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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爷们"臣服"的女教官

2011年10月19日10:56    来源:人民网-军事频道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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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行部队训练都是从难从严,专机部队飞行训练那就更难更严。难度越大,标准越高,风险也就越大,难、严与险是相互关联的,有时要付出血的代价。对飞行员来说,最难飞、最危险的课目是“昼间复杂气象”和“夜间复杂气象”课目训练,简称“两复”训练。就是在大雪、大雨或云低等复杂天气的条件下,飞行员飞行时看不到地面,全靠飞机上的仪表指示飞行,特别是着陆时,飞机进入五边后,很长一段时间看不见跑道,有时高度只有五六十米时,飞机才穿出云层。那时是飞行员最紧张的时刻,也是检验飞行员飞行技术和航行经验的关键时刻。为了提高飞行员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任务的本领,部队必须进行“两复”训练。飞行员也只有经过“两复”训练,才能成为“全天候”飞行员,才能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飞行任务,翅膀才真正变硬了。可是,北方一年四季的复杂天气并不多,专机部队为了加强“两复”训练,没有复杂天气,就人工“制造”复杂天气,他们新设置了“盲降” 课目(后改为“仪表着陆),并报请空军有关部门审核,经空军批准,将这种方法写入了大纲(草案)。同时列入大纲(草案)的新课目还有起飞后单发,即收起落架后,一个发动机停车;无灯着陆,即夜航不开飞机着陆灯着陆。这些新课目,都是难度很高、风险性很大的课目。试飞这样的新课目,自然是难度更高,风险性更大。第一个试飞大纲(草案)新课目的就是伍竹迪。

  1956年《新观察》第15期刊登了左蓉的文章,标题为“一个女飞行员的盲目着陆飞行”,文章生动详细地描写了伍竹迪飞“盲降”的情况。“飞机平稳上升着,高度表的指针继续转动,我看了看前面,只见苍苍茫茫、天地一片,再加上天气不好,我就更分辨不出什么了。就在这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飞行员前面的胶玻璃窗突然一下子被罩了起来。我心里暗暗着急,飞行员看不到外边,瞎子似的将要飞到哪儿去呢?……”

  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文章作者不了解“盲降”的内情,才有上述疑问。大纲中的“盲降”课目规定,飞机起飞后,高度达到50米时,右座教员将左座学员前面的舷窗用黑布帘罩严,学员全凭仪表指示操纵飞机作大航线,直到五边下滑飞机过近距导航台,信标机铃声响过之后,教员才将布帘拉开,这时的高度应是50米。作者最后写道:“铃声响过之后,前面的窗罩也立刻打开,我几乎叫了起来,原来飞机正对准跑道不偏不歪地下滑呢。几秒钟后,飞机就轻轻地落在跑道上了。盲目着陆飞行,标志着她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精通这样的课目,她就可以在天气不好时按仪表指示穿云下降,有能力完成各种飞行任务。伍竹迪就是这样将翅膀练硬的。”伍竹迪除试飞“盲降”新课目之外,起飞后单发,无灯着陆两个新课目也是她试飞的,全都安全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真要提高“盲降”能力,光靠“拉窗帘式”的训练还不行。因为有教员在右座保驾,飞行员有依靠,飞行时心里压力不大。因此还必须让飞行员在真正的复杂天气中去锤炼,真枪真刀才能练出真本事。

  1962年2月9日,也是大年初五,部队放完春节假刚上班的第一天,北京地区下起了罕见的大雪,古人云“燕山雪花大如席”,这是北京大雪的真实写照。那天纷纷扬扬的飞絮,绵绵不断地向地面扑来,转瞬间,西郊机场变成了银色世界,西山恰似一条银龙,盘卧在机场的西侧,长河宛如一条玉带,镶嵌在机场的东边,跑道就像一条宽敞的银河,通向蒙蒙的天际。瑞雪兆丰年,年关刚过的这场大雪,必将给北京人带来一个好年景,但给西郊机场带来的却是……

  为了提高飞行员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飞行技术,部队领导决定抓住北方这难得的复杂天气,组织昼间和夜间复杂气象训练。当天上午向飞行人员下达飞行任务后,即开始飞行和机务准备。下午一点多钟,首先是飞伊尔-14的飞行员飞,尔后是飞里-2的飞行员飞。白天没有伍竹迪她们第一批女飞行员的事,她们的计划是晚上飞“夜复”。我们第二批女飞行员飞“昼复”,与大姐们差两个档次。我是第一次在这么复杂的条件下飞行,真过瘾。飞机刚一离地便被白茫茫的飞雪所裹,平时清晰可见的昆明湖、万寿山、玉泉山等地标地物都从视野里消失了,飞机仿佛穿行在时间隧道之中。我只能按仪表指示操纵飞机,按飞行人员的行话叫“盲目着陆”,简称盲降。着陆时,飞机过了近距导航台(离跑道头1公里左右),高度下降到50米了,才隐隐约约看到跑道中心延长线的灯光。飞机快进跑道头了,才能看清跑道。

