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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法掩护

2011年03月24日14:29    来源:人民网-军事频道     手机看新闻

  间谍是“人类第二种最古老的职业”,人类社会形成之后,谍报活动就成为人类事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6世纪后,随着领事制度的形成和外交关系的建立,欧洲国家普遍设立大使馆和领事馆,建交国家给对方外交使团提供馆舍和官邸,接纳对方国家的外交人员,并为他们提供治外法权。外交馆舍成了本国领土的合法延伸,从而为从事谍报活动提供了便利。各国不仅向驻在国派驻武官,公开从事谍报活动,还把特工打扮成外交人员,从事谍报活动,从而使非法的谍报活动得到了国际法的保护。

  苏联谍报机构充分利用了外交掩护这一特定的掩护形式来从事谍报活动。克格勃训练手册明确规定:“谍报官员利用的掩护一般要符合他们的工作范围,如收集政治情报的谍报官员在使馆的新闻和文化部门工作;收集科技情报的要与技术问题接触,在使馆顾问的手下或商业使团工作。选择掩护职位,要考虑谍报人员的文化程度、政治训练和专门化训练情况、工作经验、个人品质和办事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谍报官员在和外国人交往中,其举止言谈与之所属的外交组织中其他的非谍报人员相比就不致有破绽可寻了。”〔英〕雷蒙德?帕尔默等:《无声的战争》,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49页。

  (一)利用外交身份掩护

  公开合法的掩护身份一般享有国家间协议所商定的各种权利,如外交豁免权,代表官方身份,有出入境的便利,还可免受法律追究。这其中最重要的掩护身份是外交身份。一个拥有外交身份的谍报人员可以利用大使馆为活动基地,利用其外交身份提供的合法的社交机会,通过现场观察、与其他外交人员及地位较高能接近机密的官员会见或联系,合法地收集情报,会见特工人员,也可以利用大使馆的设施,如电子设施、外交邮袋,合法地与总部联络。一旦其谍报活动暴露,他也可以利用外交豁免权不受逮捕。

  苏联充分利用了合法掩护这种形式。英国学者威廉?维?肯尼迪指出:“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这样广泛地利用外交活动的掩护来进行间谍活动。”〔英〕维廉?维?肯尼迪等:《现代情报战的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07页。这种说法或有夸张,但苏联广泛利用外交身份掩护谍报活动,却是不争的事实。

  苏联早期的谍报活动,都是以大使馆、领事馆、商务代表处为掩护基地,谍报人员往往有外交身份掩护。如1924-1927年,苏联情报机关驻哈尔滨情报站站长费奥多尔?雅科夫列维奇?卡林,就是以苏联总领事馆工作人员的身份为掩护。格鲁乌的谍报站负责人A?赛博特1924年任苏联驻哈尔滨领事,1925-1926年任总领事。

  苏联在建交的国家都设有驻外机构,如大使馆、领事馆和商务机构、旅行社、新闻社、海运和民航办事处,情报机构的驻外站通常设在大使馆里。在所有驻外人员中,外交人员不超过40%,克格勃人员占40%左右,格鲁乌人员占20%左右。Viktor Suvorov,Soviet Military Intelligence(London:Grafton Books,1986),pp.111-112.西方学者估计,在第三世界各国,苏联使馆人员中克格勃特工多达70%,在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国家及非洲国家,苏联外交代表同那些国家驻莫斯科的代表的比例高达五比一。1971年,87个非共产党国家在莫斯科总共有809名外交官,而苏联在这些国家的外交官则达到1769人。〔美〕约翰?巴伦:《克格勃——苏联特务的秘密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32页。从1945年至1968年,共有6000多名苏联外交官因为从事与其身份不相符的活动在52个国家遭到驱逐,而在1966-1967年,在西方国家就有107名苏联谍报人员被当场拿获,其中有45名以外交身份为掩护。〔法〕皮?弗?德维尔马雷斯特:《苏联间谍在法国》,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页。

