可以试着脱去了。他的心情也不错,虽说经历了西安事变这一场巨大的劫难,但他已成功地度过了,而且通过审讯张学良,使他捞回了面子,并且成功地解决了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相信自己的前途比以前更光明了。周恩来的意见书共有11条,其中前六条是共产党所承认的条件,具体内容是: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红军驻地改为陕甘宁边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由地方推荐,中央任命,行政经费另定之;取消红军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及蒋委员长统一指挥,准备在国防需要时调赴前线参加作战,其编制人员的给养及补充统照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军政人员由部队长官推荐,呈请中央军委任命;由红军中之最精壮者编为三个国防师,计六旅12团,及其他直属之骑兵、炮兵、工兵、通讯、辎重等部队,在三个师以上设某路军总部;原苏区地方部队改为地方民团及行政区的保安队,编余的精壮人员改为徒手工兵队,担任修路工程,老弱残废由中央给资安置,红军学校俟办完本期后结束,红军中的医院工厂保留之。后五条是向国民党提出的要求,具体内容是: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全国停止剿共;实现民权,释放政治犯,在全国各地分批释放共产党员,不再拘捕共产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公开;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使各党各派各民众职业团体,各武装部队均能选派代表参加,以制定民主宪法;修改国防会议条例,使国防会议成为准备与指导对日抗战的权力机关,并使共产党亦能参加;实践准备对日抗战工作及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方案。

  蒋介石看罢,让人通知宋美龄,同意在杭州会见周恩来。宋美龄接了通知,让宋子文陪同周恩来和张冲一起到杭州去会蒋介石。周恩来便让潘汉年作为自己的助手一同往杭州去。

  潘汉年1906年出生于江苏宜兴一个世代书香之家。早年在和桥彭城中学和武进延陵公学读中学。1924年秋到无锡国学专修馆学习,参加了郭沫若、成仿吾领导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主编过几种进步杂志,发表了许多革命文学作品;1925年秋参加共产党。1926年后,在南昌、武汉等地先后担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派他到上海从事革命文化活动,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左联”的筹建工作,在“左联”及不久后成立的左翼文化总同盟中任中共党团书记,并担任过保卫自由反帝大同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等进步组织的领导工作。1931年4月起调中共中央保卫部门,从事党的安全和情报工作,1933年赴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福建事变前后,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与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的代表谈判。红军长征开始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遵义会议后,他被中共中央派往上海,联络白区工作,设法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他经柳州、广州、香港,抵达上海,与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浦化人接上关系。浦化人告知共产国际将召开七大的消息,要他前往参加。1935年8月,潘汉年启程,但到达莫斯科时,共产国际七大已经闭幕。时蒋介石派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过的黄埔一期生邓文仪出任中苏恢复邦交后的中国驻苏使馆武官,密嘱其设法打通与中共的关系。1936年1月,邓文仪得以与王明、潘汉年见面、会谈。在会谈中,邓文仪说:“蒋介石先生过去以为日本会首先进攻西方,现在他认为日本首要的目标还是侵略中国,对日本提高了警惕。他已获悉共产国际七大及贵党《八一宣言》精神,也看到了陈绍禹先生的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及以后发表的统战文章,表示赞赏,愿意与共产党谈判。”王明道:“那我们就想到一起去了。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愿与国民党谈判,我们的态度是真诚的,这在《八一宣言》中都讲到了。蒋先生既然愿意与共产党谈判,可有什么具体条件?”邓文仪说:“谈判是为了合作。为了合作,蒋先生希望中共取消苏维埃政权,其人员可参加南京政府的工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改编后南京可供给部分粮食、弹药、武器,但红军必须由陕北开到蒙古去。红军改编后,组织上可保持独立性,但国民党要向红军派政治工作人员,红军应服从统一指挥。”王明问:“那蒋介石先生对我们提出的十大纲领能否接受呢?”邓文仪说:“红军如能接受上述条件,国民政府准备采纳贵党提出的十大纲领精神进行改革。”王明点点头:“我们很高兴听到蒋先生有这样的表示。蒋先生提出的条件,我们愿意考虑,然后作出负责的答复。只是,我认为红军开往蒙古是不现实的,目前蒙古实际上已被日本统治着,红军开到那里无异于被赶出了国统区。”邓文仪说:“只要我们双方有诚意,这些都可以继续商谈。我愿意尽快把你们的态度报告蒋先生,接到蒋先生的指示后,我们再继续谈。”王明说:“中共中央现在陕北,国共两党都在国内,在国内谈不是更好吗?”邓文仪说:“那好啊,我愿意到陕北去谈,希望陈先生也回国,我们再继续谈。”王明同意,乃将回国谈判的想法告诉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曼鲁依斯基,曼鲁依斯基说:“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南京须先交付100万元押金,你方可成行。”邓文仪听后,表示为难。二人经过反复考虑,商定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立即派潘汉年回国,邓文仪同时也回国,并负责向南京通报潘汉年回国之事,以便潘汉年与陈立夫、陈果夫取得联系,然后由潘汉年、邓文仪一起去见蒋介石,与蒋进一步面商。

