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剧:麦家制造

文/本刊记者  邢玉婧

2011年03月17日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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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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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家说,自己并非谍战专家,“只是一个作家”。而在2010年,随着改编自麦家小说的三部热门电视剧《刀尖上行走》、《风声传奇》、《风语》的问世,2010年被“谍战迷”们坚定地称为“麦家年”。2007年2月,本刊曾载文《解密麦家并不秘密的生活》。当时的麦家,以《解密》、《暗算》等作品迅速崛起于文坛,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暗算》更是横扫2006年度荧屏。作为谍战故事幕后制造者的麦家,面对当今荧屏银幕上热极一时的“谍战攻略”,究竟有着怎样的感想与思考?

  “智力”是我小说的一个标识

  《军营文化天地》(以下简称“天地”):为什么您的小说容易被改编为谍战剧?

  麦家:这当然跟我写的内容有关。谍战,或者说特工题材,一直是世界小说和影视家族中的一脉,但中国很怪,现实中我们有庞大而优秀的谍报队伍,但文学艺术领域对此却很少涉及。我的小说《解密》无疑是中国文学中第一次书写破译家这个题材的。《暗算》是《解密》的姊妹篇,被成功改成电视剧后,又引领了当代商业谍战剧的兴盛。现在荧屏上谍战剧已经泛滥,我觉得这样下去,这个剧种必然是要遭到观众唾弃了,因为充塞了太多的烂作品。

  天地:您现在写小说时,是否会同时考虑到改编影视剧剧本的问题?这对小说文本操作有无影响?

  麦家:我写小说时绝没有想到改编影视剧的问题。而且,我相信,真正削尖脑袋想这个问题的人,最后,其作品往往是不太能被改编的。道理很简单,当你这么想时就很难写好小说,写出来的可能是个四不像的东西。小说就是小说,剧本就是剧本,它们像一个人的正面和背面,有相同的身躯,但面目完全不一样。

  天地:有人说您的小说是“新智力小说”。您为何偏爱表达“智力”这个元素?

  麦家:“智力”确实是我小说的一个元素,一个标识,我想这可能跟我笔下的人物和人物的职业有关。我写的人物大多是“弱天才”,世俗世界里是个弱者,职业领域里却是个有超常禀赋的人。这样的人,身处危机四伏的特情世界,“智力”是他们活下去的本领和条件,也是读者和观众对这类人的传统的想象。

  我觉得在当下,你可以低估出版商的能力,但不能低估读者的水平。这已不是你出版什么读者都买账的年代,没有味道的小说很难讨得读者的欢心,要想脱颖而出不但要付出最大的努力,还要拿出最好的状态,更要有独门“撒手锏”,“智力”算是我的一个“味道”吧。

  其实这种小说是很难写的,开始写第一笔的时候,必须想到最后一笔,环环相扣,不能有破绽。我的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废话,语言非常干净,每一句话对我的小说都是有用的,这种严密性,这种逻辑性,是我小说风格的体现,也是“智力”元素的最好注解。

  天地:您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独特的写作风格?

  麦家:一方面是个性使然,这点没什么可多解释的,你偏爱什么、擅长什么是天生的;另一方面也是我有意追求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文学家族中缺乏这种写作。百木成林,林子里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树木,但我们的“文学林”里往往只有松树和杉木,太单一了。每一个作家都有义务丰富这个林子,这也是你想在这个林子里占得一丝地位的公开的秘诀。

  天地:在谍战剧中,“智力元素”是不是最重要的?

  麦家:最重要的是你有什么,你能拿出什么。足智多谋是一种类型,天不怕地不怕是一种类型,美人计也是一着棋,谍战世界和所有领域一样,也是什么人都有的,就看你擅长塑造哪一种人。不同的人身上肯定会发生不同的故事,像《色·戒》里的王佳芝,美色超然,故事免不了要往床上发展的。我这方面体验少,经验少,自然不敢去这样“谍战”。

  塑造好人物才是优秀作品

  天地:您在写作中,更看重故事编织,还是人物塑造?

  麦家:人物塑造。故事也是塑造人物的手段之一。中国的小说本来是起源于故事(传奇),但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对现代派文学的迷恋,让人们对故事产生了一种不信任,大家都以消解故事为荣。几十年过去了,后遗症出来了,就是小说家讲故事的能力明显落后,华丽的语言和感觉下,更显出故事的苍白。

  天地:您最偏爱您作品中的哪些人物?

