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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烽火

2012年02月02日11:18    来源:人民网-军事频道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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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共设3个师:

  第一一五师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组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

  第一二0师以原红二方面军为主组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

  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组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

  全军编制共4.5万余人。

  原活动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

  全军编制4个支队,共1.03万人。

  杨业龙随八路军总部干部队,在朱德总司令的带领下,由陕西的三原镇开到了山西的五台县。

  杨业龙在静静地等待着,他盼望着组织上能够早些给他安排到部队上去,他要到杀敌前线去。尽管在他心里,他知道作为一名党的干部,应该服从党的安排,听从党的召唤,但他认为此时此刻,国难当头,作为一名军人,应该在疆场上杀敌卫国。可是,他又不能前去干扰领导的工作,他清楚,领导之所以这么安排他。是有领导的打算的。虽说现在已经有不少同志已到部队去领兵打仗了,这对于杨业龙来说无疑多少有点儿想不通,可军令如山这个道理,杨业龙懂。于是连日来,杨业龙干脆抓紧时间,一来多多温习在红军大学里学习到的课程,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的军事论著,二来苦练杀敌本领。他相信,组织上一定会有让他上前线杀敌的时候。

  果不然,这天,上级通知他和贾定基同志一起到总政治部去。

  杨业龙甭提有多高兴了,他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他想让首长第一次见到,能够有一个干净利索的好印象,这样的话,一准能够如愿地被分配到前线部队去。

  到了总部,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一位负责组织工作的首长迎了上来,他亲切地招呼杨业龙和贾定基俩人坐下后,随即严肃地对俩人说:

  “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全面地发动侵华战争了,现在国共两党实行合作,共同对付外来侵略。关于这场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朱德总司令已经在庆祝‘八一'会上和其他一些会议上,都讲得很清楚了。这里我就不多说了。相信你们亦已懂得不少。”

  这位首长说到这里顿了顿,接着说:“现在,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遵照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指示,我们八路军的干部要有相当一部分到敌后去发展抗日地方武装,扩大我们自己的队伍。”

  他站了起来,走到杨业龙的身边,轻轻地拍着杨业龙的肩膀,又看看杨业龙他俩打得紧绷绷的绑腿和缀着“八路“两字的臂章,继续说道:

  “你们的任务,就是深入到敌后去,执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指示,发展抗日地方武装,扩大我们自己的队伍。怎么样?有信心吗?”

  好大一会儿功夫,杨业龙才反应过来,原来不是安排自己到前线部队去,而是要安排自己到敌后去。杨业龙一时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但他也说不出来,只觉得有点不快。

  就在杨业龙还没有反应过来、还在沉思的时候,贾定基同志迅速地站起来,大声说道:“首长,请放心,不论到哪里,我们坚决服从命令,完成党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贾定基的声音一下子把杨业龙从沉思中唤醒开来,他也迅速地站起来,坚定地说:”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首长微微地笑了,他再次用手拍拍杨业龙的肩! 轻轻地说道:

  “很好,没有选错你们。要知道,八路军是革命的火种,你们到了敌后,要把那里抗日的烽火点燃。

  “但是,你们也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开展敌后工作,不同于在自己的部队开展工作,那是在敌占区,是在蒋介石的地盘上,而且,当地党组织的力量还很薄弱,许多工作只能在地下里做,不能外显,更不能张扬。因此,你们得倍加小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大意,小则会牺牲自己,大则会影响到党的事业。所以,你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祝你们做出成绩来。”

  随后。这位首长向杨业龙他俩交待了前往的地点和与当地党组织接头的办法。

  从总部出来,杨业龙和贾定基一路无语。

  山西高原,已经过早地褪去了使人心情舒畅的绿色,冽冽秋风带动滚滚黄尘,象侵略者张牙舞爪的嘴脸,撕裂着黄土高原上赢弱的山丹丹和孤零零的酸枣树。

  面对凄凉而惨淡的高原,面对泥土路上一群群衣衫褴褛的贫苦百姓,以及目光充满忧郁的知识分子和商贾纷纷南逃的悲惨景象,杨业龙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杨业龙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自己17岁就参加红军,参加过无数次战役,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虽说那时也苦,那时也难,但那时是在毛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的领导下,是和同志们一起并肩战斗的。眼下,自己要独立深入到敌后,且敌后情况要复杂得多,要单枪匹马地搞敌后武装,这不能不是一副非常沉重的重担。但是,再重的担子自己也得挑起来,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是到敌后执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指示,更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就是自己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一想到这,杨业龙浑身为之一振,不管怎么说,自己现在肩负着党的重要使命,要深入到敌后开展地方武装,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更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任务,能够执行这么一件重要任务,对于一名党员干部来说,是很光荣的。

  杨业龙对执行新的任务充满了信心。瞬时,他脚下劲步如履,向着前方大踏步地前进。

  按照总都的指示,杨业龙和贾定基立即动身,奔赴指定地点——山西省太原八路军办事处,他们希望能够早日投入工作。实际上,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只是中共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期间,设立在部分省市的一个显著标志,真正内部各办事处还有一个重要使命,那就是办事处同时是各省党委的地下组织。

  在山西省委,杨业龙和贾定基接转了关系,俩人被分配到“决死三纵队”。

  “决死三纵队”是我党领导的挂着阎锡山抗日大旗的一支公开的抗日队伍。由于组建时间不长,所以“决死三纵队”一直仍在进行训练。

  杨业龙和贾定基到了“决死三纵队”报到后,在秘书杨献珍(实为我党在三纵队的负责人)、政委戎子和(三纵队政委、也是共产党员)那里接转了组织关系。此后,俩人随同三纵队进行必要的各种训练。一方面是军事训练,一方面是适应山西环境训练,还有一方面就是政治外交训练。因为挂着阎锡山的牌子,端着阎锡山的碗,所以得在表面上要让阎锡山感到这支部队就是他自己的。

  3个月的基础训练结束后,杨献珍觉得两位红军过来的干部应当安排更重要的岗位,于是,他找杨业龙谈话。

  这天,杨献珍和戎子和一起把杨业龙叫了来。

  杨献珍亲切地询问道:“杨业龙同志,是不是等着急了?你的工作很快会安排的。下一步我们主要是在阎锡山部队工作,因为工作性质变了,这就决定我们个人必须服从组织。”

  杨献珍停了停,关注了一会儿杨业龙,发现这小伙子非常沉着,并继续说道:“为确保安全保密,我和戎子和同志商量过了,准备把你的名字改一改,不知你有什么想法?”