  潘汉年奉了王明指示启程回国。一路曲折,直到1936年5月,始到达香港。潘汉年向陈果夫发出电报,请他派人来香港接他去南京与国民党谈判。陈果夫已得了蒋介石交代,很快派张冲到香港。7月,潘汉年抵上海,以后到南京会见了曾养甫。曾养甫把潘汉年到南京的情况报告蒋介石,正在主持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蒋介石说:“我们已经通过几条线与中共进行了接触。潘汉年是从莫斯科回来,中共是否承认他作为他们的全权代表,还不能肯定。如果他作为中共的正式全权代表,才能进行正式谈判。”曾养甫立即再见潘汉年,要他速赴陕北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并由中共中央任命他为全权代表,方可进一步与陈立夫、陈果夫谈判。潘汉年也正想到陕北去回复中共中央交给他的使命,当下应允。8月,潘汉年经西安到了陕北,向毛泽东、张闻天等人汇报了他和王明在苏联与邓文仪的谈判以及他自己在香港、南京与张冲、曾养甫会谈的情况。毛泽东、张闻天此时正欲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对潘汉年的工作甚表满意。经过一番研究,决定任命潘汉年为新成立的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及进行国共谈判的联络代表。以后,在西安以外的国共两党谈判,主要由潘汉年代表中共进行。

  潘汉年受命,9月底离开陕北再赴上海。他随身带了四个文件,一是周恩来9月24日写给陈立夫、陈果夫的信,二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三是张闻天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四是毛泽东写给宋庆龄的信,请宋庆龄对潘汉年的统战工作给予指导。10月,潘汉年抵达上海,就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持毛泽东信会见了宋庆龄。不日,接毛泽东来电,要他速以中共正式代表资格赴南京会见陈立夫,与陈立夫谈判。潘汉年到了南京,在张冲的陪同下见过陈立夫,三人一同往上海,在沧州饭店开始谈判。时蒋介石顺利解决了两广事变,已无后院着火之忧,且英美两国对蒋介石准备抗日表示积极支持,大力援助蒋介石进行币制改革,蒋介石减少了对苏联的依赖程度,更害怕中共在陕甘与东北军、西北军联合一起,尾大难掉,正向西安附近调动大队人马准备向陕北发动大规模进攻,对谈判态度已是冷淡下来。谈判伊始,陈立夫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一、红军可缩编至3000人,其余由宁方编遣;二、师长以上官佐由宁方资遣出洋考察,半年后回国按才录用;三、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及在各军政机关工作,但须先由中共方面提出适当名单,由宁方酌量任用。如以上各点能解决,释放在狱中的共产党员及以后停止逮捕共产党等当不成问题。潘汉年一听,这哪里是谈判合作,分明是摆出了一副收编的架式,便说:“立夫先生,你这话不是要和我们和谈,是要收编我们吧?这和邓文仪先生在莫斯科与我们谈判及曾养甫先生派人到苏区谈判的态度可是大不相同。是不是你们以为我们共产党已经山穷水尽,没有出路了呢?”陈立夫说:“蒋先生已经作出了决定,这些问题必须先解决,否则其他事不好办。”潘汉年说:“既如此,那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陈立夫说:“你我均非军事当局,谈判意义不大,还是请周恩来出来一次吧。”潘汉年说:“停战问题不解决,周恩来不可能出来谈判。”

  双方说不到一起,谈判草草结束。潘汉年把谈判的情况电中共中央汇报,中共中央回电潘汉年:我们不主动关闭谈判大门,但决不做丧失原则的让步。对国共两党和谈抱有诚意的张冲找潘汉年,认为国共谈判不宜中止。于是,潘汉年依然留在上海,继续做各方面的工作。周恩来这次一到上海,便让潘汉年作为自己的助手,一同参加与蒋介石谈判。