  那天不只是雪大,而且还伴着结冰,飞机的操纵性能变得很差。严重结冰导致飞机的流线型被破坏,而使飞机失去操纵,所以每飞三次仪表起落后就要将飞机滑回停机坪,一方面换人,一方面给飞机敲冰,同时对飞机进行一次检查。飞行员没有过硬的技术是无法在这种天气条件下起降的,指挥员没有魄力和胆略也是不敢在这么复杂的天气组织飞行训练的。

  然而,白天的这种天气对伍竹迪等第一批老大姐来说,已算不上什么,她们早就飞完了“昼复”,她们都等着晚上飞“夜复”。这是飞行员最高难度的训练课目。当时我们这些羽毛未丰的小姐妹还没有资格飞。特别眼馋晩上飞“夜复”的老大姐们。

  晚饭后,伍竹迪等大姐们都整装待发,在飞行教室做准备,等伊尔-14飞机飞完后她们接着飞。她们正准备时,猛然听到“轰隆”一声巨响,震得玻璃窗直哐当。她们不约而同地往外跑,一直向机场跑去,刚跑几步就看到万寿山的左后方升起一股冲天的橘红色火柱,大伙儿不知发生了啥事,站在大雪中发愣。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坏了,伊尔-14飞机撞山了!”他的话音刚落,机场里的救护车、消防车、拖车等呼啸着向东营门驶去。听到响声和嘈杂声,本已入睡的我们,也从床上爬起来,穿上毛皮飞行服往外跑,刚出门就被大队干部全撵回了宿舍,并传达部队首长的命令,所有空勤人员回自己宿舍休息。

  当晩,撞在万寿山后面黑山上的是3246号伊尔-14飞机,机上10名飞行人员全部遇难。原因是飞机起飞后,一台发动机故障,高度太低飞行员来不及处置。这10名飞行人员全是部队的技木尖子,全都执行过中央首长的专机任务。当晚的飞行事故对我震动很大,我彻夜无眠,亲身感受到了飞行事业的危险性。“两复”训练付出了血的代价,我们面临着生死考验。

  虽然一夜未合眼,第二天一早仍按时起床,我们知道在这种困难的时候,应该管好自己,不能给领导添麻烦。正当我们自觉地打扫室内外卫生时,大队值班员吹哨集合,让大伙儿去跑道扫雪,上午有专机任务。那时候,机场还没有现代化的扫雪设备,全靠人工用铁锹铲、笤帚扫,然后用木板将雪推到跑道两边5米外的草地里。

  以往扫雪时都特别热闹,欢声笑语,打打闹闹,不是雪球橫飞就是雪埋活人。扫雪成了大家在一起玩雪、赏雪的好机会。但1962年2月10日早上的扫雪场面,却异常冷清,整个跑道上只有铁锹撞击水泥地面的当当声和木板与地面磨擦的吱吱声,人们的心跟冰冷的世界一样被冻结了。

  扫雪时我见到了伍竹迪大姐,一夜之间,她仿佛老了许多,平时爱说爱笑的她,头都不抬的只顾埋头扫雪。她此时的心情异常沉重,一方面她为一瞬间失去10名老战友而悲痛,另一方面她还心有余悸。因为昨晚她爱人程宝海也参加了飞行。当没弄清楚是哪架飞机撞山之前,爱人生死未卜,那段时间急得伍竹迪的心都要从心口蹦出来了。虽然一夜过去了,爱人也平安回来了,但她仍惊魂未定。看她那过度疲惫哀伤的样子,我没和她打招呼,又使劲扫起雪来。

  按常规,部队摔飞机后,要停飞进行整顿,总结经验教训,处理后事,安抚人心。特别是昨晚摔的是我们部队当时最好的伊尔-14飞机,牺牲的飞行人员都是部队的精英。而且这次事故是部队成立以来损失最大的飞行事故。为什么不停飞,还要执行专机任务,难道不怕祸不单行吗?是哪位首长这么信任我们部队?后来才知道,2月9日白天,空军向部队下达了送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到外地视察的任务。当晚发生飞行事故后。空军刘亚楼司令员和吴法宪政委即到事故现场察看,并向罗总长报告了事故情况,建议取消专机任务。罗总长听完汇报后指示,要认真总结教训,但任务不能取消。第二天上飞机前,罗总长对部队领导说:“一支经得起摔打的部队才是过得硬的部队,我相信你们,我今天、以后仍然要坐你们的飞机。”摔飞机后,整个部队的士气非常低落,少数飞行人员萌发了停飞的念头。但是罗总长专机的轰鸣声,就像一针强心剂,将低落的士气鼓了起来。伍竹迪大姐也很快摆脱了飞机失事的阴影,事故后的第三天,她就执行了去西安的飞行任务。

