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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捷:乒坛往事

● 文/贺   捷

2011年05月10日15:18         手机看新闻

贺捷:乒坛往事
  半个世纪前,在北京举办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举办的世界大赛,我有幸参与其中。岁月蹉跎,如今我已是81岁的老人,许多事情逐渐淡忘,唯有第26届世乒赛仍是记忆犹新。或许正是源于这次终生难忘的大赛,奠定了我一生执著无悔的追求。与乒乓球结缘

  我接触乒乓球是在战争年代。1948年解放沈阳时,我是先头部队的一名副指导员,进城后暂时住在汇丰银行。看到大厅里有一张乒乓球台,新鲜感和好奇心驱使着我挥拍试打,并从此开始迷上了乒乓球。

  大部队进关南下,留下部分干部归军区分配,银行不能长期驻扎部队,我们转驻到南市区的青年会。没想到这里也有乒乓球台,而且对外开放,得此良机我自然尽情挥拍,还有机会与社会球友接触,渐渐地我的球技也随之提高。年底我被分配到军区机要学校任宣传干事,乒乓球活动成为我开展宣传工作的内容之一。此后相继到南京政治学院学习和在长春政治干部学校任教。乒乓球都是我业余时间的主要活动,还多次获得校内比赛冠军。

  1959年,为准备参加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地方各省(市)、解放军各军区都提前进行有关项目的选拔赛。因为我在部队比赛中取得过较好成绩,组织上派我参加东北军区选拔赛。由于比赛成绩一般,我没有进入军区集训队,但确定我随队当裁判、做替补队员。后来,军区球队要进京参加解放军代表团的选拔赛,我只好返回长春。机缘巧合,回到驻地正值吉林省在长春搞选拔赛,我又被推荐为裁判长。

  1961年,正是有了以上两段经历,我和丁宪阁两人作为解放军的代表,被推选为在北京举办的第26届世乒赛裁判员。成为一名“专业裁判”

  世乒赛是展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好机会,也为增进各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与了解提供了一个良好平台。为了确保比赛顺利进行,国家体委在荣高棠副主任的率领下,一些司、局长们都深入第一线抓比赛筹备和运动员、教练员的集训工作。集训中,我们遇到了国内没有一名乒乓球国际裁判、没有一人出国做过执行裁判的无奈现实。

  面对这一人才窘境,怎么办?国家体委领导提出了因地制宜,创造条件,尽快培养人才。随之一批老裁判按照国际乒联的规定,结合历次全国比赛的经验,群策群力地编制出一整套临时操作规程,然后加以演练、实习,形成裁判法规,以保证临场执行时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同时,在抽签、编排、公告等方面也创造性地研究出一整套操作模式。这套编排、记录法规后来列入全国各大体育院校教科书中,现在也在沿用。通过这次大赛的历练和规范的系统训练,使我对乒乓球裁判工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提高,为以后从事裁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4月5日,比赛拉开战幕,来自五大洲31个国家和地区的243名男女运动员开始进入比赛,选手们场上激烈的竞争充分锻炼了裁判。我生平首次担任国际比赛裁判就是在容国团对厄瓜多尔选手的一场比赛上,一方是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一方是冲破重重困难直到开幕式时才赶到的运动员,这场比赛自然成为媒体焦点。身携各种“长枪”、“短炮”的新闻记者纷纷围在比赛台的周围。我虽然经过集训、演练,但是到了正式比赛时,面对18000名观众的大场面,心里还是有点紧张,幸好我的副裁赵志筠年轻、反应快,彼此配合默契,加上比赛双方实力悬殊,才使得我从容地通过了第一关。

  新建工人体育馆内的10张球台上演绎着惊心动魄的比赛。邱钟惠大战高基安、徐寅生的12大板、庄则栋的近台两面攻、李富荣的左推右攻,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中、日男团争夺冠军赛,中国队4比3领先后,第8场容国团对星野1比1打平,决战局双方争夺得十分激烈,最后21比18容国团获胜,他激动得跳起来,顿时场内灯光齐明如同白昼,起立的观众用如雷的掌声对他表示热烈的祝贺。这是中国第一个男子团体世界冠军,置身其中的我将当时的情景永远地印刻在脑海里。此后中国队又获得男、女单打冠军。这是党的体育方针的胜利,是运动员勤学苦练的结果,也为饱受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人民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与勇气。