  闻报周恩来到,蒋介石到门口迎接。一见周恩来的面,就握住他的手说:“恩来,真把你盼来了。”周恩来问候道:“蒋先生,你最近身体还好吧,我们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和我对你的腰伤一直很惦记,他们让我向你表示问候。”蒋介石说:“我的腰伤已经好多了,看来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周恩来说:“那我们就放心了。”一行人说着,走进会客厅,对面坐了。蒋介石说:“恩来,你这次来了,我们要好好谈一谈。我早就说过,我们不能再打下去了。”周恩来说:“我也希望我们能好好地谈下去。中共对与国民党的和谈是抱有极大的诚意的,非常希望能尽快达成协议。但是,共产党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才谋求同蒋先生和国民党合作。因此,那些所谓‘改编’、‘投诚’一类用语实在难以接受。希望我们为了民族大义,都拿出诚意来认真谈判。”

  蒋介石点点头,脸上露出笑容,说:“我是有诚意的。我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是有革命精神的,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由于国共分家,致使10年来革命失败,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入侵,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些责任都在那个鲍罗廷。当然,我们也都有错误。我承认我过去也有错误,最大失败在于没有造出干部,不能统一全国,使那些得志小人据了各省之位来反对我。”周恩来说:“中共反对各省的倒蒋分裂活动,但南京方面应该给以机会,提高他们对抗日民主的认识,以便实现和平民主。我们也愿意做些这方面的工作。”

  蒋介石又点点头:“那好,那好。依我之意,你们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这只是我与你们之间的事。人可以讲义气,忠贞不渝;党却是靠不住的,因为党在环境变动时常改变政策,但一个政策必须行之10年20年方能有效。人家都说共产党说话不算话,也会影响我们的合作。”周恩来说:“共产党说话算不算话,蒋先生你心中应该有数。别的不说,西安的事就是例证。”蒋介石连忙自我圆场说:“我的意思是希望中共改变政策后,与我,而不是与这个党永久合作;即使我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而使英、日联合瓜分中国。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说了。你让美龄送来的意见书我都看过了。除了意见书之外,你们还有别的条件吗?”

  周恩来说:“我们的条件都反复讲过了。有些已经做了让步,但有些不能让步。我愿意再重述一遍,我们的具体条件是:陕甘宁边区须成为一个整体,不能分割;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到4万余人;三个师以上必须设立总部;国民党不向改编后的红军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红军的防地应予增加。”蒋介石说:“这些都是细枝末节,容易解决。问题是我们要拿出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周恩来说:“我很同意蒋先生的意见,我们是应有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蒋先生既提出这个问题,想必是已有考虑。”蒋介石说:“我正在养病,还未考虑好。”周恩来知道蒋介石提出让共产党与他个人合作,实际上是要保证他的领袖地位,但不想揭穿。他说:“依我的看法,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的最好办法。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共同纲领,用共同纲领来规范我们两党的行为。”蒋介石说:“好,好。恩来,你搞这些有经验,你赶快回陕北,起草一个共同纲领,然后我们再来谈。你可以转告毛泽东,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在几个月后召开,你们可以参加。陕甘宁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你们可以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你们,并由你们自己干,我不加干涉。军队人数我不同你们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决不去破坏你们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设法迅速到位。总之,即使办法尚未肯定,我也决不再打红军。以后,你们可和我热线联系,通过陈立夫、张冲的电台和我热线联系。你和张冲再商量一下,编制一套密码带回去。”

  周恩来见蒋介石倒也痛快,虽疑蒋介石真诚程度,毕竟心中高兴,告别蒋介石,与张冲回到上海。又与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诸人数次交谈,并会见了众多名人,了解形势,宣传共产党联合抗日主张。不日,张冲已将联络密码编好。周恩来拿了密码,别了张冲等人,经西安返回延安,见到毛泽东、张闻天,细说与蒋谈判及在沪与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等见面会谈之事,并述说外面形势。毛张闻之,亦觉乐观。时正是西路军战败之时,毛泽东先让周恩来给顾祝同发一电报,要顾电令马步青将西路军被俘人员全部送平凉转至红四方面军归队,随后召集众要人仔细研究一番,同意拟定共同纲领和合作宣言作为国共两党永久合作的基础,并决定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拟定几项建议在下次同蒋介石会谈时提出。建议的主要内容是:提议在中共方面起草的民族统一战线纲领的基础上结成新的民族联盟,包括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其团体;同意推荐蒋介石为领袖;对其他具体问题,坚持在不妨碍苏区实行民主制度及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独立领导原则下,进行一切谈判;如基本问题和具体问题能满意解决,中共拟以党的名义发表合作宣言。

