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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谍报70年》绪言

2011年03月24日13:53    来源:人民网-军事频道     手机看新闻

  在世界情报史上,苏联谍报机构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在规模、设备、人员编制方面还是在活动能力方面,苏联谍报机构都不比美国谍报机构逊色。英国学者威廉?维?肯尼迪指出:“当今世界只有两个情报机构才拥有全套现代化的情报搜集能力,其一是美国情报机构,另一个就是苏联情报机构。”但在谍报工作方面,苏联谍报机构比美国谍报机构要更胜一筹,更具有典型性。苏联谍报工作的许多成功实践,成为国际谍报界研究的重点。

  苏联有着悠久的谍报工作传统,尽管以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为代表的苏联谍报机构最终定型于1954年3月13日,但早在沙俄时代,俄国就有比较成熟的谍报机构,其谍报工作水平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十月革命后,为了捍卫新生的红色政权,苏俄成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契卡)。契卡在镇压反革命的同时,也开展对外情报工作。此后,苏联谍报机构几经演变,但其实质没有任何改变。负责对外情报工作的克格勃第一总局无疑是其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它负责苏联在国外的一切秘密活动。此外,以对外情报工作为主的总参情报部(格鲁乌)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苏联的谍报工作十分发达,通过间谍活动获取情报是苏联的主要情报手段。在整个苏联历史上,谍报工作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苏联谍报机构对英国、日本和德国的渗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剑桥五杰”、佐尔格谍报网、拉多谍报网和“红色乐队”谍报网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剑桥五杰”,其潜伏时间之长、渗透程度之深、发挥作用之大,在情报史上无出其右。

  由于情报工作本身存在着较强的隐蔽性,各个国家对情报机构的活动秘而不宣,其情报档案也不公开,从而影响了情报工作受关注的程度,情报工作研究成了历史研究中被遗忘的一角。较之于一般的情报工作,谍报工作更隐蔽,其研究更少得到学术界的关注,除了军方学者、情报人员和新闻记者外,一般人对谍报工作研究领域很少涉足。一些了解谍报工作内情的作者出版了一些间谍案例,但从理论上归纳谍报工作的特点,总结谍报工作一般规律的学术研究并不多见。比较严肃的学术著作有英国学者帕尔默的《间谍的招募与培训》和迈尔斯?科普兰的《新谍报学》,这两本书较系统地介绍了国际谍报界关于谍报工作的一般做法,归纳了谍报工作的一些特点。

  由于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苏联的谍报工作一直是学术研究中一个讳莫如深的课题,情报研究从来没有成为苏联学术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由苏联谍报机构编撰的苏联谍报机构历史主要供谍报机构内部使用,用于培训情报官员,其绝密等级使其成为一般研究者的禁区。难得一见的著作要么是苏联政府出于政治斗争目的而披露,要么是由逃往西方的叛逃者而揭露。前者如尤?鲍?多尔戈波洛夫所著《苏军反间谍史——秘密战争纪实》,后者如维克多?苏沃洛夫所著《苏军情报部内幕》、米特罗欣所著《米特罗欣档案》、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所著《克格勃全史》。这些著作均披露了苏联谍报工作的一些具体案例,但很少对苏联的谍报工作进行理论探讨。出于意识形态斗争需要,西方学者出版了大量关于克格勃、格鲁乌谍报活动的书籍。比较著名的有安德鲁?博伊尔的《背叛之风》、约翰?巴伦的《克格勃——苏联特务的秘密活动》、布赖恩?弗里曼特尔的《克格勃》。这些著作为我们了解苏联的谍报活动提供了基本的素材,但由于作者的立场都站在西方国家一边,在看待苏联的谍报活动时戴上了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其观察问题的视角、评价问题的立场和方法难免出现偏差,其得出的结论也深深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印记,缺乏公正性和客观性。他们致力于揭露苏联谍报活动的危害性,而客观地说,这种危害性正是苏联谍报活动的成功之处。此外,这些著作主要陈述了苏联谍报活动的案例,对苏联谍报工作的特点、规律、成败缺乏理性分析。这里面,美国学者杰弗里?里彻逊的《剑与盾——苏联情报与安全机构》或许是一个例外。该书系统阐述了苏联情报工作的总体概况,其中也涉及到谍报工作,但并没有对苏联谍报工作作系统阐述。美国学者戴维?达林(David J. Dallin)的《苏联的谍报活动》(Soviet Espionage)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谍报工作的历史,以及苏联谍报机构在欧洲、美国的谍报活动,但该书成书于1955年,资料过于陈旧。

  与国外的研究状况相比,我国学术界对苏联的谍报工作研究呈现出“两多两少”的特征,即有关苏联谍报活动的案例介绍多,学理性研究少;对苏联的谍报机构及其活动,批判性的揭露多,客观公正的评价少。典型的如高金虎的《国际间谍战》、《剑与盾——俄罗斯情报机构绝密行动》和《威胁就在你身边——反渗透篇》、《谍影憧憧——反策反篇》等通俗作品,描述了20世纪一些重大的谍报案例,其中有相当部分涉及苏联谍报工作,但对苏联谍报机构的做法尚缺乏系统的学理思考。1984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苏联秘密警察》,系统介绍了克格勃的历史发展、组织结构、特务训练和部分间谍案例,但作者站在纯批判的立场来介绍苏联谍报机构,立场难免偏颇。由刘宗和、高金虎主编的《外国情报体制研究》在阐述苏联情报体制的时候,曾设专节阐述苏联的谍报工作,涉及到苏联谍报工作方面的一些做法,但没有展开阐述。孙厚洋主编的《当代国际间谍情报斗争》和张殿清的《间谍与反间谍》对谍报工作的一些具体做法有所涉及,但并没有就苏联的谍报工作展开深入论述。因此,目前没有一本著作对苏联的谍报工作进行过系统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的谍报工作主要集中在克格勃和格鲁乌两个机构进行,两个机构均具有全方位的情报搜集和分析能力,谍报获取仅是其情报手段之一。另外,克格勃(包括其前身契卡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部等)是一个全向型的国家安全机构,获取情报仅是其职能之一,而从事对外谍报工作的机构仅是其第一总局,格鲁乌也存在同样现象。但是以克格勃和格鲁乌指代苏联的谍报机构已经成为情报界和学术界的约定说法。因此,本书所说的克格勃和格鲁乌,通常指的是克格勃第一总局和格鲁乌的谍报机构。

  国际情报界把情报机构的职能定位于情报、隐蔽行动和安全保卫,谍报与隐蔽行动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苏联谍报机构也是如此,安全保卫与隐蔽行动在苏联谍报机构中的地位十分突出。然而,这种情报理念与传统的情报理念有着明显的差异。考虑到这一点,本书在研究苏联谍报工作时,只涉及苏联谍报机构的谍报职能,而没有涉及其隐蔽行动职能。

  苏联解体后,苏联谍报工作的主要遗产由俄罗斯联邦继承。经过十多年的动荡和改组,俄联邦的情报工作已经基本定型。考虑到情报工作的连续性,本书在附录中概括俄罗斯联邦的谍报工作情况,以反映俄罗斯谍报工作的最新状况。

    (本文节选自金城出版社出版的《苏联谍报70年》)
(责任编辑:黄子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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