  “我只是个小干部,也不出名,还用改名吗?”杨业龙谦虚地回答杨献珍的话,随后接着说:“如果组织上认为有必要,我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戎子和接过话,说:“这不但是工作需要,也是为了保证你个人的安全。你能够理解,这非常好。”

  戎子和继续对杨业龙道:“嘿,小杨,我已经给你想好了一个名字,我想名字改叫汉丞吧,意为中国的丞相辅助我们共产党成就解放全人类这个大业。怎么样?大气吧”。

  杨献珍随即也问道:“你母亲姓什么?”。

  “姓张。”杨业龙答道。

  “那就叫张汉丞,这个名字我看很好,意义非常大。”杨献珍笑着说道,并与戎子和两人互视了一会儿,点点头。

  第二天,杨献珍便开始给张汉丞布置工作。

  “业龙,噢,对了,该叫张汉丞同志了。”杨献珍一拍脑门,自己哈哈笑了起来。随后,他顿了顿,收拢了一下笑容,开始对张汉丞布置任务。

  “张汉丞同志,组织上决定让你负责这一地区的妇女工作。” 杨献珍庄重地说道

  张汉丞一听头有点儿发胀,觉得自己还是个未婚的小伙子,管理妇女工作,怕干不好。

  “书记能不能重新换个工作给我,我怕干不好妇女工作......”张汉丞有点不好意思。

  杨献珍看出来了,眼前这个大小伙子对婚姻问题还未开窍,亦觉得张汉丞提出的理由有点道理,就想了想,说:“好吧,那你就去汾城组建自卫军去。”

  就这样,张汉丞被分配到了山西汾城县,贾定基仍留在“决死三纵队”

  1937年8月以后,在日军疯狂的侵略下,在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共70多万人,未能抵挡住日军的攻势,纷纷败退,甚至出现了一些“闻风四十里,枪响一百三”的 “逃将”。9月中下旬,沿平汉线推进的日军突破了涿卅一带防御阵地。国民党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率部仓皇后撤。10月10日石家庄失守。沿津浦线推进的日军占领了马厂、姚官屯和沧州。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渠为保存实力,擅自撤退。11月27日,日军占领济南。沿平绥线推进的日军进入山西,占领天镇、广灵,国民党任命的抗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嫡系部队晋绥军也纷纷撤退。日军于10月中旬进至包头,平绥线全线沦陷。

  各路日军得手后,即以14万人的兵力进攻太原。10月底,东路日军沿石太路逼近太原。忻口守军撤退。11月8日,日军占领太原。

  太原失守,标志着在华北战场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结束。

  此时,面对日军的强大进攻,面对国内抗日呼声的日益高涨,阎锡山没辙了,他又耍起了他的三面派手段:

  一面和共产党合作,允许“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决死队员们开赴杀敌前沿,允许各地组建自卫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与日军开战;

  一面和蒋介石周旋,表面上执行蒋的指令,暗地里则我行我素,尽量保存自己的晋绥军实力;

  又一面和日本人勾结,他曾命令前线部队“绝对不准对日军开枪射击,以致发生冲突,违者除对该部队主管严加惩处外,所有消耗弹药,一概不准报销,并应负责加倍赔偿相应弹药费。”与此同时,阎锡山还派人依照他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四项原则,与日军驻山西第一军参谋长楠山和汉奸苏体仁等会晤,要求日方装备50个团,拨步枪5万支,机枪5,000挺,重机枪500挺,同时将晋中10县政权交给阎方接管。

  我党早就看出了阎锡山的丑恶嘴脸,并做出了借机发展抗日队伍的战略方针。

  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各地特别是汾城地区几个县的农民,纷纷自告奋勇地组织起来,成立了各村各镇的“看家护院”小队,一来防止土匪,二来抗击日寇,纯属自发性农民组织。抗日自卫队就是在各村各镇这些农民 “看家护院”的组织基础上编成的武装队伍。同时,自卫队还吸收了部分纺纱厂和煤矿的失业工人,以及从太原方向逃出来的士兵。 `

  自卫队刚成立时,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自卫队当中中共党员甚少。针对这种状况,张汉丞没有着急,而是边发展党员,边整顿队伍。首先在干部中发展党员,让党员来担任排以上干部。其次,在中队建立党支部,坚持用党来指挥枪。

  与此同时,在政治上,张汉丞积极发杨红军时期做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一有时间,就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抗日主张,宣传中国共产党是为穷苦大众谋福利的政党,是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坚强支柱和有力靠山,宣传我军“三大民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主张。而在外面公开叫响的是阎锡山允许的一些口号,如:“二五减租”、“守土抗战”等;在军事上,张汉丞积极对这些没有一点儿军事素质的农民军,实施正规军强化训练,对他们进行行军、侦察、射击、打仗、瓦解敌军等方面的训练,坚持平时多苦练、战时少流血的军事思想;在行动上,张汉丞每次战斗,都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并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在战斗中发杨我党我军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连续作战作风,用实际行动谱写共产党员的生命乐章。

  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和教育,抗日自卫队的政治、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同日军作战中,自卫队员们一个个体现了不怕死的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冲锋,英勇杀敌,顽强战斗,忘我牺牲。

  由于他们不断地消灭鬼子,一时间深受山西人民群众的拥护。这与阎锡山手下不能战、只会逃的腐败晋绥军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山西人民就把阎锡山的晋绥军叫做旧军,而把真正抗日的自卫队亲切地称呼为新军。

  正因为新军日渐在群众心目中有了影响,自卫队扩大队伍比起旧军来,要容易得多。特别是每打一次仗,自卫队队伍就扩大一次。一是因为汾城地区的贫苦人,受尽了日本鬼子的奸杀抢掠,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每欢战斗过后,这些受苦受难的农民,再看到自卫队里都是些跟他们一样的受苦人,大家都能握成拳头打鬼子,于是,他们干脆把逃难用的破碗破锅一摔,纷纷报名参加了自卫队。二是因为阎锡山的旧军为扩充自己的队伍,也到处抓牡丁,这恰恰变成了自卫队扩大队伍的好机会。这不仅是因为旧军在百姓心目中影响极坏,还因为旧军的军阀作风,他们怕抓来的新兵逃跑,并下令把抓来的新兵全部脱光裤子,下身一丝不挂地关在一个黑屋子里,致使山西人一听到旧军来抓兵了,便干脆来投奔自卫队。一次,

  张汉丞对一个从旧军中来投奔自卫队的青年人问道:

  “在他们那边当兵,每月还能拿一些银子,又不用打仗,而在自卫队里,却没有丝毫的报酬,且要跟日本鬼子打仗,要冒风险,甚至会掉脑袋。你图个啥? ”

  不料这位青年想都没想,一抬头就坚定地回答道:“当旧军是最大的耻辱,当新军是最大的光荣。”

  这位青年则道出了山西人的心声,他们都希望自己或亲人要参军就参加新军,从不受阎锡山的欺骗引诱,就是在战斗中被打散了,他们也总是想方设法地找到自己的队伍,并在一两天内赶回。

  就这样,汾城地区的自卫队由原来的几十人,扩大到了几百人。张汉丞所率领的自卫队二中队就发展到了200多人,足足两个连的兵力。

  日寇占领山西后,实质上是共产党领导的真正抗日的新军,巧借阎锡山与日军达成的允许阎在山西拥有10个自立县的协议,一边发展壮大新军队伍,一边借住在阎锡山地盘上,时不时地向各地鬼子据点发起进攻。