  周恩来很快将共同纲领和建议文件拟出,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众人同意,通过电报告与蒋介石,便在4月25日,准备携文本经西安往南京去会蒋介石。

  吃过早饭,周恩来带上警卫参谋陈有才和一班警卫战士登上一辆大卡车,同行的有要去香港的张云逸和要去西安办事处的孔石泉。周恩来坐进驾驶室,其他人便上了车厢。看看人已坐好,司机老李发动机器,汽车缓缓上路。

  周恩来连日起草文件,与毛泽东等人商谈,十分疲劳,看车上路,就在驾驶室里打起了瞌睡。车厢内众人,尤其是那第一次坐汽车的警卫战士,却觉得十分新鲜,看着两边的初春的景色,兴致盎然,大声谈笑。不知不觉间,汽车过了三十里铺,进入崂山。这崂山虽然不高,也不险峻,可是沟壑纵横,满山都是密林和齐人深的干草。众人虽然被汽车颠簸得东倒西歪,兴致依然不减。看看进到一个簸箕形的山坳里,就听一声枪响,山梁上射下一片弹雨。却是当地一个打家劫舍的绿林李清伍,因不断劫得东北军军车,尝到甜头,得知红军今日有车要往西安,率领众喽啰前来打劫。

  听到枪声,周恩来一激灵醒来,往外一望,知事不好,连忙招呼司机:“老李,快,冲过去!”话音未落,一颗子弹射来,司机腿部中弹,强行把车刹住,歪倒在座位上。周恩来见状,拉开车门,拖着司机滑出驾驶室,一边依车厢做掩护,一边指挥众人反击。车上众人除已受伤的陈友才外,也都跳下车,据枪向劫匪反击。张云逸看周恩来还在拿着手枪射击,十分着急,叫道:“周副主席,你身负重任,赶快走,我们在这里掩护你!”周恩来还要说什么,张云逸不由分说,命令两个警卫员架起周恩来赶快突围。周恩来被警卫员拖进草丛中,还想与大家一起战斗,转念一想,自己身负谈判重任,不应逞匹夫之勇,遂带领两个警卫员沿着草丛向外冲去。途中,一名警卫员牺牲,一名受伤,幸周恩来并没有伤着丝毫,终于突出重围。这时,驻在三十里铺的红军骑兵听到枪声,纵马赶来。周恩来见到,大声喊道:“我是周恩来,你们快往崂山去营救张参谋长他们!”骑兵赶到崂山。伏击现场只有被打坏的汽车和已经牺牲的参谋陈友才及一个战士,张云逸率众人已经突出包围,土匪已然退去。骑兵们就地掩埋了陈友才两人,把车上未被土匪带走的东西收拾好送到三十里铺。周恩来和张云逸等人在三十里铺会合。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奉毛泽东之命带着部队也赶来营救,便在他们的保护下返回延安。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等人正在焦急地等待消息,一见周恩来安全返回,毛泽东说:“急死人喽!你若出了事可怎么了得!”周恩来说:“我这不是安全回来了吗?虚惊一场。”毛泽东说:“蒋介石不肯谈,就正面打,何必搞对付史量才的一套?”周恩来说:“从进攻的枪声和未追赶张云逸他们的情况看,倒不像是搞暗杀的蒋介石特务,而像是打家劫舍的土匪。我看我们还要和他蒋介石谈,不因为这场虚惊影响我们的大局。”毛泽东说:“不管怎样,车是不能坐了。让蒋介石派飞机到延安来接,你才能去。还可以参加一下党的苏区代表会议。”

  蒋介石接到电报,同意派飞机接送周恩来。5月中旬,参加完中共苏区代表会议的周恩来坐了顾祝同派来的飞机,到达西安,正要往南京去,顾祝同告之蒋介石已往洛阳。周恩来便先往洛阳去见蒋介石。蒋介石接过周恩来给他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翻了翻,说:“恩来,我们在这里谈多有不便。这纲领我留下一份,你且暂回西安,待我回去后,再派飞机来接你,我们一同往庐山再详谈。”周恩来同意,且暂返西安。月底,乘了飞机,前往南京。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已先往庐山去了。周恩来便在张冲和贺衷寒的陪同下,也上了庐山。但蒋介石并没有马上和他见面,直到6月8日,才在他与宋美龄下榻的后来称为美庐的牯岭河东路12号别墅与周恩来会面。

