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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高鸿:薪尽火传

● 文/本刊记者 余戈 通讯员 洪大鹏宋 艳 丽

2011年09月08日10:51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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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夏的南京城,溽热如期而至。然而,记者却在南京政治学院感到一种挥之不去的悲情和凉意。5个多月前,该院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军事思维学学科带头人、《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主编、62岁的博士生导师严高鸿在主持博士生学位论文开题评判会时,突发心脏病,永远离开了他奋斗了31年的工作岗位。

  在采访严高鸿事迹的几天里,从将军、教授到学子、员工,人们在追忆这位像士兵一样倒在“阵地”上的老教授时,仍不时抛洒热泪,哽咽难言。

  死,是他生的缩影

  “二战”名将巴顿曾言:军人最理想的归宿,是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命中。

  作为战斗在教学科研岗位上的军中学者,严高鸿正是以如此悲壮的告别方式,为自己的奋斗之旅画上了句号。他的死,成了他43年军旅、31载园丁生涯的缩影。

  让我们进入他生命最后的倒计时——

  2010年12月15日,下午上班时,编辑周峰看到严高鸿爬上五级台阶非常吃力,便一路随行至办公室。严高鸿对他说:“这两天背部和胸部痛得厉害。”了解老主编性格的周峰知道,不是难以忍受的疼痛他是不会轻易说出口的,就催他去医院看看。严高鸿说:“哪有时间啊!”

  当日上午,周峰向门诊部医生咨询,医生说要考虑会不会是心绞痛。下午4点多,周峰将医生的话告诉严高鸿,严高鸿随口说:“没事,明天我去总院看看。”便继续埋头改稿。

  16日上午,副主编张明之陪同严高鸿去南京军区总医院检查,医生开了CT、B超和心电图三张单子。B超结果正常。严高鸿认为胸背疼痛最可能的原因排除了,又心疼耽误的时间,就放弃了继续检查,匆匆返回学院。

  中午,学院程建国政委在科研部副部长朱东来陪同下来到严高鸿办公室,见他仍然在伏案改稿。

  当天下午,何进告诉严高鸿,他已经和八一医院联系好,安排18日用该院刚刚引进的一台先进的仪器为严高鸿做全面检查。

  17日,早上上班后,周峰到严高鸿办公室。只见他仰坐在椅子上,眼睛微闭,用手指着桌上已审改好的支部创先争优活动实施计划材料,吩咐他尽快打印好交给部办。

  下午上班,周峰再去严高鸿办公室,见他刚修改了学报提高印刷质量的呈批件,仰坐在椅子上,十分疲惫。过了几分钟,严高鸿才缓缓站起来,说:“越来越严重了,刚才想倒水也倒不动了,说话都很吃力,要坐一会儿才能缓过来。”

  下午4点多,在武汉市检察院工作的毕业博士生商景龙打来电话,为一个课题的结题报告请教老师。严高鸿答应考虑好后晚上抽时间用邮件回复他。

  下班前,周峰和编辑张成来到严高鸿办公室,劝他明天一定要去医院检查身体。严高鸿却说,“明天去不了,新闻系4个博士生开题,晚上还要看他们的开题报告。已经和八一医院联系过了,周日再去检查。”

  2010年12月18日,星期六。

  早上7点30分,严高鸿如往常一样,准备出门上班。妻子王建清急切地说:“你今天就不要去了,我们到二附院去拍个片子,看究竟是什么原因。”

  严高鸿没有接妻子的话,只是轻声说了一句:“我中午回来吃饭。”严高鸿怕妻子王建清担心,一直瞒着她最近要去医院检查身体的事。

  严高鸿要去参加的是学院军事新闻传播学专业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开题评判会。几天前,系里送来了4名博士生的论文开题报告。

  因为白天忙于学报编辑工作,严高鸿只能利用晚上审阅论文材料。一份论文开题报告1.5万多字,4份论文看一遍下来,再批注上修改意见,耗时耗神,为此,他天天都要熬到深夜。

  上午7时45分,严高鸿第一个走进答辩会场。

  答辩开始后,严高鸿一边看墙壁上的投影字幕,一边凝神细听学员的论文陈述,不时拿起笔来记下自己的意见。

  博士生刘大勇论文陈述后,评委一一进行讲评。严高鸿做了15分钟的讲评。答辩会主席、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方晓红教授没想到,并不是新闻专业出身的严高鸿,讲评却十分精辟到位。