  1938年2月上旬的一天,汾河的积雪像一条银色的玉带,美丽而又凄凉,若是在往常,这玉带会给汾城人带来一种快乐与惬意,可眼下,日寇的铁蹄践踏了这条玉带,使得汾城人直感觉如今这玉带,仿佛就是一条勒在脖子上的绳索,令人透不过气来。

  寒风卷着尘土在村野中直打转转,久久不肯离去,就像丢了魂似的满天叫嚣,无孔不钻。汾城人明白,如今在“举目见炮楼,无村不戴孝”的悲惨日子里,寒风就是那些变成野魂孤鬼冤屈的汾城人,就是那些不明不白、无故受屈、惨遭冤死、无冤可喊的汾城人,他们时刻留念着这生养与共的乡村僻野,时刻不忘这散发乡土气息的穷家寒舍。他们变成了寒风,他们叫冤来了。 他们期待着活着的人能够为他们屈死的灵魂报仇。

  活着的汾城人明白。

  活着的汾城人把眼泪化作了复仇的火焰。

  大清早由汾城南面通往赵康镇的路上,一队送葬的人群在一片哀乐声中,悲泣地缓缓前行着。

  赵康镇北的鬼子据点,仍沉睡在贪婪的睡梦中。只有哨兵偶尔睁开惺忪的眼睛,有一搭无一搭地朝着这队人马,递过一个无关的眼神。

  对于送葬的人群,日本鬼子已经习以为常、见惯不怪了。正因为他们肆无忌惮地侵略到这片土地来,才致使这片土地哀鸿遍野、楚歌一片,时常出现送葬的人群。刚开始,日本鬼子还睁开警惕的眼睛,他们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远处,一挺挺机枪傲慢地对视着过往的人群,近处,他们对过往送葬人群进行全方位地搜身检查。渐渐地,送葬的队伍越来越频繁,他们也觉得这是中国人特有的对死人的追悼和纪念,并开始放松了警惕,一般送葬的队伍过来时,他们只是由哨兵进行例行式地检查,或者更干脆,偷懒的哨兵连管都不管,根本不理,你走你的路,我干我的活。

  然而,备受鬼子蹂躏的中国人却没有放松警惕的眼睛,特别是仍在日本鬼子铁蹄下的汾城人,他们一刻也没有忘记复仇。

  赵康镇北据点里的鬼子,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次路过的送葬的人群,不是真正的送葬队伍,而是专门为他们送棺材来了。

  哨兵仍在睁只眼闭只眼,仍在做着自己的美梦。

  近了,近了,近了......

  50米,30米,20米......连小鬼子的眼睛、眉毛、鼻子,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张汉丞仍然异常沉着。他稳稳地抬着棺材,一步一步地朝着岗楼接近。大家看到队长这样,原本心里慌张着的,也开始渐渐地稳了下来。

  站岗的小鬼子抱着枪翻了个身,他还在想,这么大清早就开始给死人送葬,看来中国人真的非常勤快。于是,他又进入了梦乡。

  送葬的队伍离哨兵只剩下十几米远了,已经从大路折向鬼子岗楼了。

  哨兵还未发现。10米、9米......

  哨兵不自主地浑身激灵了一下,仿佛上帝己给他打了招呼,使他恐慌、发颤和惊栗。他立马眼睛一睁,这不睁尚好,这一睁,眼前的情景令他吓了一大跳,还未等他反应过来,他已经被自卫队员送上了西天。

  张汉丞跟着手一挥,自卫队员们放下棺材,迅速从里面取出早己准备好的子弹上了膛的枪支,紧跟着张汉丞队长就往岗楼里冲,没有枪支的队员则拿着刀斧,其中一个队员上前下了被捅死的哨兵的枪。

  岗楼里的鬼子似乎听到了很多人的脚步声,感觉不对劲,有点小机警的鬼子衣服都来不及穿,抓起放在身边的枪就往外跑,可惜他们不是去战斗,而是想着逃命。

  张汉丞一见有鬼子往下跑,身子往墙壁边一靠,手一抬,瞄准小鬼子就是一梭子,“哒哒、哒哒”,小鬼子头往前一栽,毙了命,跟着死沉的身体就顺着楼梯往下滚。继续往楼上冲的张汉丞机灵地一跳,避过尸体,双眼紧盯着上方。这时,又一个鬼子端着枪朝着他瞄准过来,张汉丞跟上就是一枪,这个鬼子还未等自己的枪响,就已经送了命。

  待张汉丞率领队员们冲上岗楼时,除几个被击毙的鬼子外,其余的鬼子还未穿完衣服,就已经乖乖地当了俘虏。就在队员们缴获鬼子的枪支时,俘虏中的一个鬼子突然饿狼似的扑向一个队员,抢过枪支,冲着其他队员就要开枪射击。说时迟那时快,张汉丞眼尖手快,来不及将手枪推弹上膛,就急中生智,迅速上前飞起一脚,将鬼子踏倒在地,此时鬼子手中的枪已经响了,子弹擦过队员的头顶,飞上楼顶上方。好险,差一点那个队员就要作无畏的牺牲。另外一名队员,恨不过,上来冲着这个鬼子补了一枪,结束了这个鬼子的狗命。后来,一查才知道,原来这个鬼子是这个据点里的小头目,嘿,还是个军曹呢。

  “队长,这炮楼咋办?”一个队员问道。

  张汉丞瞧了瞧这炮楼,尽管结实的高楼挺立在这里,多少使人感觉到一种成就和庄严,但这炮楼却为小鬼子给汾城人留下累累血债。张汉丞眉梢一挑,说:

  “炸掉它,给咱汾城人出出气,也让小鬼子们知道知道,呆在汾城一天,汾城就会是葬送他们的坟墓。”

  “轰、轰、轰”几声巨响,炮楼在队员们的身后化为乌有了。

  张汉丞和队员们押着俘虏从炮楼里出来,一路凯歌,大家高兴得不行,有说有笑,谈话不止。

  “嘿,队长,你真行,干掉一个岗楼,端掉小鬼子一个据点,我们丝毫未损,你这招真行。”

  “队长,看,我们抬来一个棺材,可有好几个鬼子送了命,怎么办,他们躺不下呀。”

  “哈哈--哈哈--”

  队员们谈笑风生,跟在张汉丞凯旋回乡的路上。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前后不到10分钟,缴获了一匹战马,10来条枪支。

  在全国敌后抗日的战场上,山西新军无疑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一支抗日的队伍,最主要的是这支队伍始终掌握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

  当然,面对强大的日寇,新军还不算强大,党的地方武装仍需要不断发展。鉴于此,张汉丞和晋西南特委的同志一商量,决定借机在自卫队的基础上,将我党的队伍壮大。

  这里有两个有利条件:

