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谍战”升级

文/祁振欣

2011年03月17日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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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谍战”升级
  什么可以概括今天影视剧市场上的谍战片呢?媒体在不久之前给出了一个提法,那就是“旅鼠模式”。美国著名编剧帕梅拉·道格拉斯指出,电视网的运作方式,是“按照旅鼠的模式来运作的”。生活在北极苔原的旅鼠在种群数量急速膨胀,超过生态环境的负荷上限时,会选择一种悲壮的解决方式:同时奔向悬崖,大多数坠落下去。我们的电影电视领域,普遍存在这种旅鼠模式——涌向同一热点,然后等待大多数坠落,小部分留下来。清宫剧、朝代混乱的武侠剧、革命历史题材战争剧皆不外如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苦苦挣扎七八年,然后渐渐退居二线。提到国产谍战剧,今天的中国观众心中,必然首先浮现出两个如雷贯耳的片名:《暗算》、《潜伏》。不过,在据说每年以百部计的国产谍战剧中,这两部绝不属于坠落悬崖的大多数。

  我国的影视作品总要在娱乐大众之外,承担一些历史责任和社会责任,并且与其诞生时代的政治、历史现状息息相关。其实,今天看来一片火爆局面的谍战剧,并不是新世纪的独特产物。说起来,反映谍报题材的文学、戏剧作品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都吸引着新中国观众的视线。新中国成立以来,谍战题材的剧作经历了各个重要历史时期,从数量、质量、口碑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年龄稍长的国人都还记得,早在20世纪的改革开放之初,当时髦的装束开始普及到老百姓中的时候,最早戴起太阳眼镜的人总被身边的人戏谑道,“活像特务”,而“特务”一词在现代汉语的语境里始终都摆脱不了它偏向贬义的一面,有些地方的方言中甚至直接把“特务”发展成了“狗特务”来使用,不带“狗”字的原词反而被抛弃了——这正是贯穿新中国电影史的国产谍战剧中的典型形象在国人心目中留下的生动足迹。与进口谍战剧相同,我们的谍战剧也配备了形象出众的情报人员、发报机、密电码、悬念、阴谋、打斗、惊险等等这些重要的“标签”。与此同时,我们还有着特色鲜明的一系列关键词:反特片、敌特、地下党等等。

  反特片1.0——追求胜利的17年

  要说17年电影之前,不得不提在这之前的先行之作。由国民党当局宣传部直接管辖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在1946年拍摄并推出了“抗战间谍片”《天字第一号》。这部以国民党抗战情报战线为题材的电影异常火爆,以至于掀起了20世纪40年代的一轮“抗战间谍片”热潮。的确,当时的国民政府急欲从抗战胜利中尽量多地赢取舆论支持和政治筹码,在当局的授意下,大量抗战片问世了,而“抗战谍战片”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1949年之前,这些类似于beta版本的“抗战间谍片”,除了讲“抗战”之外,其实还是靠卖惊险、紧张、悬疑、枪战甚至畸恋来刺激票房的。《血溅姊妹花》、《玩火的女人》、《玫瑰多刺》、《欲海潮》……看看这些商业味道浓重的片名,是无法想象其剧情与谍战乃至抗战相关的。

  从1949年开始,新中国式的“反特片”正式面世。反特片在很多年间占据了中国影视圈的半壁江山,这些反特片的开山作品,是东北电影制片厂(即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49年元旦推出的《无形的战线》。东北全面解放后,我公安机关在某市逮捕了潜伏的国民党特务。顽固的特务虽然被捕,但却拒不交代具体犯罪行为与情报网。随着侦破行动的开展,最终抓出了特务的同伙,阻止了犯罪行动,并且拯救了无知的胁从者。片中不但展现了我方公安机关的侦破力度和智勇双全,也表现了敌特的穷凶极恶。大银幕上,打出了毛主席语录:“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上映次年,《人民日报》在社评中将《无形的战线》与之前国民党推出的一系列间谍片彻底划清界限:“事实为我们证明,反动派在他们的武装力量被消灭之后,必然要进行种种阴谋破坏的活动。虽然这是残余匪帮的垂死挣扎,虽然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把特务匪帮完全消灭,但是,我们必须加强警惕,大力进行这一斗争……人民电影《无形的战线》,和那些曾被小市民观众喜欢过的、美国制的与蒋匪帮文化喽啰们制的‘间谍片’,有着基本上的区别……我们的电影,如《无形的战线》也有紧张而动人的故事,这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要告诉残余匪帮,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把无形的敌人完全消灭。反特务的斗争还在严重的进行着,特别是在新解放了的地区中(不限于城市)。毫不夸张地说,《无形的战线》将有助于这一斗争的取得胜利。”文章毫不隐晦地阐明了电影的创作动机与基本思路,反特片的基调由此定下,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大银幕上连续不断地上演着我方公安机关破获美蒋特务破坏行动的剧目。而从这段60年前的社评中,我们也可以清清楚楚地嗅到现实主义的气息。反特片在那个年代的风靡一时,与新政权确立伊始的历史现状紧密相关,并且在宣传战线上实实在在地呼应着现实中新政权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生死相搏的斗争。

