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重伤被俘   身份暴露--军事--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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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伤被俘   身份暴露

2011年09月07日14:02    来源:人民网-军事频道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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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仍在继续,身边的战友越打越少,不断有同志倒下,只听有人高喊:"南边封死了,往东边冲。"剩余的队伍趟着血路朝东奔去,鬼子很快察觉了我们的意图,机枪迅速封堵了村口。当我刚准备攀跨过围墙时,一串扫射来的机枪子弹一下子击中我右臂腕部,血顿时喷了出来,警卫员李锡儒急忙用毛巾裹住我的伤口。

  "不要管我,赶紧冲。"我咬牙坚持,但血止不住地冒了出来,估计是伤了动脉,支持不住。警卫员架着我往前走,刚走了没几步,我的左右两臂又被子弹打中,一枚弹片刮在了前胸,我昏迷不醒,已无太多意识,只恍惚记得警卫员背起了我……

  "部长,您醒醒。"警卫员使劲把我摇醒,我发现自己靠在一葡萄架小石屋墙角边。

  "我没死?渴,队伍怎么样了?突出去后,把文件藏好,注意隐蔽,一定要死拼。顶不住时,最后留下两发子弹,你先把我打死后再自杀。死也不当俘虏。"

  李锡儒很快将文件撕碎,和高敬之专员的警卫员一起伏在石屋门边,准备战斗。一小股日本鬼子向小石屋奔来搜索,行至不远,李锡儒开枪射击,接连打死五六个鬼子。

  附近的敌人听见枪响围了过来,突然李锡儒的枪卡壳了,在这最后关头,他不顾危险扑到我的身旁,用干草秫秸将我仔细地掩藏。他用生命来保护战友,我永远难忘他的忠诚和勇敢。此时敌人已将小石屋团团围住,横着刺刀,拉着手榴弹弦在小石屋外凶狠地怪叫,几个同志先后成为俘虏。李锡儒把枪扔在我脚下的草里之后也徒手被俘。敌人用刺刀逼问他里面还有几个人,李说一个也没有了。敌人在屋外向里望望未进屋,确定无人后就把李锡儒等几个人押到大批被俘的人群中。

  没想到,半小时后进来两个鬼子把我从石屋里拉出来,此时我已丧失知觉,身穿的四套单衣全被鲜血浸透。敌人见我穿着四个口袋的军服和马裤,得意地狂叫:"唔—大大的太君!"随后敌人牵来一头毛驴,把已没有一点行走能力的我抬到驴背上,可一松手我即掉了下来,鬼子气汹汹地扇了我几个耳光,这时的我,已处昏迷状态。

  最后,鬼子抓来四个老乡用门板当担架把我抬走了。在行进中我渐渐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眼前尽是日本鬼子,当时的第一念头是:"我被俘了,绝不当俘虏,死也要死在战场上!"可伤势甚重的我全身好似瘫痪一般,毫无气力,怎么办?只有自杀!听说受伤后喝凉水很快就会死,我向押送的鬼子想要点凉水。鬼子十分狡猾,不但不给我水,反倒朝我吼道:"你的自杀的不行,凉水的不给!"我躺在担架上,忍着剧痛,努力侧转着身寻找着熟悉的同志。

  从杨家铺向敌人据点左家坞行进途中,夜幕将至,在半路上,我悄悄地让一位老乡找到我的警卫员李锡儒,让他到我的担架旁边来。不一会,李锡儒趁着夜色摸到我的身边,由于两边都是被俘的同志,押送我们的鬼子又离得较远,给了我俩可以小声说话的机会。我对他说:"咱们已被俘,审讯难免,很难活着出去。敌人若问我的身份,你就说我是警卫连的连长;再问我的名字,你就说我叫刘建华。再问别的你就说不知道,死也不能暴露我的名字和真实身份,并告诉李永、石坚同志,你们最好利用天黑敌人不警觉时,设法逃回去,向李运昌司令员报告,我负伤被俘了,最好设法在左家坞到丰润县的公路上设计伏击,营救被俘的一百多人。"

  李锡儒默默点头明白了我的意思,说完我又昏沉沉睡去。到达左家坞据点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对面看不清人,大街两旁围观的老乡很多,李锡儒乘乱混入人群,坎坎坷坷地摸黑走了半夜,才到离左家坞北二里的下坡子庄,经老乡指路,总算走到青龙河沿附近,找到了行署公安局长黎耘同志。他详细地向组织汇报了战斗和被俘经过以及逃回的详细情况,并写了书面材料,转交给了李运昌司令员。