  一是饱受日寇铁蹄践踏之苦的山西人民对八路军非常尊敬和有好感,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晋绥军是狗熊,八路军是英雄。张汉丞清楚地记得一件事,那是他和贾定基同志一起从太原前往目的地的一天,由于大同被日军占领,太原开始告急,沿途一路便是逃命的队伍,有老百姓,有商人,有阎军,也有不知是什么队伍的游兵散将。但凡会走的毛驴、能动的汽车、会跑的骡马,都被阎军抢来用于逃命了。他和贾定基一路步行。正行中,突然一辆美国造的“雪佛兰”牌卡车,”“吱—”地一声停在了他俩身边,车上一个老板模样的主动向他招手:“上车来,上车来。”他一想,反正到目的地还有500多里路,能搭上车也是件好事。上车后,他见车上都是太太、少爷、小姐,一大窝子人,就问坐在身边的一个人:“你们怎么会主动停下来让我们上车?”这人先哀叹了一声,然后操着浓重的山西北路口音说:“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谁都想找个靠山。”这人说到这里,用眼看了看他身上的装束打扮,接着说:“咱们虽是萍水相逢,但我们需要你们这块牌子。”这时,他才反应过来,车主人如此大方让座,原来是怕阎军拦路抢他们的汽车,主动把他们请上来,是为了让他们穿的八路军衣服和佩有“八路”的臂章,给自己壮胆护驾。果然,这辆“雪佛兰”一路畅通无阻,沿途虽有阎军盘问,但一听说车上有八路军就放行了。尤其是后来的平型关战役,更加重了八路军在山西人民心目中的位置。

  二是阎锡山也非常憎恨日本人,尽管他是“日本振武学校”毕业的亲日派,日本人帮助他发了迹,尽管蒋、冯、阎混战,阎下野,日本又帮他东山再起,由大连回晋重握山西政权。但最终日本人要毁他盘踞山西做山西土皇帝的梦。尤其是使他太原失守,忻口之役又使他丢失阎军16个师,伤亡10万人以上,这在国人面前特别是山西人面前丢尽了老脸。可恨归恨,阎锡山却越发“聪明”起来,他暗地里与日本勾结,让日军给他地盘,他的部队不与日军交战,而在外界,他则希望新军能够把日寇从山西地盘上赶出去,使他能够重新操掌这个独立王国。

  基于这两个有利条件,张汉丞他们决定将计就计,一边对日寇狠狠地打,一边巧借阎锡山之名,发展壮大新军队伍。

  如何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

  首先得有编制。农民自卫队,也就是百姓称的新军,事实上是得到阎锡山批准的正式编制。规模不大。每支自卫队人员不多,这样,阎锡山才放得下心。现在,要扩大队伍。就得要重新得到阎锡山批准。否则,不仅生存存在问题,而且不利于抗日统一战线。究竟如何才能得到阎锡山的批准?张汉丞和晋西南特委的同志绞尽了脑汁,把番号叫大了,势必会引起阎锡山的注意,虽然阎自抗战以来,一直和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但暗地里他心怀鬼胎,只是借共产党的力量来帮他打日本鬼子罢了,惝若在他的地盘上,共产党的力量一旦加大,这就会成为他的又一桩心病,那样,明显不利于抗日和我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可不把番号搞大,又怎能把队伍壮大?

  几个夜晚,张汉丞他们夜不能寐。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就是你阎锡山不是忌讳“革命”、“抗日”等一些字吗?那我们就不用,只要你同意扩大队伍编制,同意我们打日本鬼子就行了;你不是怕我们把队伍搞大吗?那我们就把队伍番号定得模糊些,叫支队,而且叫“政治保卫二支队”(简称政卫二支队)。于是,一个极为周全的计策想好了。

  1938年4月初,对外联络各方面搞统一战线的武光同志,带着同志们的殷切期盼,从汾城来到黄河西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找到阎锡山(太原一失守,阎锡山就和他的人马跑到这里,开辟所谓的“抗日第二战区根据地”)。

  武光在山西呆的时间比较长,对阎锡山党政军那一套作风非常熟悉,摸得透,也看得见,所以他知道如何与阎锡山这个“聪明土皇帝”较量。

  到了秋林后,武光首先将汾城农民自卫队与日寇浴血苦战、斗智斗勇,什么“给鬼子送棺材”、“铁耙子打骑兵”,以及宁可战死也不愿当亡国奴的英勇山西人的事迹,向阎锡山及其部下大力做了一番宣传,直把阎锡山和部下听得目瞪口呆,赞不绝口,毕竟他们多数都是山西人,山西人如此英勇善战、足智多谋,怎不令阎锡山等一干山西人备感自豪呢。

  随后,武光将话锋一转,说:“为了集中更多的有生力量打击日本鬼子,使山西人民少受日寇的涂炭,我们想把汾城、襄陵、新绛、吉县、河津、乡宁、稷山等县的自卫队统一组织起来,番号就叫‘山西政治保卫二支队’,这是计划书,请阎长官批准。”

  武光的话语有板有眼,有层次有力度,哄得阎锡山十分地开心和高兴,他看都不看一眼计划书,就连声说:“中,中,希望你们狠狠地打击那些可恨的日本鬼子。”

  随后并答应给二支队必要的供给。

  1938年夏秋之间,在中共山西省委张友清同志的指导下,由武光同志具体组织,张汉丞、程谷梁、纪锦章等一起,把7个县的农民自卫队正式编成“政治保卫二支队”。与此同时,成立了支队党委。“政卫二支队”共分为6个大队,约2000多人,部队集中在汾城西面与乡宁之间的盘道村一带。

  从这以后,吕粱山抗日革命根据地正式建立起来了。

  阎锡山口头答应得非常爽快,可骨子里还是对这支农民武装起来的新军存有戒心。

  张汉丞清楚地记得,当初汾城成立自卫队时,阎锡山就派了个姓康的旧军军官来任自卫队的总队长。张汉丞他们就和这位旧军军官捉起了迷藏,他们表面上很尊重他,实际上不让他做具体工作,使他有职无权,弄得这家伙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呆不到两个月他就自动要求滚蛋了。

  张汉丞心里明白,“政治保卫二支队”一成立,阎锡山一准还会想方设法派人来控制这支队伍,毕竟这是一支武装起来的非常有战斗力的队伍。

  果然,不久,阎锡山派了个叫何大头的人来,此人是山西襄垣县上白庄人,曾在汾城保安队任过职。刚开始,此人还守规矩,可时间一长,狐狸的尾巴就暴露了。他到处频繁活动,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见到干部就大肆吹捧新军是什么仁义之师,打不烂拖不垮;见到战士就放出空气动摇军心,胡说什么自卫队的土家伙根本对付不了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他还到处散布山西人不打山西人,一切都要服从阎长官,等等。

  如此,支队一干人中,都对这个何大头保持了高度的警惕,让他无职更无权。

  可是,他是阎锡山派来的,如果不让他当这个支队的支队长,不仅阎锡山那边不好交待,而且弄不好会绐支队今后工作带来不必要麻烦。那么,让谁来当这个支队长,阎锡山才能同意呢?