  蒋介石穿着灰色长袍,面带微笑,和宋美龄、宋子文一起迎接周恩来。寒暄过后,便往客厅中谈话。与上次相比,蒋介石精神焕发,说话底气更显得十足。自杭州会谈后,他的处境愈加好转:陕北的“三位一体”不仅拆散了,而且西北军、东北军已经按他的要求分别离开了西北;东北军因扣押张学良引起的骚乱已经平静下来,杨虎城在他这次往洛阳去的逼迫下,也于5月放弃兵权出洋去了,虽然这两个团体还在,但肯定已经不能成气候了;国际上,美、英等国最近纷纷向他表示,如果中国起来抗日,愿对他表示支持,这样,就可以起到牵制苏联的作用,不必为了得到苏联的支持而过分迁就中共。基于这样的形势,蒋介石认为可以居高临下对待中共,通过和谈溶化共产党。抱着这种心情,一坐下,蒋介石就轻松地说:“恩来,你刚从陕北来,请问中共对目前时局如何看呢?”

  周恩来说:“中共对目前时局的看法,简单地说,一是危机,一是形势看好。说危机,是自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机严重。帝国主义现在进入经济萧条时期,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必欲重新瓜分世界。中国首当其冲在其瓜分之列。日本帝国主义图我之心,经过华北事变,已经暴露得越来越充分了。说形势看好,是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反抗怒潮,在抗日的旗帜下,中华民族可以达成近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团结。”

  蒋介石问:“你们认为日本会继续动手吗?”周恩来说:“从九一八至今,他们是一天也没有停止动手。只要中国人民不起来抗战,就不可能制止他们动手,不可能制止他们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蒋介石说:“那你们认为他们什么时候会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呢?”周恩来说:“具体日期很难预料,但从历年来国际侵略势力的得陇望蜀来看,是步步逼近了。总之,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进攻已是迫在眉睫。我们应该尽快建立民族联盟,实现抗日民族统一。”蒋介石说:“你送给我的纲领我已经看过了。我想,不必建立什么民族联盟,这是我们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不是和其他党合作的问题。对其他党,是收容的问题,不是合作的问题。”

  周恩来一怔,他感觉蒋介石的态度可能与杭州会谈时有变。果然,在接下来的会谈中,蒋介石否定了中共建立民族联盟、实行党外合作的纲领,提出建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作为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其具体内容是:一、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四、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国家民族间之联合。

  周恩来仔细听罢蒋介石的意见,说:“我们提出的纲领,是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志集体讨论的。你提出的有关国民革命同盟会问题,事关重大,必须请示我们党的中央后才能决定。”蒋介石说:“也好。我这个想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希望你们能够同意。否则,我也不好同意。只要你们同意建立国民革命同盟会,其他问题总是好解决的。其他问题,你们有什么新的考虑没有?”周恩来说:“关于红军改编问题,根据蒋先生在杭州说的,我们又研究了一下,认为红军改编为四个师更为合适,1师长林彪、2师长贺龙、3师长徐向前、4师长刘伯承,正规军人数至少45000人,地方部队至少1万人,工兵1万人。部队改编后设立总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司令。为了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红军改编后保持原有的政治部。部队改编后的经费,正规军60万元,地方武装15万元,红军大学5万元,遣散及善后费用60万元。”蒋介石说:“这个问题,我的意见,中共应根据以前关于团结抗日的声明发表一个宣言,然后南京方面发表三个师的番号,人数为45000人。红军改编后,既然已是国民革命军了,就不要再设什么总司令部,三个师以上,可以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经费,可照人数、编制的一般规定发给,善后费用可由中央另发。”周恩来说:“政治训练处怎么能够指挥部队呢?”蒋介石说:“我要你们指挥,你们就能指挥,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看,你可以就训练处主任,让毛泽东先生、朱德先生出洋。”