  其后的十年间,此类电影层出不穷,并被冠以“惊险故事片”的名称。很多在解放前已经拥有相当艺术修养与操作经验的电影人充满热情地拥抱着新的政权,并且迫不及待地在新中国电影史上留下属于自己的一笔。电影人满怀的诚意和属于那个时代的单纯的激情融入作品中,配合在艺术表现手段上相对自由的创作空气,让17年中的影片屡屡涌现传世佳作。1956年上映的《国庆十点钟》把惊险片中的元老级元素——定时炸弹深深埋进观众的记忆中,成为反特片中短线侦破的经典之作。而1960年的《冰山上的来客》作为第一轮反特片浪潮接近尾声时期的作品,更是以比较成熟的剧作技术和相对新鲜的视听元素轰动一时,这个时期的黑白电影,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不时出现在中国的电影院里。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部电影不能不提,就是1963年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男看王心刚,女看王晓棠”——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提起这部片子,更津津乐道的是王晓棠美丽的大眼睛和一代中国美男的标本王心刚。事实上,这部反映抗战时期地下党员与日寇、伪政府交锋的影片,放在反特、破案剧扎堆的那个时期,无疑是一朵奇葩。热门题材、冷门角度、偶像搭档,像足了今天动辄耗资数亿的大片模式。当然,这在当时或许不是第一部反映我党地下组织打入敌人内部的影片,但肯定是最轰动的一部,它的影响一直波及至今。

  第一轮反特片浪潮,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退热”,以“文革”的开始宣告结束。这是中国式谍战片的1.0时代,在接受了西方惊险片经典元素的同时,它们结合当时的国情,配合现实需要,开发出了诸多属于自己的中国元素,创立了全新的样式。当然,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反特片广泛地存在为后世所诟病的问题:即模式单一,人物形象不够立体,脸谱化。看看那个时代的片名,剑拔弩张如《斩断魔爪》,神秘悬疑如《羊城暗哨》。从影片开头的我方情报人员截获犯罪分子意欲制造破坏的秘密情报,到结局的我方大获全胜,将敌特人员一网打尽,这些情节几乎如出一辙。与年产上千部电影的印度相似,人们始终在看不同的演员用不同的造型和台词,配合着不同的音乐演绎着几个有限的故事。那个时代的大银幕,演员一出场就能被观众判断出是好人还是坏蛋,人物的多面性是不方便表现的,迷茫只属于失足群众,并且最终总是会被拯救的。好莱坞在处理《哥斯拉》结尾的时候,会把镜头摇向远方波涛汹涌的大海,以预示危险尚在,请看续集分解。而在那个时代,在解除了一个危机之后,我们的电影只能直白地用台词和语录而非镜头来表现相似的思想。因为在电影里,我们只是需要阐述的是敌特分子的倒行逆施必将导致失败,而新中国的建设必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客观必然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那些黑白两色的、随着岁月渐渐模糊的影像给几代人留下的是不可磨灭的观影体验。

  谍战片1.5——夜幕下的星星之火

  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一些前苏联谍战影片的引进重新唤起了国人的记忆。其实,回溯那特殊的十年,谍战题材并未彻底远离国人的视线,就连著名的八大样板戏多多少少都涉及了地下斗争题材。