  10时05分,会议休息。王林教授带严高鸿到会议室对面自己的办公室的行军床上躺下休息一会儿。

  10时15分,博士生曾嘉的开题正常进行,严高鸿强忍着不适重新回到评委席。

  10时28分,严高鸿晃动了一下身子,轻轻靠在椅背上,两眼微微闭上,却再也没有醒来……

  10分钟后,严高鸿被送进马路对面的南医大附属第二医院重症急救室。

  2小时后,医生在诊断书上写下:心源性猝死。

  闻讯赶来的妻子王建清,抱着丈夫哭得撕心裂肺。

  72岁的老院长毕文波闻讯后,坐在轮椅上一路赶,一路哭。他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严高鸿冰冷的脸颊,在严高鸿额头上亲了又亲。

  事隔4个月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毕文波院长这位与严高鸿共同带博士、搞科研,并肩战斗十数载的博士生导师,已可以冷静地剖析这位老战友的悲壮之死:

  “我们处在一个新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时刻感到躬逢盛世,要报效盛世。这是一种使命意识。只有将高鸿放到这样一种燃烧的精神状态中,才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那样离去。”

  立言者,击节而歌

  1968年3月,安徽广德农家小伙子严高鸿穿上了向往已久的绿军装,走进浙江岱山某海岛部队,成为一名海防战士。

  中学毕业的严高鸿,从小对哲学课有浓厚兴趣,这使他养成了爱思考的好习惯。很快,他就成为部队理论学习辅导员。后来,他被选送到南京大学政治系,学习他最喜爱的哲学。

  20世纪70年代末筹建南京政治学院时,总政工作组到南京大学考察选调教员,当时哲学系著名的孙伯■教授在数十名部队学员中,第一个推荐了自己的得意弟子严高鸿。已毕业回到原部队任宣传干事的他,此时已接到调往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任职的调令。

  严高鸿选择了到院校当一名政治理论教员。

  送别的座谈会上,严高鸿道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在国家和军队建设百废待兴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理论上的坚定和清醒。当一名政治理论教员,向广大官兵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更有价值!”

  学院初创时,理论队伍力量比较薄弱。哲学教研室为缩短培养周期,将年轻教员分为唯物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三个教学组,要求各组先完成本组业务,然后再准备其他两组的课程,谓之“打通关”。

  严高鸿迎难而上,无论春夏秋冬,他的房间每天晚上11点前没有熄过灯。凭借对学问的刻苦钻研精神,严高鸿脱颖而出,成为教研室第一个“打通关”的年轻教员,摘取了“四个第一”:哲学专业第一个登上讲台的年轻教员;第一个给大家介绍授课经验的年轻教员;第一个由讲授单章节内容到讲授整本教材的年轻教员;第一个在哲学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年轻教员。

  那些年,严高鸿开设和讲授的课程,门门是学院的精品课、主干课或特色课;他每年授课都在250课时以上,堂堂受到学生欢迎。

  政治理论教员岗位,是职业的“立言者”。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课堂上的精彩“立言”,根基来自思维世界的驰骋和遨游。

  20世纪80年代初,在哲学界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中,严高鸿通过反复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著作,撰文对当时的一些权威学者错误地解读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断提出质疑,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也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这篇文章随后入选了改革开放后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辩证唯物主义研讨会。与会人员中最年轻的严高鸿,被安排作了20多分钟的大会发言,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9年,严高鸿在权威刊物《哲学研究》发表了《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兼评传统的地理环境理论》一文。他认为,自然环境作为构成生产力的重要因素,通过生产力系统参与了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应以人类历史中生成的“自然环境”概念取代地理学意义上的“地理环境”概念,重新诠释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这一论点的提出,颠覆和修正了传统的地理环境理论的基本观点,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在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文中的观点被有的学者称为“严高鸿命题”。文章对于完整准确地解读唯物史观的原理,充分理智地提升环境保护意识,具有很高的学术和实践价值。

  1991年早春,海湾战争打响,全新的战争观念和作战样式,引起了严高鸿和他的同事们的强烈震撼和深深思考。那么,现代战争的思维模式是什么,有什么共同规律,各国又有什么不同特点,我国的军事战略思维又该如何定位?严高鸿苦苦思考着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回答都需要纳入哲学、军事哲学和军事思维学的视野。在毕文波的提议下,严高鸿在学院研究生中开设军事思维学课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严高鸿和毕文波一起,牵头开始了军事思维学学科建设的新的工程。