  晋西南特委会上,有人提议让张汉丞同志来当这个支队长,说张汉丞是红军,又是老党员,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特别是他率领的自卫队二中队在对日寇的战斗中,战绩显得尤为突出,让他来当这个支队长,一来可以保证这支队伍的政治方向,二来还可以做到率领队伍常打胜仗。

  武光及其他一些同志也表示了赞同意见。

  面对同志们的热心提议,张汉丞沉思了一会儿,非常诚恳也非常坚定,说:“感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但我去担任这个支队长,明显不合适。同志们想想,阎锡山本来就是个多疑的人,对山西以外的人一律持不信任态度,特别是在一些他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岗位,根本不会同意一个外地人来担任领导职务,何况阎锡山大军阀的本质还没有变呢。如果同志们将我推荐上去,阎锡山首先势必会不同意,同时,还可能对我们推荐的人选进行怀疑。这就是我下面想说的第二个问题。”

  “我被派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发展和壮大我们的地方武装。假如我上报上去,阎锡山不批准事小,万一他查起来,使我的身份暴露,那样的话就会前功尽弃、得不偿失。这事关乎党的事业。”

  “因此,我认为,我们这次上报人选一定要慎之又慎。”

  张汉丞说完这段肺腑之言后,顿了顿,看到大家开始赞同自己的分析和意见时,就接着说道:

  “为了使这支武装牢牢地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我提议,由郝玉玺同志担任支队长。理由有三:

  “一是郝玉玺同志是我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忠贞不二,他当支队长可以使这支队伍永远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二是他是五台县人,是阎锡山的同乡,他当支队长名单上报上去,阎锡山不会不批;三是郝玉玺同志曾在阎锡山办的晋山中学读过书,又是晋绥军军官教导团毕业出来的,洞悉阎锡山官场上的那一套,有事能够随机应变。

  “综上所述,一句话,就叫知己知彼,借为我用。”

  张汉丞的意见出口,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同时,会议决定,由纪锦章同志担任支队政治部主任(阎锡山军队里不设政委,只设主任,他只是想和共产党的军队区分开),负责思想、组织、宣传等教育工作,新绛县的张焕同志为支队参谋长,他也是一位共产党员。

  “政卫二支队”这套班子配备后,报给阎锡山,阎锡山看了看名单,见没有他派去的人,就问武光:“怎么—”

  机灵的武光没等阎锡山说完,就抓紧将准备的一份材料递给阎锡山,并跟着说:“阎长官,你派去的那个人不行呵,大伙儿都反对,你看,这是大伙儿联名的反对书。不过,我们按您的意思已经重新选定了一个人,您看--”

  武光用手一指名单上郝玉玺的籍贯,阎锡山双眼一眯,看这个支队长是五台人,再看参谋长是新绛人,立马脸色阴转晴,并不住地点头称好,嘴里还唠叨着:“这两个岗位一定要选我们放心的人,可不能粗心大意呵。”说着,就抓起那支秃笔,在报告上歪歪扭扭地画了“同意”二字。

  在阎锡山鼻子底下、打着阎军牌子抗日,得随时随地灵活机动、察言观色,只要这方面学到家了,就会日渐尝到甜头。

  “政卫二支队”就在这方面尝到了甜头。

  不久,他们又乘“阎长官”“守土抗战”心切,又根据当时整个山西抗日情况,决定将“政卫二支队”改编为新军独立二一三旅。旅长仍由郝玉玺同志担任,把原来的6个大队编为两个团,五十七和五十八团,张汉丞担任五十七团团长,周义中担任五十八团团长,后来,又扩展了五十九团,五十九团一直在中条山独立活动,与旅部很少联系。

  事情一帆风顺,按张汉丞他们设想的那样朝前发展。新军独立二一三旅的编制报告一送到阎锡山那里,他见旅长人选未换,只是换了编制,也就放心了,很快报告就被批准了。

  山西新军独立二一三旅挂着阎锡山的牌子,走的却是共产党的路子,他们英勇奋战,杀敌立功,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支队伍就发展到3000多人,经历大小战斗200余次,消灭日、伪顽军共8000余人。二一三旅的军威在吕粱山区响彻开来,抗日的烽烟燃遍了汾河上下,吕梁山人民一提起二一三旅,无不称赞这是一只专打日本鬼子的好队伍。

  事实上,二一三旅此时已经有了电台,他们直接同八路军总部取得联系,受八路军总部的直接领导,无数次战斗取得胜利,都是在八路军总部的正确领导下,在全旅上下英勇顽强的战斗中获得的。不仅如此,二一三旅此时还拥有自己的医院,部队的伤病员可以直接在本旅得到治疗。

  由于二一三旅在吕粱山英勇抗日的影响传遍了大江南北,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李公仆先生于1939年底专门来到二一三旅进行考察。

  考察期间,张汉丞同志专程陪同,并向李公仆先生介绍了二一三旅广大官兵抗击日寇的动人故事,使李公朴先生大为感动。在前往晋西南敌日寇据点附近观察时,恰时二一三旅正准备发动拔据点攻击,李公仆先生看到后,感慨地说:

  “大后方不抗日,可是在敌后到处都是抗日的兵团”。

  临别前,李公仆先生为二一三旅的英勇杀敌的感人事迹所震撼,欣然为二一三旅旅歌作了词,二一三旅歌词是这样的:

  血战两年敌胆寒,抗战巳走上新阶段,二一三旅英勇的姿态,誓为民族,坚决抗战。我们都是黄帝子孙,谁愿忍气受人涂炭?我们都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谁愿甘心任人横暴摧残?英勇团结,刻苦坚强,发扬我们优良的传统,站在抗日最前线,战!战!战!还我锦绣河山!

  1940年1月1日晚,部队按照原定计划开始从两个渡口过汾河。五十七团在北边的“鱼池”渡口突围,五十八团和旅部在南边的“湖李”渡口突围,然后前往晋东南的塔儿山。

  没有渡河工具,哪怕是能载一人的小船,没有,什么也没有。且不能有光亮,有响动,不能惊动两岸的日本鬼子。将士们只好跳进水里。无论是老战士,还是娃娃兵;无论是男同志,还是搞宣传的女同志,一律下河。寒冷的汾河,已经结冰,冰碴像刀一样地刺着将士们的肌骨,冰水像冷刺一样扎进将士们的内心,但没有一个人吭一声,大家一个拉着一个,一对接着一对,相互手拉手,艰难地在齐胸深的水里摸索前行。

  就这样天将亮时,大部队已经顺利渡过河。上了岸,大家一摸裤子,已经和肉冻在一起了。可是,这里仍不是安全区,仍在敌人封锁线内,于是,大家又忍着剧痛,赶紧拖着冻得麻木的双腿,继续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奔跑。直到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张汉丞让机关清点人数,这才发现医院没有跟上来。他便果断地留下一个排作接应,其余大部队继续前进,往塔儿山方向汇合。

  在塔儿山,尽管此时己甩掉了阎匪的追击,但张汉丞和程谷粱两人一商量,觉得汾河东边仍是日寇的占领区,部队不能在此休整,必须快速离开这里,向我根据地古县方向撤。可大部队白天浩浩荡荡地行进,目标大,容易带来重大的伤亡,所以,张汉丞决定,部队趁夜晚实行夜行军。

  3日晚,张汉丞依然率五十七团作先头部队,程谷粱率旅部和五十八团随后,朝古县方向急行军。五十七团先头连行至属洪洞县的曲亭东边的“南北洼地”时,突然发现一股敌人,朝五十七团方向移动,连里迅速将情况向张汉丞团长报告:

  “团长,前方发现一股敌人,兵力大约有1000多人,是日本鬼子。”

  “什么来头?发现我们了没有?”