  俗话说得好,打铁必须自身硬,因为伍竹迪自身练就了过硬的功夫,她不仅是位优秀的机长,也是一位令爷们都“臣服”的飞行教官。关于伍竹迪当教员之事,我在《我是蓝天的女儿》一书中,有过详细地描述,现将部分内容简述如下。

  1964年,全军揿起了轰轰烈烈的练兵高潮,人人争当技术尖子,全军开展大比武。空军为适应形势发展,缩短航校毕业飞行学员到部队后的改装训练年限,决定进行改革,由过去的3到6年飞完四种气象缩短到2年。这个试点任务交给了我所在的飞行大队。大队长高玉成,副大队长伍竹迪、王全奎。我被选为教员。当时我怕完不成教学任务,没有信心。伍副大队长多次找我谈话,帮我卸包袱,树信心:“晓红,咱们都是女飞行员,很多事情有同感。从我们飞上蓝天的那一刻起,我就深深地体会到,阻挡我们飞行的障碍有很多很多,但最根本的障碍其实是我们自己。如果不战胜自卑就无法战胜飞行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决不能首先认为自己不行,不如男同志,不如别人,必须肯定我行,一定行!一定要有这种信念。秦桂芳飞得好,就是她非常自信,我也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当初,领导让我当教员,我就很自信。不管是比我官大的、比我年长的、比我资格老的,我都带过。”接着她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一个男学员(在陆军时是个连级干部)见是个女教官带他,很不乐意,给领导提出来要换教员。大队领导问他为啥要换教员,他说她是女同志。领导又问他,女同志为啥不能当他的教员?他摸着脑袋想了想后回答道:“女同志总不如男同志!”

  领导笑了;“你了解你的教员吗?老实告诉你吧,她出席过空军首届英模功臣代表大会和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是个响当当的女同志。她不仅技术好,教学能力也很强,把你安排在她的教学组,是为了照顾你这位陆军老大哥,你能碰上她这样的教员是你的福气。”

  那位男飞行员听后将信将疑,没再提换教员的事。结果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改装训练。分别时他握着我的手,含着泪只说了一句话:“伍教员,谢谢你,我们的好教员。”

  讲完这个故事后,伍大姐接着说道:“晓红,我可以骄傲的告诉你,很多我带出来的飞行学员,已经成为部队的骨干,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我们大队的高玉成大队长(后成为该师师长、空军参谋长助理、少将)、王全奎副大队长都是我的学员。”

  伍副大队长的一席话,打掉了我的自卑感,我暗下决心,争当一名像伍大姐那样的好教员。但同时脑子里又多了一个问号,她那么优秀,为何学员高玉成当了大队长,而她这个优秀教员却还是副大队长?这个问题3年后才找到答案。

  教学中我处处以伍竹迪大姐为榜样,因人施教,教学关系融洽,我带飞的学员进度快,飞行质量高,我被评为“郭兴福式”的飞行教员。我心里明白,这都是伍副大队长帮助的结果。那两年,她每天除了完成自己的带飞任务外,都要询问我的带飞情况,给我出谋划策。总结每个学员的优缺点,制订第二天的带飞方案。她才是真正的“郭兴福式”的优秀教员。

  在训练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王全奎副大队长带飞的一名学员,怎么教他总飞不好,王副大队长对他失去了信心,最后提出淘汰他。大队支委会在讨论是否淘汰那名学员时,王全奎副大队长又提出,如果伍竹迪副大队长肯带他,可以先不淘汰他,如果伍竹迪副大队长不愿意带他,就淘汰他。大队长征求伍竹迪的意见时,她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伍竹迪带飞学员时,特别注意观察学员的特点,调动他的积极性,挖掘他的潜力,做到因人施教。结果这个学员在伍竹迪带飞下,不仅跟上了飞行进度,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来当空军实行飞行员等级制时,他被评为空军第一批特级飞行员。伍竹迪就是这样,越是接受能力偏低的学员,越能激发她的教学潜能,动脑子想办法带好他。她常说自己很喜欢当教员,学员的优异成绩就是对她最好的回报,她为自己培养的学员遍布运输机部队而欣慰,而自豪。

  (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首批女飞行员》)
(责任编辑:黄子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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