  2000年,军事思维学列入全军军事科研工作“十五”计划课题。2005年,由毕文波、严高鸿主编的《军事思维学前沿问题研究》一书出版,并获得“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第一届“军事科学版精品名著奖”。

  2010年,军事思维学研究又出新成果,还是由毕文波、严高鸿主编的《当代军事战略思维研究》出版。此书面向军事战略思维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拓展和深化研究,进一步揭示当代军事战略思维走向和国际政治军事格局,为贯彻执行我军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和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提供了理论支持。

  新世纪初,我国国家安全经受着考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成为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

  受西方思潮的影响,有人主张“淡化主流意识形态”。严高鸿很快写出了《新时期必须把意识形态建设提高到国家安全战略地位》一文,鲜明地指出,要确立新的国家安全观,把意识形态建设提高到国家安全战略地位,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加强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很快,文章就被《军队政工理论研究》全文刊发。

  严高鸿常说,一个有责任心的理论工作者必须聚焦理论前沿,瞄准社会热点,为解决国家和军队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舆论支持。为此,近年来严高鸿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伐,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等都进行过系统研究与思考,撰写了《构建和谐社会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立足于“总体布局”谋划国防和军队建设》等55篇理论研究文章。还依托《南京政治学院学报》先后组稿900多篇,集中宣传科学发展观和胡主席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的论述。他先后主持完成8项国家、军队和省部级科研课题,出版专著和教材17部,荣获“第13届中国图书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种奖励。

  “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晚年曾这样表达自己的学术信念。严高鸿把自己的部分作品结集为《哲学和军事哲学集薪录》,就是希望能以自己的一些思考,对哲学和军事哲学的发展加一把火,尽一点力,以启发后学,薪火相传。

  “我们失去的不是支柱,是横梁”

  在严高鸿去世后学院组织的追思会上,军队政治工作进修系教授、博导范开明说:“像严高鸿这样的学者,是一根横梁,他的离去让我们断了一根大梁。”

  大学学报是一所大学学术水平的窗口。由于所刊发文章跨学科、跨学术领域、跨军地学术界,主编一职,非学术功底深厚、知识渊博、人品厚重的“帅才型”大学者不能担任。这正是1997年毕文波任院长后,延请严高鸿担任学报主编的原因。

  毕文波和院领导的期望是,用10年的时间把学报推向全国。严高鸿只用了5年多时间,就实现了这个要求!在全国9000多家期刊中,《南京政治学院学报》先后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期刊奖提名奖”、“全国三十佳社科学报”、“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等殊荣,被选为“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首批“军事学核心期刊”,连续5次入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学术的最终价值在于指导实践、解决问题。严高鸿接任主编后,坚持把聚焦理论前沿,瞄准社会热点,为解决部队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理论依据、现实指导和舆论支持,作为办刊最重要的理念。

  严高鸿深知,能否形成自己的特色,将是决定学报能否赢得生存空间并脱颖而出的关键。南政院是一所军校,学报就应该“姓军”;既然被确定为军事学重点建设期刊,就应该聚焦军事,军事特色就应该是学报的特色。

  明确了前进的方向,严高鸿在打造学报的特色之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他们从学报扩版、栏目设计等最基本的工作开始做起,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细致的考虑和周密的论证。2000年起,“军事心理学”、“军事伦理学”、“军事文化学”、“军事社会学”等一批特色栏目相继设置,其中有些栏目填补了全军的空白。学报的“军味”变浓了,发表了一批在军内外颇具影响的成果。

  2004年第4期学报上,新开设的“伊拉克战争与新闻媒体战研究”专栏,引起了军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当时,学术界对于伊拉克战争中的新闻媒体战众说纷纭,各种刊物也只是零星刊载相关方面文章。作为全军唯一开设军事新闻专业的军队院校,严高鸿认为学报完全有必要开设专栏进行系统论述。文章一经刊出,有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好评如潮,所刊登的文章也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办好学术期刊,离不开作者队伍和编辑队伍。严高鸿坚持把这“两支队伍”作为资源来经营。他以约请军内外知名学者撰稿、有重点地培养教员和研究生学员、利用下部队调研广泛交接官兵朋友等各种方式,逐步联络、建立和发展了一支由“龙头+骨干+基础”三个梯次组成的作者队伍。即,以全军知名专家学者为龙头、以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为骨干、以部队政治工作干部和院校政治理论教员为基础,从而为打造精品、保证质量提供了保障。