  名义上,苏联驻外使馆由外交部负责管理,但实际上苏联驻外大使有责任与苏联谍报机构尤其是克格勃保持合作,在确定外交意图和目标时,克格勃负有主要的责任。

  (二)利用其他驻外机构掩护

  除大使馆和领事馆外,苏联其他驻外机构也为苏联谍报机构提供掩护。一般情况下,苏联的所有机构都有义务为苏联谍报机构保留一些名额,典型的驻外机构包括塔斯社、新闻社、商务处、民航局、海运局、苏联电影出口局和《新时代》周刊社。苏联船运公司是最早被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利用的掩护机构。到1923年,它已经在苏联港口如敖德萨、摩尔曼斯克等地建立起一系列的海员之家,用来掩护其招募、通信行动。1926年以后,总参四局在其商船网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复杂的交通员系统。Christopher Andrew & Oleg Gordievsky, KGB: The Inside Story of Foreign Operations from Lenin to Gorbachev(Hap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93.创建于1918年的苏联红十字会从一开始就被苏联谍报机构用来掩护其谍报活动,其纽约办事处被契卡用来调查苏联移民的活动,总参四局也利用其来掩护自己的谍报活动,最后它成了总参四局在美国的商业掩护机构阿姆多尔戈的附属机构。Raymond W.Leonard, Secret Soldiers of the Revolution: Soviet Military Intelligence, 1918-1933(London:Greenwood Press,1999),p.59.塔斯社和新闻社较大的驻外记者站中有克格勃的固定编制,在电视和广播单位的驻外记者站中克格勃人员通常担任第二记者或摄影师,除《真理报》记者外,大部分报社记者是情报人员。〔俄〕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94页。新闻单位是否设立驻外记者站,全看克格勃的需要。1943年苏共中央创建《新时代》周刊,其唯一目的就是为情报官员在国外活动提供掩护身份,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命令,杂志社的14个驻外站中,有12个专为克格勃人员保留。〔美〕约翰?巴伦:《今日克格勃》,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页。为了使以该刊记者为掩护的谍报人员符合其身份,《新时代》杂志的主编曾要求他们必须在一年内写出可供发表的文章。在《新时代》刊登的文章中,有30%左右是由苏共中央国际部提供,20%是由外交部供稿。有时,为了完成任务,驻外站的特工会提供笔记和剪报资料,由该刊的编辑撰写成文共同发表。〔美〕约翰?巴伦:《今日克格勃》,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页。一位克格勃工作人员指出,50%的苏联民航局驻东京办事处人员参与科技情报的搜集。〔美〕杰弗里?里彻逊:《剑与盾——苏联情报与安全机构》,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

  (三)利用商业掩护

  商业掩护是苏联谍报掩护中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最早使用的掩护形式之一。十月革命后,西方国家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十分仇视,公开宣称要把它扼杀在摇篮中。但是,在武装干涉失败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立即发现,一个巨大的市场出现在它们的面前,在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上,蕴藏着无限的商机。曾经访问过苏俄的美国国务院官员艾德温?凯在向国务院的汇报中指出:“对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实行封锁和经济孤立的政策,反而会促使俄国出现一个稳固的政权”,相反,“如果布尔什维克控制地区的人民有幸享有经济条件的改善带来的益处的话,他们自己会建立起一个稳定的、适当的社会秩序”〔法〕皮埃尔?德维勒马斯、〔美〕吉特福?迪哈科夫:《格鲁乌——苏军情报部内幕披露》, 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可以指望苏联内部出现变革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发展同苏俄的贸易关系,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关心的头等大事。