  “没有,好像是出来扫荡的。”

  张汉丞一听来了精神,连续撤退了好几天,打的都是被动仗,今晚正好,可以消消晦气,看来这帮鬼子又是趁着夜黑,出来扫荡的,哈哈,没想到他们一出门,就真鬼碰到我这个“假鬼”了;他立即下令道:

  “通知各营,迅速占领有利地形,消灭这帮鬼子。”

  部队迅速抢占了有利地形。霎时间,数日积聚的对阎锡山的仇恨,就像干柴被点着火,“腾”地熊熊燃了起来。机枪、步枪、手榴弹,只要能打的一股脑地朝着鬼子放了过去。

  鬼子一下子被打傻了。这三更半夜的,怎会有八路?可不是八路,怎会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真是出门遇“鬼”了。

  鬼子一看摸不着对方情况,不知道对方是什么部队,有多少人,便不敢恋战,赶紧灰溜溜地缩回营去了。

  打扫战场,嘿,功绩不小,鬼子丢下了一百四十多具尸体,还有他们的膏药旗和大批枪支弹药。

  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几天来的晦气和怨气,还有疲劳,经这一仗全没影了,同志们高兴地说道:“子弹打在鬼子身上,却痛在‘阎长官'的心上。”

  1月9日,张汉丞和程谷粱终于带领二一三旅大部队来到了我八路军根据地太岳区,便与太岳军区陈赓司令员、薄一波政委取得了联系。一个星期后,陈赓司令员和薄一波政委下达了指示,要张汉丞将部队带到沁源县,并在那里进行整编,把二一三旅改编为“新二团”,派来了团长郑炎辉。

  张汉丞则接到上级命令,前往太行山北方局党校学习深造。

  1942年2月,山西新军二一三旅番号结束了她在历史上属阎军的使命,正式编入八路军系列。该旅党委委员、五十七团长张汉丞也结束了在该旅的使命任务,被组织上安排到了太行山北方局党校学习。

  北方局党校已经开了3期,每期3个月,主要是培训八路军团以上领导干部。张汉丞是第3期学员。和李聚奎、陈再道等同志一个班。学习非常艰苦,由于日寇经常出来扫荡,一扫荡,党校就得停课,然后转移,扫荡过后再接着学习。

  党校由许多革命老同志讲课,朱总司令上了好几堂,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也都讲了课。杨尚昆给大家讲根据地的各项政策,杨献珍讲辩证法,徐容讲政治经济学,总政主任罗瑞卿讲政治思想工作。首长们的课讲得深入浅出,精练务实,张汉丞深受教育和启发。

  3个月培训很快就结束了,毕业后,张汉丞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检查团工作,它的任务是检查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以及八路军执行各项制度和政策的各种情况。

  这期间,北方局统战部部长张友清同志多次找张汉丞谈话,希望他能够回到太岳军区工作,仍回五十七团当团长。为了更有力地说服张汉丞同志,张友清将张汉丞带到了彭德怀副总司令那里,彭总见到张汉丞,非常高兴,他早已听说张汉丞这个红军干部深入到吕粱山区去发展地方武装。以及这次顺利地将二一三旅突围出来的英雄事迹,亲切地对张汉丞说:

  “我们的军队不愧是播种机,你看,一个人单枪匹马进去,一个整团、整旅被浩浩荡荡地拉出来,这本事只有我们共产党才有。这次阎锡山大军围剿你们,我以为你们己全军覆灭了,因为你们人少,又处在敌人心脏内地,敌我悬殊太大,可没想到你们竟把部队给拉了出来,而且消灭了他阎锡山的一部分军队,还在日本鬼子占领的重地临汾以东,漂漂亮亮地同小鬼子打了一仗,消灭了不少鬼子。”

  彭总说到这里,望了望张友清同志,然后又对张汉丞说:“因为革命的需要,上级决定你还是回去当你的团长,‘新二团’的番号仍改为‘五十七团',这是因为‘五十七团’在抗日战场上响亮得很呢。你们干得不错,我还要给你们嘉奖。”

  不久,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发出通令,嘉奖“五十七团”全体官兵。

  根据彭总的指示,张汉丞又回到了太岳军区。

  报到那天,张汉丞知道了五十七团已经有了团长,并且五十七团己划归给决死队,由薄一波同志亲自率领。这样,张汉丞就被分配到了太岳军区笫二军分区任司令员。

  报到那天,第二军分区的情况大大出乎张汉丞的意外,军分区只是一个空架子,有一个民运部的干部在这里当政委,下面有几个科长,其他便是杂七杂八的各种人了,就算这些统统加起来,也不过才四五十人。这哪里像一个担负作战任务的军分区。

  张汉丞有些急了,又有些赌气。

  气不顺,工作就无法开展。张汉丞决定去找陈赓司令员。

  “报告—”张汉丞在陈司令员办公室门口大声喊道。

  “进来”。陈司令员正忙着,他抬头一看是张汉丞,便停下手头工作,过来和张汉丞握了握手,问道:“怎么样?到军分区有什么困难?”

  见陈司令员这样问,原本一路上想好的赌气话,一下子全跑了。没词了,咋办?张汉丞想了想只好直说:

  “司令员,我原想到军分区肯定比我那五十七团强,可一到,才知道军分区还只是个空架子,什么也没有,没人,没枪,没部队。我不知道怎么干才好?”

  陈司令员一听,有点惊讶,他叫来军区毕参谋长,问道:

  “怎么第二军分区到现在还没有组建好?”