  作为一名马列主义理论战士,严高鸿在办刊时强调学术性,更注重政治性。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把学报作为“战场”和“阵地”来构筑。

  1999年,“法轮功”邪教组织妖言惑众。敏锐的严高鸿却嗅出了危险的气息,开始密切关注“法轮功”组织的动向,同时也想从理论上揭露“法轮功”组织的非法性、荒谬性。“4?25”事件后,伴随着一连串破坏社会秩序的非法活动,严高鸿震惊了,认识到“法轮功”组织是地地道道的反科学、反社会、反政府的邪教组织。“必须加快步伐,在学报上开辟一个专栏进行批判!”他首先托人请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写出了《共产党人必须是无神论者》文章,作为专栏的第一篇专稿,发表在了1999年第4期《南京政治学院学报》上,在军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之后,他又先后编发多位国内知名学者的稿件,在学报阵地上发出了反对伪科学的强音。不久,又推出的“坚持唯物论,反对伪科学”专栏,成为全国学术刊物界揭批“法轮功”的第一个专栏。江苏省新闻出版局专门予以通报表扬。

  把学报作为培养青年学术骨干、推出新人的学术园地,是严高鸿办刊的另一个重要理念。在他的办公桌上,经常能见到被他改得“满面通红”的普通作者的来稿。

  2000年6月,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讲师方永刚向学报投来第一篇文章——《西方国家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特点及对策》。这篇思维开阔,饱含激情的文章让严高鸿为之一振。

  方永刚思维敏锐,笔力刚直,但文章却并不完全符合学术规范和学报的风格。严高鸿多次打电话过去让他修改。几年下来,方永刚成了学报的固定作者之一。

  2004年5月,正在读博士的方永刚专程从大连赶来,向严高鸿征求博士开题的意见。以后,方永刚每次来南京出差,总要到编辑部找他的“严老师”。从改革开放的那一声巨响,到新时期国家的战略机遇;从海湾战争信息化的锋芒毕露,到伊拉克战争的先发制人战略;从国家的历史变迁,到党的创新理论……两位用生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忠诚卫士,一谈便是半天。

  2006年,方永刚病了,但他依然坚强如战士坚守在岗位上,笔耕不辍,像往常一样给学报投稿。2007年2月1日,在方永刚转到301医院治疗的同一天,他的文章《推进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发展的战略地位》在学报上刊发。方永刚生病期间,严高鸿写信给他,鼓励他一定要养好身体。

  严高鸿年长方永刚15岁,但因为同守一方阵地,坚持同样的信仰,相交近8年,他们之间不但没有代沟,反而心贴得越来越近。方永刚去世后,严高鸿连夜写了一篇文章,追思这位理论战线上的不屈战士。

  以近乎苛刻的标准严把编校质量,是严高鸿办刊的另一个特色。每期学报25万字,128个页码,他从上任初始就要求“不错一个观点、不错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国家新闻出版部门规定期刊的差错率是万分之一,严高鸿给学报定的标准是万分之零点五以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严高鸿坚持每期稿子都要审阅三遍,从文稿的标题、摘要、关键词直到参考文献,他都要逐字逐句审改,每期大样上页眉、页脚都密密麻麻写满了修改的文字。每次出版前,他还要再请6名不同专业的专家教授担任刊物的“第一读者”,把他们的意见收集起来,再对文稿进行最后的修改。

  人有家财万贯,我有弟子三千

  严高鸿虽然是学院为数不多的技术三级教授之一,被很多人称为“文职将军”,然而,却是一个全院上下都知道的“清苦”之人。

  他去世以后大家才知道,他确实没有存款。他现在的工资虽然很高,但是他爱人是工人,每月只有千把元的退休工资。很多年了,严主编用自己的工资给爱人买了保险,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人有家财万贯,我有弟子三千。”在严高鸿眼里,此生最大的财富是自己倾心培育的弟子门生。

  从教以来,严高鸿上过课的学生成千上万,还培养了15名硕士、23名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

  2010年12月21日晚,当闻听严高鸿猝然离世的消息,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弟子们,在他的灵前黑压压跪倒一片,痛哭失声!在这些哭声背后,是一个个说不尽的故事。

  博士生、学院基础部教员袁周入学时,因为考试时成绩不理想,考取的是自费生。因为经济拮据,妻子患病,没有能力交学费,他表示想放弃。

  严高鸿闻讯后打电话把他叫到了办公室,对他说:“你能考上这个博士,机会难得;在现在看来4万元对你来说是个大数,但是你的工资总会涨的,几年以后,4万元对你来说就不算什么了;如果你真的缺钱,我借给你!”