  苏俄谍报机构充分利用了资本主义国家迫切同苏俄发展贸易关系的愿望,它利用苏俄在国外设立商业代表处的机会,把谍报人员安插在代表处工作人员中,以合法的身份从事活动,同时也使在国外活动的谍报人员能与总部保持联系。在谍报工作刚刚起步的阶段,这一掩护方式极为重要。Viktor Suvorov,Soviet Military Intelligence(London:Grafton Books,1986),p.30.契卡国外处在英国设立了英苏贸易代表处,随后设立了一个贸易掩护组织全俄合作协会(All-Russian Cooperative Society, Arcos)。在与英国关系正常化之前,契卡国外处在英国的谍报活动主要是在全俄合作协会的掩护下进行的。英国内政大臣威廉?乔依逊-希克斯(William Joynson-Hicks)称全俄合作协会是“我曾听说过的最大的、最卑劣的间谍组织”David J.Dallin, Soviet Espionage(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5), p.40.。在中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利用设立在哈尔滨的国家进出口贸易局远东分局,使之成为其设在哈尔滨的情报站。1918-1920年,苏联贸易企业中央联合会哈尔滨办事处的助理会计,就是共产国际的联络员,设立在哈尔滨的苏联合作总社西伯利亚边区联社的负责人,就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在远东享有全权的谍报站长A?波波夫。〔俄〕维克托?乌索夫:《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111页。

  格鲁乌也大肆利用商业掩护。特工雅各布?姆拉奇科夫斯基被派往德国开了一个商铺,然后又办了一个工厂。其他特工也自各办了工厂。1921年,这些工厂联合组成了一个名为Wostwag的进出口贸易企业。实际上,当时苏俄的对外贸易尚处于瘫痪境地,许多出口商品在境外走了一圈,最后又回到苏联。Raymond W.Leonard, Secret Soldiers of the Revolution: Soviet Military Intelligence, 1918-1933(London:Greenwood Press,1999),p.58.到1925年,这种商铺已经迅速在法国、英国、加拿大、美国、中国等国铺开,它们被称为“姆拉奇科夫斯基企业”,在总参情报部的文件中,它们被称为商业企业网。总参情报部把企业所赚到的钱用作驻外特工的经费。此外,姆拉奇科夫斯基企业还被用于将新派遣驻外特工的工作合法化。在姆拉奇科夫斯基企业的资助下,受过训练的驻外特工开始到境外旅行,他们用几个月的时间从驻在国获得证明,然后继续到另外一个国家旅行,继续同样的经历。这种锻炼一直进行下去,直到他能够自立为止。

  格鲁乌在美国有一个名叫“阿姆多尔戈”的贸易组织,这是格鲁乌在美国最重要的掩护机构,有一百多名格鲁乌军官以阿姆多尔戈为掩护在美国从事谍报活动。1926年,阿姆多尔戈有66名苏联观察员,1928年这个数字增加到220名,到1929年有575名。依托这一组织,苏联特工在美国大肆活动,搜集工业、科技、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情报资料。格鲁乌在中国、蒙古和法国等国也设有类似的商业掩护机构。格鲁乌在欧洲的重要谍报网“红色乐队”就是利用商业为掩护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该谍报网并未花大力气从事情报搜集,而是致力于建立商业掩护。特雷伯说:“我们在战前几乎未从事谍报活动。我们的目的是建立可靠的商业掩护,并组织必要的基础,以便枪声一响,我们就整装待发投入战斗。”Christopher Andrew & Oleg Gordievsky, KGB: The Inside Story of Foreign Operations from Lenin to Gorbachev (Hap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239.德国征服西欧后,特雷伯把他的总部搬迁至德国占领下的巴黎,继续以商人身份为掩护,从事谍报活动。他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建立了西梅斯克(Simesco)公司,该公司的巴黎办事处就设在爱丽舍大街,与一家负责为德军修建工事的德国公司巴黎总部毗邻,两家公司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通过这种关系,特雷伯才搞到了德军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Christopher Andrew & Oleg Gordievsky, KGB: The Inside Story of Foreign Operations from Lenin to Gorbachev(Hap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0), p.257.