  “是的,主要是缺少部队和干部。”毕参谋长回答。

  “那抓紧配备。”陈司令员看了看张汉丞,继续对毕参谋长说:“这样说,参谋长,把景仙洲支队交给张汉丞管理,然后再调些其他部队给他,另外干部配备问题,参谋长你定。”

  说着,陈司令员又转向张汉丞,道:“汉丞,干部配备问题,你就找毕参谋长要,你们好好谈谈,我下厨给你做饭去,中午,我请客。”

  说完,陈司令员转身离开办公室,到隔壁的宿舍兼厨房去了。

  接下来,毕参谋长和张汉丞现场办公,详细地谈了军分区的部队调拨和干部配备问题。最后,毕参谋长补充道:

  “怎么样?该满意了吧,除此之外,我再给你配一个加强营,等于团级待遇,这个营有5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另外,派给你一个参谋长和一个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叫蔡发祥,主任叫张天衍,明天我就叫他们到你那里报到。”

  张汉丞听到心里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他没想到军区领导这么随和、谦逊,又这么快地解决了他第二军分区没人没部队的大问题。现在可好了,他可以回去大干一番事业了。

  这天中午,他在陈司令员处。“狠狠”地吃了一顿,那个饱呵,那个撑呵,惹得陈司令员和毕参谋长笑得合不拢嘴。陈司令员忙拍着张汉丞的肩背,连说:“不急,不急”。

  就这样,在陈司令员、毕参谋长的直接关怀和亲自调遣下,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正正规规地组建起来了。为适应作战需要,张汉丞还根据机关实际情况,增设了侦察科等机构,从而完善了部队建制,部队随时能够拉得出打得响打能胜。

  望着这支兵马齐全的部队,张汉丞心里踏实多了。

  军分区的任务也非常地重,周边的鬼子经常出来对找解放区进行扫荡。军分区不仅要进行狙击敌人,同时,还要保护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张汉丞是个非常细心的人,干什么工作都讲求个一定要到位。军分区负责近10个县的解放区安全问题,因此,张汉丞司令员在每次军事会议上,总是再三强调,要求各级指挥员都时刻要脑中绷紧打仗这个弦,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尤其是对敌人情况的了解。他常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敌人多一分了解,就是对自己胜利多一分把握,相反,失败就会少一分。所以,在军分区司令员的岗位上,张汉丞事必躬亲,慎之又慎,考虑总比别人多一分,打算总比别人胜一筹。正由于这一点,张汉丞在具体工作中,常常赢得了比别人更多的胜利的机会

  1940年10月,张汉丞从各种渠道得知,日本鬼子可能要发动一次大的扫荡,他立即一边将情况及时地上报给军区首长,一边要求各县迅速再察看实情。几天后,所属各县的自卫大队又都将情况反馈了回来,情况说,周围各县的鬼子据点都在不断增兵,并且在他们管辖的村庄向维持会要民夫要大车,还有,属第一军分区所在地的周围地区如临汾、洪洞、赵城、侯马等敌人似乎也在大量增兵。

  张汉丞断定,这次鬼子的扫荡规模会非常大。

  张汉丞立即再次将情况反映给军区机关。但军区机关没能意识到,而是通过第一军分区反馈过来的情况,认定这次鬼子扫荡仅是局部扫荡,故将军区机关转移到了一军分区所在地。

  然而,张汉丞是对的。敌人发动了疯狂的秋收大扫荡,其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出动兵力之多前所未有。

  由于二军分区在张汉丞的领导下,事先作了极其充分的准备,敌人来了什么也没有捞着,而且还遭到了二军分区强烈的抗击,丢下了几百具尸体,只好夹着尾巴逃回去了。

  可一军分区和军区机关却遭到了鬼子的包围,尽管军区直属队坚强阻击,但终因寡不敌众,伤亡很大,军区机关和部队不得不向霍山方向转移,直到二军分区部队和八路军主力前来增援,才解了围。

  这次扫荡给一军分区和军区机关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但二军分区因准备充分,损失不大。事后,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军区陈赓司令员对二军分区和张汉丞给予了高度表扬,并要求各级机关和领导要学习张汉丞扎实的工作作风和精益求精的工作姿态。

  张汉丞率领太岳第二军分区打鬼子、炸碉堡、拔据点,搞得热火朝天,特别是多次保护根据地麦收任务。

  1942年底至1943年春,太岳边区的小麦长势非常的好,为了能使老百姓顺利地将小麦收割到家,上级要求第二军分区加大保护今春麦收力度,确保麦收任务顺利完成。

  张汉丞领受到任务后,立即召开了由地委、专署参加的紧急会议,各县县长、县委书记、县自卫队大队长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张汉丞将上级指示精神作了进一步传达,并最后向各县布置了抢收麦子、保卫麦收的任务。

  随后,作战科将作战方案上报给了军区司令部,毕参谋长同意了张汉丞的保卫麦收方案,为增大保卫麦收的武装力量,毕参谋长还专门给张汉丞派来了军区第四十团参加麦收,归张汉丞领导。

  方案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切断敌人联络,阻止敌人进攻。

  张汉丞命令军分区基干营,洪洞县、赵城县两个最强的自卫大队在两县之间挖铁路,切断敌人增兵的途径。与此同时,景支队割断铁路、公路两侧的电话线,切掉敌人之间有效的互通情况的耳朵。

  第二阶段,军分区主力、第四十团运动于麦收现场外围,找好有利地形,做好阻击敌人的准备,对来犯之敌,实施强有力的打击。

  第三阶段,安泽、岳阳自卫大队全力以赴帮助农民收割麦子。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老百姓看到自己的部队在夜以继日地为他们麦收站岗放哨,顿时,积极性十分高涨。在麦子熟透了的季节,老百姓们也拿出了部队的连续作战的作风,只要田间还能够进行收割,他们就加班加点,直到夜幕降下。

  敌人很快就发现了今年是个好年头。于是抓紧调动兵力,准备像以往一样,来个坐收渔利。可是,当敌人准备紧急调动兵力时,这才发现四周铁路、电话都不通了,待他们缓过神来,再抓民夫、伙夫去抢修,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敌人由于铁路、电话不通,一时调不到大部队组织扫荡,这样,小股部队根本不敢出来,他们怕被军分区消灭。

  尽管如此,敌人仍未放弃要享受“坐收渔利”的免费午餐念头,总是想方设法要出来活动活动,妄想能捞上个一盘两盘的残羹。这不,张汉丞收到内部情报,盘踞在临汾城里的鬼子,匆忙间纠集了300多个鬼子,仍想作最后的努力,他们趁天麻麻亮,自以为共产党这下肯定因为连续收割麦子疲劳至极而在休息,开始向汾城的乡下大举进攻。

  天暗暗的,夜间下的蒙蒙雾水依旧未曾退去。

  300多个鬼子在汉奸的领路下,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大王村直袭而来。

  虽然,临出发前,鬼子小队长已经给他们讲了许多,告诉他们这次出击是得到了内部情况,不会遇到共产党八路军的正规部队的,但他们仍然心有余悸、忐忑不安,进犯中国以来,自从踏上这片土地,他们就觉得没过上一天的安稳日子,整日里的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再加上,一路上没有灯火照明,黑黢黢的,一时上一时下,偶尔后面的人还一脚落空,一下子又扑到了前面的那个人身上,搞得那个人心跟着一惊,没多少的路程,他们就这样磕磕碰碰、小心翼翼地前行了几个小时。

  天似乎更暗了,偌大的黑幕像一个天罩,从四面八方向鬼子们的头顶压来。这使得这帮鬼子心里更加胆颤了。走路的步伐都有点儿颤颤巍巍的。

  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此时,在大王村,张汉丞正带领军分区主力严阵以待。他把部队按口袋形布置好,第四十团和军分区机炮营在正面狙击敌人,七个县大队和军分区直属队分两侧布置,形成坚实的墙壁状,景支队则待鬼子一旦进入包围圈,立即实施合围,呈现关门状。然后,把鬼子一网打尽。