  麦家:最爱的当然是《解密》中的容金珍。无论从哪方面讲,《解密》都应该算是我的成名作、代表作,那里面有我太多的血汗、快乐和痛苦。这部作品我断断续续写了十年,容金珍这个人物也就断断续续塑造了十年,对他我倾注了太多的心血,他的动作、语气甚至一个细微的表情我都在脑海中想象过无数次,刻画过无数次。因此,他变得就像是在我生命中牢牢扎根的一棵大树,即使拦腰砍断树干,来年照样能生出小树枝。

  此外,《暗算》中的黄依依、瞎子阿炳和我的新作《风语》的主人公陈家鹄也都是我比较偏爱的人物。他们的天才能够抵挡一个野战军的战斗力,拯救家国于危难,力挽狂澜于既倒。但这样的英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悲情色彩,家破人亡似乎是他命运的必然。在动笔写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我的心里往往是充满着无限敬意,同时也为他们感到无限的凄凉。

  天地:您认为在谍战剧中,还有哪些元素是必不可少的?

  麦家:我刚才说了“智力元素”只是谍战的一面,我只不过是擅长这一面而已。不管是什么面,我认为有一个“共同面”:他们不是外星人,而是我们的老朋友、老熟人,他们都在我们的知识和记忆深处。所以我认为,一个虚构的故事让人信以为真,这是所有谍战特情剧必须要遵守的“纪律”。卡夫卡把人写成甲壳虫,但丁把人送进地狱,这种“技术”在谍战剧情中是不允许的。

  话说回来,既然要求“真”,什么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要有心理逻辑、职业特征、人物性格。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职业的残酷性,生活的荒诞性,成败的偶然性,生死不计的崇高感,信念至上的神圣感,都是创作者必然要去挖掘和体现的。目前国内很多谍战特情剧往往只求其一二,顾此失彼,人物跟着故事跑,结果人物立不起来,故事也就垮了。好的谍战剧应该坚决从塑造人物入手,为人物去铺排故事,在故事发展中完善人物性格、职业道德,在史料中演变、找寻故事线索,最后人物一个个都立住了,故事才得以丰富和发展。

  天地:据说,国内的谍战剧只有写得“不像”真实的隐蔽战线斗争才能审批通过,否则就有披露机密的嫌疑。您所写的谍战故事,主要来自生活积累还是艺术想象?

  麦家:不容置疑,对一个作家来说生活经历就是创作资源,谁也不能做无米之炊。我当技术侦察员时就是搞侦听,这段经历对我写破译、特情小说当然大有帮助。但是,我同样认为,写作跟生活经历没有太大或者说必然的关系,不然,但丁肯定下过地狱,鲁迅肯定有个叫祥林嫂的女朋友。选择当小说家,同时又丢弃虚构人生的权力,那真是吃大亏了。同样,你当了小说家又没有“把假的说成真”的本事,那真是误入歧途了。作家的虚构权与读者的阅读信任权之间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写作者能够“把假的说成真的”,你可以虚构,但一定要“自圆其说”,不要低估读者的智力,这是写作者对读者最大的尊重,也是读者对作者建立阅读信任的基础。我是个幻想狂,过着绝对的“宅男”生活,满足于以抽象的方式占有这个世界,包括美女、美食、美景。《暗算》中的阿炳是我所有小说中唯一有原型的人物,其他都是我乱想出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作家的天赋是对胡思乱想充满热情和分寸的把握力。

  天地:您心目中优秀谍战剧的标准是什么?

  麦家:标准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尤其是主观意见。因为观众的审美情趣随着时间会发生变化。当然,也有不变的,也是老生常谈的——人性,即人物的塑造。我们不能因为追求新、奇、怪,就把最根基的东西抛开或者忽略。那样是站不住脚的。从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这么说,只有塑造好人物才可能成为一部优秀的作品,反之则绝无可能。

  天地:对目前由您作品改编的谍战剧,您如何评价?

  麦家:作品出来后,评论的权力就交出去了,而且你得做好心理准备,读者和观众可以随意评价你的作品,捧读和误读都是他们的权力。作为一个创作者,你只写写的权力,在写的过程中,你得学会谦卑,学会恐惧,担心你的作品被人唾弃谩骂。但是,作品一旦出来后,别人说什么你又要有一种“说什么都无所谓”的牛逼精神。所以,你别指望我来自我评价,你的评价对我也不重要。

  天地:您如何评价《007》这样的谍战剧?