  我的工作转折是在世乒赛男单半决赛徐寅生对李富荣的那一场。按计划那场球本来不是我临场执裁,却接到通知说荣主任找我,我急忙赶到主席台后面的贵宾休息室,荣主任对我说:“这场球你做执行裁判,一定要保证比赛顺利进行。”又说,“你是部队来的干部,要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带到裁判队伍里来,建立一支新型的中国裁判队伍,你在这方面要挑重担。”事情来得突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只能“嗯”一声表示接受。因比赛在即,我没再多说什么就急忙去做赛前准备。没想到这从此改变了我的工作,我成为了一名“专业裁判”。

  周总理:“我看你们搞得不错嘛”

  世乒赛结束后,我就接到国家体委通知,让我和张伟廉立即赶到太原,筹备1961年的乒乓球全国锦标赛。张伟廉是国家乒乓球队的业务干部,是我学习裁判的老师,他是裁判长、我是副裁判长。由于我在临场执裁时妥善地处理了临时发生的哄抢破门事故,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接着就让我担任了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的裁判长。此后,我相继在沈阳、南京、广州举办的全国比赛和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中国“乒乓外交”的三大赛事和70年代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亚洲乒乓锦标赛、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中任裁判长。在此期间我和裁判界同仁认真按照国家体委的要求,为“在我国建立一支新型的裁判队伍”而努力工作。

  由于从事裁判工作,我得以在亚非乒乓球邀请赛决赛前,随当时的国家体委领导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去汇报赛事。首先是王猛主任汇报了比赛概况,总理听得很仔细,还不时提问,最后,总理比较满意地说:“我看你们搞得不错嘛。”当让我汇报比赛具体进程时,总理看我有点紧张,他面带微笑地让我带上秩序册到他身旁,戴上老花镜边看秩序册边听我汇报。半小时的零距离接触,成为我终生难忘的幸福时刻,这也是我乒乓人生中得到的最高奖赏。我的乒乓人生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之后,中央军委下令重新组建八一体工大队。我奉命离开裁判界专注于乒乓球队的重建工作。凭着总政的两张介绍信(一是给国家体委,请求各省市支持并从国家队请来教练来八一队任职;再一张是给广州军区,请军区支持在广州搞全军选拔赛,成立集训队参加全国比赛),我逐渐展开了工作。组队要有尖子带头,听说上海的李振恃战胜了日本名将河野满,我先后去了三次上海,终于把他调来八一队。并从各军区挑选来伍时宝、姚振绪、戴丽丽、沈建萍、施之皓、王涛、童玲等骨干,让国家队的于贻泽、陆巨芳、李莉任教练员。有了这些人才骨干,加上封闭式的严格训练,当年组建当年就取得了好成绩,受到总政首长的表扬,并批准建立了一座标准化的乒乓球馆。

  日积月累,随着队伍的逐渐扩大,人才的不断培养,八一乒乓球队40年来始终处于全国先进行列,为国家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其中有11人获得世界冠军。从重新组建起,历届世锦赛参赛的中国队中都有八一乒乓球队的运动员,现任国家队乒乓球男、女队主教练都来自八一队。回首峥嵘岁月,八一乒乓球队的成就是学习国家乒乓球队的先进理念与继承我军光荣传统相结合的结果。

  乒乓球是我的事业、我的人生。我有幸亲历了中国乒乓球事业的发展、曲折、昌盛,为了乒乓球事业,我三进两出八一队,10年时间与妻子儿女两地分居,如今双耳失聪。但是我无怨无悔。因为,乒乓球给了我快乐与荣誉,苦辣艰辛都是福。

  离休后我仍然关注着乒乓球队。九运会时我随队观战,在男团获得团体冠军欢庆胜利时,我到“新闻中心”给《解放军报》发稿,《小将挑大梁》翌日见报;奥运会期间我写了《星的轨迹》;十一届全运会期间我患癌症大手术前,仍关注着赛事,写下了《王皓成熟了》一文予以欢呼王皓勇夺三枚金牌。

  广州世乒赛期间,中国乒协和乒乓球界的老朋友们祝贺我从事乒乓球工作50年,在特制的大乒乓板上纷纷签名留念,送给我“人生的大奖牌”。

  岁月如梭,如今我已年过80,是名副其实的乒乓老人。我为我的乒乓人生自豪,我还要让我的乒乓人生在乒乓运动中欢笑永生。

  谨以此文,纪念第26届世乒赛50周年。 (作者为中国乒协前副主席)

    (本文来自《军营文化天地》2011年第4期)

  
(责任编辑:黄子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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