  可是,小心翼翼的鬼子们这次却因为小心翼翼救了他们一部分人的小命。

  原来,正因为他们小心翼翼,拖拖拉拉地向前迈进,任凭你鬼子小队长再怎么吆喝,鬼子们行进的速度还是上不去。原计划天亮前赶到大王村,来他个突然袭击,谁料,却因拖拖拉拉而耽搁了时间。等快到大王村的时候,天已经大亮。再加上,鬼子们的拖拉,队伍战线拉得特长。

  这一突然情况,令张汉丞实在没想到,看来还是自己的人手太少。不能将口袋阵布得大些,如今只能以迅速消灭鬼子为准,计划全歼敌人已经无法实现,因为鬼子的头部和正面部队接上火,后面的鬼子队伍还没有全部进入包围圈。

  决心一定,在正面指挥所指挥作战的张汉丞对各个部队发出了命令:

  “全线出击,给我狠狠地打,多消灭一个鬼子多一份胜利。”

  鬼子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精心准各的扫荡计划,只不过是钻进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口袋里了

  正当他们看天亮了,有了一点点胆量开始敢把腰直起来的时候,突然,四周像下暴雨一样,“噼里啪啦”,接着身边一个又一个同伴倒下去了,鬼子们顿时胆破心惊,来不及放一枪,更听不进鬼子小队长一个劲地“还击还击”的命令,便全都直喊爹叫娘地朝后撤退,此时,他们恨不得爹娘能够多生他们两条腿。

  这一仗张汉丞亲自指挥的部队大获全胜,鬼子丢下几十具尸体,上百条枪支,一粒粮食也没有搞到,就吓回城里的据点去了。

  从此后,鬼子们不敢轻易出来扫荡了,只好躲在据点里胡乱地放着枪。

  鬼子们的枪声,就好像是为张汉丞他们的胜利而庆贺呢。

  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在张汉丞的率领下,日益发展,使得日本鬼子胆战心惊,使得太岳边区形势一派大好。可正由于张汉丞全心身地扑在工作上,日夜操劳,张汉丞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常常出现极度疲惫不堪的样子。几次军区开会,张汉丞都差点儿晕倒在会议上。

  陈赓见此,很是心痛,张汉丞如今成了他的一名爱将,第二军分区的突出成绩使陈司令员感到非常地骄傲和自豪。

  恰时,陈司令员接到上级的通知,要选送一批优秀干部到延安学习,他立马想到了张汉丞。一来张汉丞身体状况需要进行长期的疗养和休息,二来张汉丞这棵好苗子,应该继续得到深造,将来必定能成大器。

  就这样,在陈司令员的一手安排下,张汉丞离开了心爱的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的岗位,离开了他一手创建的第二军分区,和爱人马力、警卫员张指南,办好去延安的全部手续,于1943年10月初,经过一番化妆打扮,开始从太岳军区朝延安出发了。

  从太岳根据地到延安,是一段极为艰险的路程,中途要经过敌占区。此时,马力已有身孕,身体反应很厉害,吃饭喝水有时都会吐。但马力咬紧牙关,坚持和丈夫一起向前走。过了汾河,就到了敌占区平遥大平原。敌人在这里设了几道关卡、设了封锁线。要想安全度过关卡和封锁线,就得有地下党的同志帮助,否则很难走过大平原。

  张汉丞很快按照出发前军区首长交待的联系地下党的方式,找到了平遥地下党组织。党组组织立即选派了一名得力的地下党员,一个非常熟悉情况的当地平遥人,来给张汉丞当向导。这位党员向导一路上告诉他们,近一段时间,他们已经送走了很多批八路军干部、新四军干部经过平遥到延安去,他也根想到延安去,可是工作离不开,他希望张汉丞首长到延安去以后,看到毛主席一定代他向毛主席问好。张汉丞一边答应他的要求,一边鼓励这位年轻的党员,努力工作,今后一定会有机会见到毛主席的。

  过封锁线,常常都是晚上行走。因长时间的夜以继日地奔走,马力病得很重,怎么办,不能停下不走,张汉丞急切地想尽快到达延安,于是,他们从老乡处要了副担架,张汉丞和警卫员张指南、向导几个人轮流抬着马力走,抬累了就牵着走一段,一路上马力不知摔了多少跤,但她坚强的没吭一声。3天后,他们终于走出了敌人封锁线。

  过了黄河,到达陕北的绥德,,党中央在这里设立了一个临时处理委员会,由徐向前同志负责,主要是将从敌后过来的干部进行分配,有的分配到抗大学习,有的则分配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张汉丞见到徐向前,别说心里有多高兴,自从红四方面军出来以后,张汉丞就一直很少再见到徐总指挥了,尽管他时常从报纸上或上级传达的指示中,能够看到或听到徐总指挥的消息,但此时此刻,那种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徐向前见到张汉丞也非常地高兴,他关切地询问了张汉丞后来的一些情况,并对张汉丞在吕粱山取得的进步、在太岳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大力赞赏和表杨。当听到张汉丞已经结婚,身边的这位女干部就是张汉丞的妻子马力同志时,徐向前高兴地向马力伸出手,表示祝贺。

  在绥德,张汉丞住了一个多月,主要是等后面前来延安学习的干部。最后,张汉丞和另外30人合编为一个支部,开赴延安。到了延安,这个支部并被编入党校四部十一支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

  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可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又开始对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疯狂篡夺抗战的胜利果实。

  面对蒋介石露出的狰狞嘴脸,党中央适时地做出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明确指示:

  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

  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党中央和军委总部根据斗争形势发展需要,决定选派大批优秀干部到东北去开展工作,建立和扩大我们自己的武装。

  那天,刘少奇来到党校,在全体人员大会上,刘少奇说:

  “中央已经决定这批党校的全体学员毕业后,全部到东北去开展工作。

  “东北沦陷14年了,共产党组织被日寇破坏得很严重,致使我们对东北情况不是十分地了解。而东北老百姓在日寇投降后,只知道中国有个国民党有个蒋介石,却不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才是人民的唯一救星。

  “因此,组织上决定将你们派往东北去。你们的任务非常艰巨,不仅要揭穿国民党出卖东北的真实情况,而且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依靠群众,由下而上地建立自己的人民政权。

  “同志们尽快做好准备,这一两天就出发。

  “我代表中央欢送你们。”

  张汉丞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又重了。自从他参加红军以来,就一直向北,向北,这次要到祖国的最东北去了,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将工作做好。

  党校学员组织了一个支队,下属几个大队,大队下面是中队。

  张汉丞任第二大队大队长。

  第三天,张汉丞就告别妻子和孩子,率领二大队开赴东北,开始了新的征程。

  (本文摘选自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英雄无痕》)
(责任编辑:黄子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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