  麦家:我一向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像这种举世闻名、妇孺皆知的作品还是不要轻易去说三道四。什么样的赞誉它都获得过,再说就是老生常谈,什么样的批评很可能也都是鹦鹉学舌。

  “好坏”式的低级道德评判应该丢弃

  天地:在谍战剧中,“卧底英雄”常常置身道德评价的复杂环境,如在“红色”动机下使用“黑色”手段。您对此如何理解?如何在创作中把握?

  麦家:只要牢记一点: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只要不是为了一己之私,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害一人而救千万人”这样的“黑色”手段是可以理解的。但那是特殊年代手握特殊使命的特殊人,今天的我们不可以去效仿,否则就有可能触犯法律。

  天地:在不少谍战剧中,对敌营人群赋予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正面人性表现,比如忠诚职责、忠于家庭等。在这样的反衬下,“卧底英雄”的行为就有世故、奸猾、混世、搅局等色彩。对此您怎么看?

  麦家:这恰恰是一种真实。我们经历了“高大全”的样板戏年代,样板戏的英雄离今天的现实太远了,观众已很难去接受。金庸在《飞狐外传》中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一些“坏人”,他死了似乎是应该的,是死有余辜,但“坏人”的亲朋好友不会这么想,他们也会认为杀害他们亲友的人是凶手,是坏人,而想要为死者报仇。这是把水烧到了80℃,这层意思还能往上推进一步,那就是你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实生活中谁见过彻头彻尾的坏人?大汉奸汪精卫年轻时还“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同样,完完全全的好人也不可能存在,退一万步说即便存在,他也绝对做不了卧底这样的工作。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一个意思:“好坏”这样低级的道德评判应该丢弃,我们应该放大视界了。

  天地:道德的复杂性是否是谍战剧想要呈现的关于人性的命题之一?

  麦家:道德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命题,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一部道德历史。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出的“道德代替法律”可谓一针见血。在我国道德是有价值的,道德模范占据着社会行为的制高点,受到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但往往却因为这样,而造成道德被利用,被伤害。

  尽管道德很复杂,但落实到个体却是很明白很具体的。比如《风语》中的陆从骏,他的“道德”就是党国之利益,再比如《暗算》中的黄依依,她的“道德”就是内心的自由。我们总喜欢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批判一个艺术形象或是历史人物,这样的传统和习惯很难打破,这也是“道德”的力量。谍战剧的呈现也只能说是一小步,但应该没有人愿意轻易去冒大不韪,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里,先锋过头必然得不偿失。

  天地:在您的作品中,常常能感到一种对于人物命运的感怀,且有几分神秘主义色彩。您是想表达人各有“宿命”的观念吗?

  麦家:你说得对。我的所有小说在暗地里是统一的,都是在诉述一个主题:琐碎的日常生活(体制)对人的摧残。哪怕是天才也难逃这个巨大的、隐蔽的陷阱。说到底,我笔下的那些天才、英雄最终都毁灭于“日常”。“日常”就像时间一样遮天蔽日,天衣无缝,无坚不摧,无所不包,包括人世间最深渊的罪恶和最永恒的杀伤力,正如水滴石穿,其实最是残忍。因为你无路可逃。

  信仰原本就是中性概念

  天地:有很多人说,目下谍战剧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于理想和信仰的表达,但观众过去也曾经历过信仰灌输饱和的状态。对此您怎么看?

  麦家:你提出的“灌输”二字很有意思。当代的年轻人最反感的就是被灌输,他们更喜欢通过自己的判断去认识一些事情,灌输往往只能适得其反。所以,我一直在试图塑造一种“新英雄”形象,他们为国家利益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内的许多难能可贵的东西。但当代是一个不相信英雄的年代,如果我把这些形象放置在我们眼前——身边、企业、公司、乡村,肯定要遭到读者的嘲笑。放在我作品中的秘密部门,相对来说要可信一些,因为我们本来就承认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特殊的人自然应该有特殊的境界和特殊的精神高度。但同时,这种人对我们的辐射力又要小得多,我们会认为,那是他们,应该这样。

  话又绕回来,其实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所有人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理想,有相信,有承担。这个问题在当代尤为突出。这需要所有人一起面对,一起来寻找解决办法。我的作品能够影响哪怕一两个人,吾愿足矣。

  天地:在谍战剧中,常常表现出敌我阵营均有自己的信仰,却回避了对于彼此信仰的定性,客观上使得信仰成为一个“中性”概念。对此,您怎么看?