  第二天,严高鸿就拿了1万元钱给袁周,并亲自到研究生处交涉,请他们允许袁周缓交剩余的学费。这样,袁周才得以读完博士。

  2006年,沈根华进入南政院博士后流动站。根据要求,博士后需要带课题才能进站,沈根华手上一时没有课题。正在为难之时,严高鸿将一个关于和谐社会的研究课题摆在了他的面前。后来他才知道,这原本是学院赋予严高鸿的重大科研课题。

  沈根华对这一领域是陌生的,心里没底。为了给他树立起信心,严高鸿亲自担任课题主持人,参与到课题的设计工作中。经过精心准备,他们立项的《和谐理念论》申报获批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此后,严高鸿带着沈根华跑遍了南京的图书馆,从卷帙浩繁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整理出几大捆相关资料。因为用眼过度,严高鸿几天时间就用完了一瓶滴眼液。

  2005年的初冬,《中国军事科学》编辑部向严高鸿约稿,请他对当前新军事变革快速发展的浪潮中,军事思维领域该如何创新谈谈看法。严高鸿对这个问题已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他整理好相关资料后,想让学生曹展明执笔完成。曹展明有些犹豫。严高鸿拿出了梳理好的全部资料:“这是我前一阶段研究的成果,你拿去看看。”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曹展明马不停蹄地投入到论文的筹备工作中。每当他遇到瓶颈的时候,严高鸿都悉心给予指导,从文章的破题、立纲、论证等每一个环节,都认真把关。

  在严高鸿的指导下,这篇题为《拓展军事思维创新路径的几点思考》的论文几易其稿,终于完成,严高鸿认真审改了几遍,要以曹展明的名义发出去。曹展明心里清楚,导师才是论文的第一作者,决意不为。在严高鸿的坚持下,《中国军事科学》在2006年第1期以整整5个页码刊登了这篇文章,署名:曹展明。

  严高鸿带研究生,格外注重的是根据学生的特长,诱导积极性,激发创造力,让学生自己去开拓学术领域。

  2007年11月,博士入学才两个月的王积建就和导师严高鸿发生了一次“争论”。那时候,严高鸿和毕文波正带着几个博士生研究当代军事战略思维,希望王积建也参与进来。没想到,王积建有自己的想法,他说:“我想从源头出发,研究中国古代兵学文化中的谋略思维。”严高鸿听了很是赞赏,但也有些担心:“古代文化研究起来很复杂,没有很强的古文功底恐怕很难研究透啊。”王积建拍了拍胸膛表示,自己有较好的古文功底,一定能研究好的。严高鸿表示:“好,既然你有这个想法,我一定支持你!”

  古代文史并不是严高鸿的研究领域,为了指导王积建研究这一领域,他仔细研读了相关资料,一共7本《历届孙子兵法研究会论文集》,他更是一本都没落下地细读一遍。2010年6月,在严高鸿悉心指导下,王积建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先秦军事文化中的谋略思维》顺利完成,终于在自己喜欢的领域成为了一名专家。

  现为军事思维学教研室主任的陶军,是严老师当博导后的第二届学生。毕业留校工作以后,因妻子一时调不过来,房子也没有,当时心情郁郁不畅。严高鸿知情后,约上汪维钧教授一起请陶军吃饭,做他的思想工作。严高鸿的学生们都知道,请弟子吃饭谈心交流,是导师的一大特点,有时去小餐馆,更多的是设家宴。那天一激动,陶军喝醉了,事后才知道,是导师背着自己回宿舍的。

  去年年底,学生们又被严老师请到家里聚餐。在饭桌上,严高鸿跟陶军打趣:“陶军啊,你可不能再喝醉了,现在老师老了,真的是背不动你了……”

  (文章来源:《军营文化天地》2011年第6期)

  
(责任编辑:军事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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