  当夜,我和其他被俘的 150 多人一起被关押在日军的左家坞据点,敌人为了显示对我的"照顾",把我单独地关在一个马厩里,和四个抬担架的老乡同住,其余被俘人员均关在一个大房子里。我已经整整一天没喝一口水,没吃一点东西了。夜深时,我渐渐苏醒过来,看看身边,四个老乡横躺竖卧地睡着了。我艰难地挪动着手 臂,颤抖着一个口袋、一个口袋地摸了起来。直到此时,我才发现珍藏的三件"宝贝"不见了。

  一是大号红色"派克"钢笔,这是临抚昌联合县东部区长魏军同志送我的一件珍贵礼物。

  二是我随身不离的德国造枪牌橹子,这是 1942 年春节我离开分局社会部时,许建国老首长送给我的一件心爱纪念品,它是老 领导多年随身护卫的武器,因为我要离开边区到更加残酷的冀东工 作,特送给我作为贴身的武器。我十分珍惜,小心保存。

  三是一款白金壳的怀表,是秦皇岛日本宪兵队长武田的心爱之物,特务江东从山海关跑回来时交我的。这些肯定被搜查的鬼子当"战利品"抢走了。好在我的一个小笔记本仍在上衣小口袋里,那上面记载着很多重要情报关系的联络暗号、代号以及秘密联络的地点与方法,有我们自编的姓名、地点等绝密材料,只有我和钟子云同志各保存一份,还有译电员方明同志也留了一份。我暗自舒了口气,没有泄露机密。我想将小本取出销毁,但手指像没有一点知觉的木条儿,怎么也解不开衣扣。怎么办?被鬼子搜出来,那就糟了。

  想到这里,我忍着痛轻声唤醒离我最近的一位老乡,恳求他帮我解开衣扣儿,而后我吃力地掏出小本子,把有字的纸撕下,艰难地送进嘴里,慢慢地嚼烂,用干涩的喉咙一点一点地咽下去。我用这样最原始最简单也是最可靠的办法保守了机密,使我可以放心应对敌特的搜审,免去我对其他地下工作同志的担心。这是我被俘120 天的第一夜,我头一次体会到被俘后保密的艰难,也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对党的忠诚。

  10 月 18 日清晨,鬼子没等我们吃饭就把全体被俘人员用大卡车押往丰润县。我因伤重,难以坐立,只能躺在大车上。到了丰润县时,日本鬼子又使出手段令我们下车列队向城内徒步行进,想以此炫耀自己的胜利,沿途两旁站满了围观的群众。我不能走路,只能在几个被俘同伴的搀扶下十分艰难地缓慢移步。"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壮志未酬,军人被俘后的感觉是何等的不甘。

  进城后,我仍被单独关在县看守所内的一间小屋里,这时敌人已经等不及了,急迫地想要弄清我的身份。中午一日本军人带一名翻译,到囚房对我进行审问,我仍按事先准备的口供,应付敌人,坦然地告诉敌人,我叫刘建华,是警卫连连长,共产党员,二十五岁。不到十分钟审问就匆匆结束,敌人显然根本就不信我的口供。

  因我两手十指失灵,不能合拢,难以进食,中午由看守所找人帮我盛饭。我借机提出要求,从被俘人员中找一人帮我吃饭,没想到,当晚是由交通员李永同志来照料我的生活。李永悄悄地告诉我,敌人正挨个地拷问被俘人员,追查我的身份职务,甚至动刑逼供,但大多数同志并不认识我,所以没问出个所以然来。

  谁想,第二天上午,从唐山找来曾与我见过面的伪新民会会长张铁安(外号张瞎子),被敌人派到丰润县看守所,向敌人指认我就是刘杰。从此,我的身份便暴露了。张铁安原来是我们的情报员,后向敌人自首,成为叛徒。当他到丰润县看守所时,李永同志已告我,"张瞎子来了"。我装病,睡觉,面朝墙,不予理睬。但他的话我却听清了,他谄媚地向敌人说:"太君没错,他叫刘杰,是军区联络部长,我见过他,他认识我。"然后他又向李永同志说:"我是张铁安,专门从唐山来,他醒来后,请你转告他,望他保重,请将这一百元给刘先生?"然后就悻悻地离开了囚房,我侧眼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对李永同志说:"这个卖身求荣的汉奸,还有脸说什么要我保重,他有什么资格讲话!"可他这一来,都已明了,我暗地告诉自己沉住气,与敌人真正的较量开始了。