  麦家:信仰原本就是个中性的概念——如果你不去掺杂道德因素和政治立场的话。我们经历了太长时间的政治挂帅,也许是时候放低和放宽一下了。当然,这不是说放任无立场。我认为爱国、热爱中华民族是最基本的立场。比如汪精卫,无论你如何给他翻案,给他戴上某某信仰的光环,也改变不了他卖国的事实。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判断和认识。

  天地:有人说,在谍战剧中,人物的信仰不等于编剧、导演的信仰。您怎么看?

  麦家:那是肯定的。塑造艺术人物又不是塑造自己。

  天地:现在很多人把谍战剧当成“职场剧”看,想从中领悟生存哲学和职场兵法。那么,谍战剧中有温度的意识形态表达,就很可能被观众以零摄氏度的心态来取舍,并且很可能仅从技术层面汲取经验。对此您怎么看?

  麦家:这个问题我没有去想过,因为我没有职场体验,但我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三国演义》都能成为努尔哈赤的独门兵书和行军的不二教材,谍战剧这种尔虞我诈的智谋故事,花样百出的技术手段,应用于职场生存一点都不出奇。至于你后面提到的问题,我认为根本就不是问题,各取所需,强求不来。

  写他们是在怀念他们

  天地:您曾在军事情报部门工作。现在您是否有通过作品,为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代言的诉求?

  麦家:“代言”实在太自大了,绝不敢当,也绝不是事实。我上的军校是一所专业培养情报官的学校,毕业后很正常地要到军队的情报部门工作,但很快领导就把我调到机关去当干事写材料了。如果我不早早调走,让我在那里待个十年八年的,那么,那群人对我来说已经很熟悉,我可能也就不会写他们了——因为了解了嘛,满足了。但实际上我那里待了不到一年,见习还没结束就被调走了,这么短的时间我根本来不及了解那群人。

  作为一个保密单位,在见习未满之前,我只能跟着师傅进出一个固定的办公室,隔壁办公室都不能去串门。所以,当我离开那群人时,他们对我而言依然是陌生和神秘的,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工作,他们的前身是什么,后来又变成什么样了。正因为没这个了解的过程,所以我才会从虚构中去满足。那群人其实一直生活在我的想象中。打个比方,你到河里去抓鱼,一条鱼你抓住了,吃了它,你可能很快就会把它忘掉,但如果抓到了,转眼间它却又从你的指缝中逃走了,这条鱼就永远在你的记忆中,而且你会把它想象得特别大。我和那个单位的关系就是这么一种关系:它已经在我的手中了,但转眼间又从我的指缝中溜走了。所以,那条鱼、那个单位、那群人一直生活在我的想象中。一个东西老在你的念记中,有一天去写它也就不足为怪了。后来我发现,我真的非常想念情报部门的人。这里还有一个巨大的时代背景不可忽视,就是当我离开那个单位后的20年,是整个社会不停地往下沉沦的20年,是原有的伦理道德不停地被驳斥的20年。而那群人,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他们生活得特别封闭、单纯,他们的伦理道德体系没有蒙垢纳污,他们心怀崇高,为信念而活,格外地值得我珍惜。某种程度上说,随着世风日下,我越来越怀念那群人,我希望我就像他们那么简单的、为了哪怕是一个错误的信念单纯而努力地活着。我写他们其实是在怀念他们,是在用一种虚拟的方式跟他们交流。

  天地:您曾说过,“无名时,要守得住寂寞;成名后,要守得住名利的诱惑”。现在已经成名的您是如何坚守的?

  麦家:很简单,让日子单调起来。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散步和写作——散步其实也是为了写作。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专门讲过这个问题。我想,幸福必须是单纯的,单纯一点,欲望就可以少一点。有句成语,叫做欲壑难填,这个成语传达了无上的智慧:欲望就是个永远无法满足的东西,如同多米诺骨牌,打开一扇门,紧接着其他的门跟着就打开了。而绝大部分欲望是无用的,只会让你的生活变得复杂,一复杂就会茫然。太多现代人少了思考,很多问题他们是不问的——生活节奏太快,没有时间去问。人们总是在不停地往前冲,以为前面有很多东西在等待我们。其实,很多东西是在我们身后,我们应该停下来等一等被我们落在身后的灵魂。我一直认为,满足欲望的最好方式就是关闭欲望之门,正如古人所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文章来源:《军营文化天地》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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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罗君琳(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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