  1976年国庆节,曾经推出了《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八一厂拿出了《南海长城》。电影讲述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民党残余势力叫嚣反攻大陆。我海防前线民兵配合驻守岛屿的人民解放军,消灭妄图潜入大陆的美蒋特务与来犯之敌。某晚,特务受派遣从台湾偷渡而来,立即遭到我前沿某岛众民兵的围剿,敌人或遭击毙,或被生擒,战斗依然以我方取得胜利告终。严格说来,标准的反特片《南海长城》只是前一个时代的延续,在这部影片里我们看不到什么新元素。事实上这部片子改编自1964年的同名话剧,电影版的筹拍一开始则是由江青亲自“督办”,差点成为“文革”中的电影“样板戏”——可惜这个剧组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夭折了。1966年,《南海长城》的剧本被上海京剧院改成样板戏京剧《磐石湾》,并拍摄出来,成为继八大样板戏之后的第二批样板戏之一。1974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惊险故事片”《侦察兵》在全国公映,王心刚饰演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的解放军参谋。作为“文革”中第一部谍战题材的电影,《侦察兵》获得了空前的恶评。那个年代的观众,对缺乏诚意的“假大空”剧作也毫不掩饰厌恶之情。于是八一厂获批重拍《南海长城》,特殊时代的痕迹重重地烙印在《南海长城》中,炒样板戏冷饭的感觉也让公众难以接受。刚刚公映几天时间,随着“四人帮”的覆灭,有着特殊背景的《南海长城》遭到了各方的抵制,并很快遭到了停映,实际上映时间仅不足半个月。《侦察兵》和《南海长城》成了影迷心中王心刚少有的失败之作,后者被人们记住,通常仅仅因为它是刘晓庆的电影处女作。确切地说,这两部片子只是解放初期17年间反特片浪潮的回声,而反特片的复苏和回归,还要经历一个短暂而痛苦的疗伤期。这之后的影片在意识形态上基本归属于“文革”前,而艺术元素上则从全新的时代获取了大量的“漏洞补丁”,这是一个升级版的1.5时代。

  1977年的中国电影中,《黑三角》是值得记住的。彩色反特故事片《黑三角》的故事本身并不出奇:我公安机关有一次截获了敌特分子窃取我方机密的消息,经过破译密电码、追踪、侦破、挽救受骗群众等一系列桥段之后,最终抓获了罪犯。然而,电影在祭出了郎井田这个大特务之后,让凌元扮演的于黄氏和劳力扮演的特务头子一直把身份隐藏到了结尾。凌元藏在门后那只凶光毕现的眼睛成了影片中最让人记忆犹新的恐怖元素,不知道多少孩子被吓得夜里睡觉不敢看自家门缝,甚至连累得大街上卖冰棍的老太太都被人投以怀疑的目光。有了大胆的、流行的声光特效,加上一首《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让《黑三角》成为“文革”后反特片的经典之作。

  慢慢的,在政治运动中饱经创伤的文艺创作开始复苏,在这个时期里,1979年的《保密局的枪声》算是一个代表作。它把故事背景放到解放前的上海,讲述的是地下党员为了争取上海的解放,在敌人内部获取情报的故事。剧本改编自“文革”前的小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因为讲述的是地下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算是一次题材上的冒险。导演常彦除了在布景、道具、演员选取方面下了大工夫之外,更是在声光特效、电影音乐方面处处求变,样样出新。为了增加电影本身的年代感,常彦放弃了当时已经广泛使用的彩色胶片,而把片子拍成了一部黑白片。值得一提的是,《保密局的枪声》打破了旧有的人物塑造陈规,敌方人物不再个个獐头鼠目、面目狰狞。一群演员放在一起,不看剧情,观众简直难分敌我,这也多多少少增加了影片的悬疑感。这样一部大胆的片子算是接续了“文革”前惊险故事片的火爆局面——《保密局的枪声》上映后,一时间万人空巷,所有人都津津乐道里面的经典台词:“站着进去,躺着出来”、“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部电影的票房成绩是1800万元,观众达到惊人的6亿人次。不过,《保密局的枪声》所作出的大胆尝试很多只是昙花一现,更多的反映了一部分电影人的艺术诉求。实际上,“脸谱化”的人物形象在之后的很多年中依然盘踞在中国的影视剧里。

  1981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描写地下党潜伏在敌营内部展开工作的9集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而它的导演就是后来执导了1987年版《红楼梦》的王扶林。这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视连续剧,中国观众对于这种篇幅的作品感觉还很新鲜。电视作为一件奢侈品,还未普及到千家万户,一个有电视机的家庭里,吸引了一群亲戚朋友追看连续剧的壮观场面,让很多人记忆至今。