  下午三点多,我被允许由李永扶着到看守所的后院晒太阳,这是我被俘后第一次见到太阳。许多被捕的区村干部同志都到囚房窗口瞅望,战友变成了难友,我们还能继续战斗吗?我在心中默念着,望着同志们,那真是一种说不出的悲壮。

  刚进后院没一会,忽见两个穿着日本宪兵军服、佩戴军刀的日本军官,带着翻译向我走来,看守给他们搬来了三把凳子,坐在我的对面。一时间,难友都扒在囚房窗口望着我。只见一年纪在30 岁左右的鬼子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见到刘先生非常高兴,欢迎!欢迎!我们找了你一年多了。刘先生年轻英俊,又身负重任,佩服!佩服!今天来看望刘先生,希望能跟刘先生交个朋友。"

  他讲完后,翻译用中国话讲给我听。"笑话,有你们这样交朋友的吗?你们也配谈朋友!你们在中国干了多少坏事,杀了多少老百姓!但你们吓不倒我们,我们不怕死,只要能把你们赶出去,我们在所不惜!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既然你已知道我是干什么的,那我告诉你,别想从我嘴里掏出任何东西,我们八路军死也不投降,带我回监。"

  翻译把我说的这些话翻译后,他表情僵硬,无可奈何。大概他早就知道我不可能轻易开口。未曾想,我的话博得了看守所内被捕难友的共鸣,他们大声喊:"讲得好!讲得好!"甚至有的人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来。

  "不许喧哗!"敌人用刺刀指向囚窗,环境一下子又变得安静起来,只听鬼子又哇啦朝我讲:"我们大日本帝国对你们是实行'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目的是为了建立东亚共荣圈,我们是来帮助中国人脱离苦难的。刘先生还不了解,没关系,慢慢来,你的不 明白,我会帮助你,使你逐渐明白,我们还可以共同合作携手建造 一个新东亚嘛!"

  "你们的大东亚是什么样呢?"我反问,"不要向我宣扬你们那套歪理,你们在中国奸淫烧杀,大肆掠夺,肆意破坏。在华北,在冀东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房子烧光、财物抢光、人都 杀光)。到处是千里无人区,强修'人圈'。有多少无辜的百姓死于你们刀下,那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还'共存共荣','东亚共荣 圈'!只要有一口气,我们就要打到底。"

  翻译讲完后,鬼子摇了摇头无奈地说:"误会,这都是刘先生的误会,你会慢慢明白的,今天第一次见面,也不可能完全说服刘先生。我们下次再谈。"

  "不用你说服,你也说服不了我。你们对战俘严刑拷打,不讲人道,这是什么亲善行为,这是误会吗?我们八路军对所有俘虏不打骂不虐待,你们能吗?"敌人一下子被噎住了,这时已近黄昏,敌人没有任何收获,便匆匆收场,临走时撂下几句话:"今天不早了,刘先生身有重伤,不宜多谈。以后还有时间,就此告别,请刘 先生好好休息。"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同我谈话的就是唐山 1420 部队宫下大尉,另一个日本人是唐山宪兵队长川上大尉,翻译是朝鲜人,名叫张××,他们是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华北特遣队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行大东亚战争,对东北伪满洲国采取了"固边政策",防止华北抗日武装进攻,专门在唐山市设此庞大的特务机关。他们受关东军特务机构管理。

  这次审讯,是我和鬼子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我明白以后的斗争会愈加残酷,随时都可能面临酷刑和牺牲;活着就跟敌人斗,就是死也要死个痛快,让他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八路军。后来,我虎口脱险后,曾听到从丰润县看守所释放回来的被捕同志流传我当时较量的情景,认为我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个中国人该做的而已,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没人愿意当汉奸亡国奴,尤其是当你看着自己熟悉的亲友牺牲后生出的复仇感。仅 1942 年一年,鬼子就在玉田县制造了数百起惨案,惨绝人寰地血洗潘家峪,男人、老人、妇女、儿童,一千二百三十口人被杀,三十三户人家被斩尽杀绝;还有鲁家峪、盘山田家峪……每当想起这些,那些复仇的种子就激励着我们每个冀东的战士去战斗,去牺牲。


  (摘选自金城出版社出版的《红色特工忆往事》)
(责任编辑:黄子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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