  战后苏联继续利用商业掩护从事谍报活动。苏联国际旅行社从兴建旅馆、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开始,到在旅馆中招募外国人为止,一切活动都由克格勃一手包办。Viktor Suvorov,Soviet Military Intelligence(London:Grafton Books,1986),p.124.1987年美国国务院根据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宣称苏联商会是克格勃的掩护组织,其负责人皮拉诺夫是克格勃中将,其140名成员中有三分之一是克格勃人员,少数隶属于苏联军事机构。苏联版权协会也一直与克格勃保持着联系,其主要负责人均为克格勃官员。孙厚洋主编:《当代国际间谍情报斗争》,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页。孙厚洋主编:《当代国际间谍情报斗争》,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页。

  (四)利用国际组织掩护

  苏联还广泛利用国际组织来为特工提供掩护。克格勃第101高级情报学校的绝密教科书《在美国和第三国中吸收美国人的实践》写道:“在美国,除通常的掩护外,我们利用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其中最主要的是联合国及其分支机构。”〔美〕约翰?巴伦:《克格勃——苏联特务的秘密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33页。美国学者杰弗里?里彻逊断言,国际组织中的苏联雇员,或者这种国际组织中苏联代表团的下属人员,一般都是克格勃或格鲁乌的特工。〔美〕杰弗里?里彻逊:《剑与盾——苏联情报与安全机构》,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叛逃的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苏联人舍甫琴科说,他在联合国安理会担任政治事务部主任时,发现在由20多名外交官组成的工作班子里,只有7名是真正的外交官,其他都是以外交身份为掩护的克格勃或格鲁乌人员。为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400名苏联人中,至少有一半是苏联特工。〔苏〕阿?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155页。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有18名苏联籍联合国工作人员由于从事谍报活动被逮捕或公开被驱逐。

  利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为掩护有着许多便利条件。联合国雇员拥有相当大的自由活动空间。未经美国政府允许,外交官不能走出纽约市25英里以外的地方,而联合国雇员则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美国各地旅行。联合国雇员的管理相对松散,使团医生的一张病假条就可以使联合国雇员免于本职工作而去从事自己的事务。更有甚者,联合国雇员的薪金相对丰厚,苏联政府要求苏联籍雇员从其薪水中拿出一部分上缴,用作特工的活动经费。由于联合国的会费有很大部分是美国提供的,因此,这件事的实质是:美国人出钱资助苏联谍报机构进行针对美国的谍报活动。〔美〕约翰?巴伦:《克格勃——苏联特务的秘密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35页。

  (五)利用民间活动掩护

  民间掩护是介于合法掩护和非法掩护之间的掩护形式,跨出国门的商贸、留学、旅游、探亲访友以及其他私人事务活动,都属于此种掩护形式。与非法掩护相比,民间掩护是合法的,持有受法律保护的公民护照,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合法地行动。

  民间掩护形式具有类似外交掩护形式的某些优点:组织安排较易,启动、收效较快,享有合法身份和正常行动的法律保护。由于它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性质,所遭受的监控较松,在隐蔽程度上比外交掩护形式略胜一筹。缺陷在于:利用民间掩护形式的特工始终保持出国公民的身份,其活动时间、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不能融入当地社会;由于不具备外交身份,没有外交特权,出事后不受法律保护,在两国关系紧张时同样无法存在。它与外交掩护一样,都属于公开掩护的范畴,两者之间只有量的不同,没有质的区别。

  除上述掩护形式外,苏联谍报机构还利用外派的科学、文化代表团为谍报人员提供掩护身份。如格鲁乌军官潘可夫斯基就是利用苏联国家科技委员会提供的掩护身份前往国外活动。20世纪70年代,一个苏联航空专家小组曾应邀参观美国波音公司、洛克希德公司和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工厂,观看波音747、DC-10和L-1011型飞机的生产过程。据一位苏联叛逃者揭露,这些参观者均穿着能从工厂地板上粘起金属片的特制鞋子,对这些金属片进行分析可能帮助他们确认生产军用运输机所需要的合金成分。〔美〕杰弗里?里彻逊:《剑与盾——苏联情报与安全机构》,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第77页。
(责任编辑:黄子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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