  1982年,《夜幕下的哈尔滨》再次制造了《保密局的枪声》式的轰动效应。同名小说改编自哈尔滨老地下工作者的革命回忆录,在小说作者陈屿的重新整理之下,变成了这部反映东北抗战地下战线的作品。书中的地下党员、汉奸特务都有现实生活原型作为参照,更具突破价值的是,书里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冒死支持抗联斗争的日本反战志士。这种背景下,作品扑面而来的真实感和话题效应自不待言。小说问世当年,话剧版和广播剧版就依次推出,次年又被拍摄成13集电视连续剧——这在当年算是一部篇幅惊人的“超长剧”。由王刚播讲的《夜幕下的哈尔滨》被108家电台播送过,听众超过3亿人次。时至今日,王刚版的这部广播剧依然被放在互联网上供人下载。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大量外来的、新的文艺创作理念涌进国门。不只影视剧作,几乎所有的文艺创作都在旧的思维模式和新的艺术理念中间左右摇摆。一方面急需吸取丰富新鲜的空气,另一方面又难以真正从旧样式中脱胎出来,“文革”式思路在语言、行为、思考方式等方面给中国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影视剧中起用旧有的题材,装入一些新的概念、元素、技法,成了比较保险的操作方式——无论是市场还是政治上。然而,我们已经可以从这些谍战剧中看到中国影视界在艺术创新上捧出的诚意。那个年代,百姓会在街头巷尾议论:其实不只国民党有特务,咱也有咱的特务埋伏在他们那边。由此可见,数量激增的地下斗争题材作品,已经把人们的思维从“反特”中拉了出来。战争年代已经过去了,“反特”的现实意义不再那么重要,而对于已经渐渐淡忘战争的国民来说,那个时代的谍战剧满足了猎奇需求,情报工作的双向性又一次得到了社会大众的普遍了解。

  新世纪谍战大片2.0——遍地风声

  21世纪中国第一部谍战题材电视剧是20集的《誓言无声》: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方面的指令下,敌人盗窃我方新型潜艇试验资料、摧毁潜艇试验车间、枪击秘密回国参加潜艇研制的华裔专家……经过一番斗智斗勇的生死较量,敌人的阴谋均以失败告终,反间谍局人员许子风的三人小组成功抓获了长期潜伏的间谍范仕成,保证了华裔专家的安全和潜艇项目的顺利完成。又是一部标准的反特片。它能否作为掀开第三次谍战片大潮帷幕的作品,还有争议,不过这的确是新世纪谍战片的起点。

  媒体时常评说这个时代的演艺界进入了“娱乐至死”的年代,的确,演艺明星的死讯都会配以笑容灿烂的照片和醒目的大标题刊登在各大媒体的“娱乐版”中。公众对文艺作品娱乐性的要求一再升级,口味也越来越挑剔。二三十年前,电影、电视剧、评书广播、小说动辄引起“万人空巷”的场面永远离开了我们,中国年产电视剧达到了1.5万集,耗资过亿的超级大片则占据了商业电影市场的大半边天,然而这些作品还要和进口作品进行一轮又一轮生死竞争。想要在这个时代异军突起,成为时代标志,可谓是难之又难。2006年,《暗算》做到了。

  从诞生之初,《暗算》就是个异类。除了于娜和王宝强之外,《暗算》没有动用什么明星大腕,导演也是初次出手。这样的主创阵容对于一部商业片来说肯定是一种冒险,然而《还珠格格》也好,《大明宫词》也好,《激情燃烧的岁月》也好,以往很多红极一时的、直接改变中国电视圈面貌的剧作都具备类似的情况。

  《暗算》全景式地把埋伏在敌营内部的我方情报人员展现在屏幕上,全剧充满了各种人性的碰撞与缜密而新鲜的逻辑推理,40集的片长中,情节紧凑而环环相扣。“脸谱化”被彻底摒弃了,革命人有了婉转低回的情感路程,支撑敌人形象的也不再是一味的破坏和掠夺,而代之以理直气壮的信念和信仰。2006年,《暗算》在全国各大卫视密集地轰炸着中国观众的视神经。

  一如这十几年中的规律,《暗算》的热播直接引爆了谍战剧生产的热潮。借助新时代的东风,新作品的数量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而以前两次谍战剧热潮中的经典作品也几乎被翻拍了一个遍。这一轮热潮可谓声势浩大,从电视屏幕到电影院,观众开始应接不暇,审美疲劳感也立即随之而来。

  麦家曾经对媒体说:“有关方面对创作题材有限制,涉案剧现在已明令禁止不能在黄金时间播放。于是,把涉案剧的时代前移,把对手改成日军或国民党特务,就成了谍战剧。现在荧屏上大多数谍战剧说白了就是换了一下时代背景的涉案剧而已。”