  周恩来没有再说什么,他知道蒋介石这一着用心险恶,但为了能使谈判顺利进行,暂不便戳穿。接下来,他们又谈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释放政治犯、召开国民大会等问题。关于陕甘宁边区政府问题,周恩来提出边区政府可由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等九人组成;蒋介石则仍坚持边区政府的正职要由国民党方面的人士来担任,说此人士可由中共方面在国民党中选择,边区自己推举副职,可由林伯渠担任;事情由边区政府自己办。边区的行政经费,可按规定发给。关于释放政治犯,周恩来提出国民党应释放一切政治犯,特别是应释放上海的“七君子”。蒋介石拒绝释放“七君子”,但答应在狱共产党员,可由国民党方面分批释放。关于国民大会,蒋介石同意240名国民大会代表中,共产党方面可以有若干代表,但不得以共产党的名义出席。同意国防会议召开时,中共也可派代表参加。

  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几天,周恩来有理有力有节,有的表示可以接受,有的说要回陕北请示,有的如红军指挥机关和毛泽东、朱德出洋问题,蒋介石关于对各边区的武装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及边区其他人事安排问题,则表示坚决不能同意。双方的分歧一时争执不下。蒋介石便要宋子文转告周恩来:共产党目前不要太大,易引起外方恐惧;共产党首先要取得全国信用;共产党不要使蒋太为难,以便将来发展。周恩来说:“我们若想让蒋介石先生为难,大可不必在谈判桌上。目前不是我们让蒋先生为难,而是蒋先生失信的问题。他在杭州本已答应过的,让共产党适时公开,这次却全不提起。”宋子文说:“蒋介石本意,凡有破坏国共合作及与共产党为难者,由他负责任解决。但为避免国内外恐惧与反对,共产党应避名干实,不必强争目前所不能实现之要求。”

  经宋子文、宋美龄、张冲等往返磋商,仍无法解决分歧。周恩来便提出先回陕北汇报,如必要时,请张冲进苏区谈判。蒋介石说:“还是你来庐山,我们当面来谈,相信总是能谈好的。为了我的诚意,虽然我们还没达成协议,我愿意从现在起,每月给红军30万元经费,并想派第4军副军长涂思宗带一个考察团去陕北考察,加深我们双方的理解。”周恩来说:“我们欢迎蒋先生和南京政府派任何人去考察,加强我们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我也期待着尽快与蒋先生继续会面。”

  周恩来回到延安,向毛泽东及中央政治局诸人汇报了庐山谈判的情况。毛泽东同意接待涂思宗带南京考察团到延安考察,隆重地接待了涂思宗一行。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仔细研究了蒋介石的意见,决定为了民族大业,对蒋介石再做让步:在两党合作问题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提出国民革命同盟会组织原则应是:一、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干部若干人与共产党推出同等数目之干部合组最高会议,以蒋为主席,依据共同承认之民族统一纲领,决定两党共同行动事项并调整两党关系,同盟会主席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二、国民革命同盟会不干涉两党之内部事务,两党均保留各自组织之独立性及政治批评和讨论之自由权。三、国民革命同盟会之共同决定,两党均须遵守实行,但议案内容如与共同承认之纲领有违背者,两党之任何一方,得拒绝讨论,两党之任何一方凡有违背或破坏共同纲领及同盟会组织原则者,同盟会最高会议得决定补救办法。四、国民革命同盟会最高会议在必要时,得指定某地两党干部组织某地之地方会议,讨论某地两党共同行动,并调整某地两党关系,但其决定不能违背最高会议决定之原则。国民革命同盟会将来的发展趋势及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为了不使它成为国共合作的障碍,可不加以反对,但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及政治宣传自由。红军及边区问题,中共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适当考虑调整意见,陕甘宁边区的正职长官可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选出。

  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以上意见电告蒋介石,蒋介石接电,6月26日回电催周恩来再赴庐山谈判。周恩来与毛泽东商谈了谈判方案,决定博古、林伯渠一同前往。6月底,一行人到达西安,与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就红军的改编问题又作一番研究,便转乘飞机先往上海。周恩来心中忐忑,不知此去谈判,蒋介石会否又节外生枝。这时候,就传来了日本军队向卢沟桥发动进攻的消息。

  只因这卢沟桥事变爆发,加速了国共两党谈判的进程。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面前,国共两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终于上演了一幕威武雄壮、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大戏。

  (选自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国共演义》)
(责任编辑:黄子娟)
[ 留言 0 条   我要留言 ]

手机读报,精彩随身,移动用户发送到RMRB到10658000,订阅人民日报手机报。
网友留言留言0

署名                注册       留言须知

    全部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