  2008年对于《潜伏》来说是最好的推出时机。因为有了大获全胜的“探路石”《暗算》,谍战片的群众基础被打开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得到了证明。起用孙红雷和姚晨这样的一线阵容也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潜伏》在商业上的野心。不同于已经开始泛滥的其他作品,《潜伏》在艺术上一点都没打折扣。一方面,枪战、阴谋、爱情、金钱、美女、悬疑这样的商业元素一样不落,另一方面,《潜伏》的故事结构充满波折而又合情合理。余则成和翠平的名字甚至被搬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这不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剧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从另一个侧面坐实了它作为一年中影视剧代表作的显赫地位。

  2009年,相隔仅半个月先后上映的国产谍战电影《风声》和《秋喜》带来了新中国第三轮谍战片之风的高潮。尽管《风声》改编自《暗算》原著作者麦家的同名小说,一直背负着翻版《暗算》的风评,但其精良的制作和全偶像级的演职员阵容为其带来了票房上的巨大成功。耐人寻味的是,与传统反特片套路相反,《风声》讲的是伪政府情报局从内部挖掘我方特工人员的故事。为了获取最后的胜利,我方情报人员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难以想象的环境中保存下了革命的血液。放浪形骸的顾晓梦、杀人如麻的吴志国这两个形象有意地颠覆了我地下党人在传统作品中千篇一律的形象,而身负解密绝技、看起来最“正面”的李宁玉作为没有什么政治立场的“中间人物”,也得到了浓墨重彩的描绘。地下党员顾晓梦和敌特人员李宁玉之间惺惺相惜、真情相待的姐妹情谊也得到了正面化的书写,不再带有百分之百的目的性。《风声》可谓是第三轮谍战片浪潮创新诉求的集大成者。

  《黎明之前》选择的时机没有《潜伏》好,它到来的时候,谍战片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对于占领荧屏好几年的谍战戏码,观众越来越不耐烦。于是当《黎明之前》得到广泛认同和热烈追捧的时候,我们可以确定,它是一部凭质量生存下来的剧作。而观众对于《黎明之前》的好评,基本集中在两点上:第一,这部剧的人物塑造得新鲜,个性够丰满、够有魅力;第二,这部剧的剧情真实感强,在渐趋“低智”化的影视剧丛林中,它足够尊重观众的智商。胸怀信仰、老谋深算、和蔼可亲的中央情报第八局局长谭忠恕,无疑将成为新世纪谍战剧中的符号性人物被人们记住。

  新世纪的到来催生了文艺作品的极大丰富化。创作人员的个人见解以及对人物人性人情的追求充斥在这些新的作品中。一个好的人物,他必定有血有肉,反面人物可以不坏,即使坏,也不再像几十年前的作品中那么蠢不可言。而正面人物也不再时时刻刻挂着一副随时准备英勇就义般的僵硬表情,他们“人”的一面在观众的强烈呼唤下层层显现。网络的普及带来了民意调查的方便,每一部新剧问世之初,除了发行方广发天下媒体的宣传通稿,我们也可以随处看到观众总结的“情节漏洞”与“雷人语录”。主创人员虽然普遍年轻化,思路也往往比老一代影视剧创作者活跃多样,但这些由电影学院、戏剧学院课堂上流水线式输送的创作者毕竟是从同一套教学模式中培养出来的,使用的写作、表演技巧归根结底还是大同小异。跟黑白片时代相比,那些由民间、由文人阶层和“工农兵”阶层带进同一个作品里的火花碰撞和“野生”的趣味已经荡然无存了。本来丰富的商业元素在海量出品的剧作中遭到反复使用,给观众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印象。有人尖锐地指出谍战剧的套路是“一靠运气、二靠口才、三靠敌人内斗”的“三板斧”。而情节的推进过于借助巧合与“阿炳”式“超人”的超自然能力,也带来了逻辑上的空洞感,甚至引出了这样的发问:革命胜利到底是人民的胜利还是神的胜利?

  虽然我们的电视剧生产还达不到美剧那样边播边拍的程度,但观众意见的极速反馈无疑促进了剧作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进步。这也使得谍战题材剧作进入了从出发点开始尊重观众的2.0时代——一个成熟而拥有稳定高度的时代。

  事实上,今天的观众尽管挑剔,对于艺术理念的接受度却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基本上,只要保证一定的制作质量和艺术高度,市场还是会有的。跨越新世纪谍战片热潮全阶段的《暗算》、《潜伏》、《黎明之前》全部获得成功,就是佐证。★

  (《文章来源:《军营文化天地》2011年第1期》)

(责编:罗君琳(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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