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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间谍"关露的坎坷人生

● 文/田谷华

2011年05月10日15:22         手机看新闻

"红色间谍"关露的坎坷人生
  20世纪30年代的旧上海,外表的灯红酒绿裹挟着病态的繁荣,背叛、绑架和暗杀充斥着……乱世依旧是乱世,一位女诗人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铿锵诗句就出自以左翼文人、女诗人身份驰骋文坛,与张爱玲、丁玲齐名,是三大才女之一的——关露。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词同样出自她之手。“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这首《春天里》流露着健康豁达的情怀,为关露赢得了社会底层人民的喜爱。

  然而,这样一个受人喜爱、本该在诗坛大放异彩的赫赫声名的女作家,却在1939年年底突然销声匿迹。

  多年之后,世人只记得张爱玲。关露这个名字,却尘封在历史中。与狼共舞

  当关露再次出现在上海滩的时候,她已是汪伪政权特工头目李士群家里的座上客。

  原来,关露作为中共秘密党员,受领了一项特殊任务——打入“魔窟”上海极司斐尔路(今愚园路)76号,适时对李士群进行策反。如此艰巨的任务,为什么会选择关露呢?

  关露,原名胡寿楣,李士群曾多次聘请她担任英文秘书,均被婉拒。她有一个妹妹叫胡绣枫,是李士群妻子叶吉卿的复旦大学同学。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捕后,胡绣枫接待了走投无路怀着身孕的叶吉卿。为此,李士群对胡绣枫一直心存感激。基于这层关系,党组织原准备派胡绣枫执行此次任务,却因胡绣枫当时远在大后方且另有任务,于是她推荐了和李士群也有过来往的姐姐关露。

  现在看来,关露似乎就像电视剧《潜伏》中的“翠平”,阴差阳错地被派去了“76号”。

  当时,关露的小说《新旧时代》正进入最后的修改,但就在一天夜里,她接到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送来的一张电文纸:“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叶剑英。”关露是老党员了,她知道叶剑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负责同志,便没有再问什么。

  关露心想,组织也许派她去办刊物或者是从事一些文化上的工作。然而,事情却在她的意料之外。

  乘船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两位男子就找了过来。刚一落座,其中一位稍胖的男子神色凝重地对关露说:“我就是廖承志。请你到香港来,是要你接受一项特殊的工作任务。具体事项由潘汉年同志给你布置和交代。”

  潘汉年知道关露已是经过考验的老党员,便开门见山地说:“组织上要派你到汉奸特工头目李士群的身边去做联络工作……”关露深知责任重大,便恳请他再作些指示。

  潘汉年说:“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

  少顷,潘又补充说:“以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用辩护,一辩护就糟了。”

  关露沉重地点点头:“我不辩护就是了。”

  潘汉年最后交代说:“回上海我会派人专门和你联系的。”

  返回上海后,地下党的吴成方同志就和关露接上了头,并指示要她尽快进入工作。

  要知道情报工作是刀口上舔血的事,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疏忽,否则“与狼共舞”不成,反倒“羊入虎口”。

  关露克服各种困难,坚定沉着,勇敢机智,成功接近了“76号”。几番来往,关露和李士群一家彼此间都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一起逛商场、看戏,有时李士群还带她出入各种公开场合。

  就在有意无意间,关于她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就在上海滩疯传。文艺界的人对关露都充满鄙视,甚至冷嘲热讽。1940年3月,汉奸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上海的敌特空前猖獗。这激起了文艺界进步团体的抗日热情,“左联”负责人找到了主管诗歌工作的锡金。让其今后不准关露参加相关活动。此后,关露许多昔日的同事、朋友均对她侧目而视,大家一谈起她,甚至要往地上吐唾沫。关露选择了沉默与隐忍,还严格地执行了党的指示,有意疏远了那些所剩不多的朋友。

  隐蔽战线的斗争生活,使得关露时时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她在文中这样描述:“天黑了,狂风又怒吼起来。我的头又像小山,身体又像风筝一样。但我不怕,这是我的生活,也像我欣赏蓝色的海水和金色的海波一样的生活。”虽然此时的关露面对重大的压力,但是她不怕,因为她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有着顽强的超人意志。

  一年后,时机渐渐成熟,关露与李士群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对话。关露说:“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个朋友想做生意,你愿意不愿意?”李士群是个明白人,自然有所反应。 很快,潘汉年根据关露的判断,在上海秘密约见了李士群。从此,日军的“清乡”、“ 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李士群后来还曾保护、释放了一部分被抓进“76号”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派人护送我党的一些重要的干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利用他的职权掩护新四军运输大米、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进根据地……忍辱负重

  关露在完成对李士群的策反任务后,听说自己不用再去和他周旋了,顿感一阵轻松,心头仿佛卸去了一块重压的石头。便给组织写了一封信,请求去延安。胡绣枫很快将信转交给了组织。但得到的回复却是:不宜回来。上海方面希望你继续留下。之后,李士群与中共的秘密联系改由其他同志负责。关露又迎来了她新的任务——去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

  当时的《女声》杂志隶属于日本驻华海军部和日本大使馆,乃名副其实的“沦陷区文学杂志”,大肆宣传“大东亚共荣圈”,鼓吹投降路线。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而关露正是当时上海出版界荒凉期的红人。没有人知道她在写长篇小说《黎明》的同时,冒着随时会暴露身份的危险大量收集日伪政府情报资料。

  关露在《女声》负责小说、剧评和杂谈。为了不让汉奸言论出现,同时又保护自己的身份,关露只能尽量编些无聊的风花雪月文章,将大量版面占去。这种不动脑筋的工作,对关露来说,真是痛苦。

  共产党人也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况且关露是个多愁善感的诗人,她始终没有放弃离开上海敌伪旋涡转移到革命根据地去的打算。1943年秋,她又一次用暗语表示她想去根据地的愿望。信上说:“非常想念母亲,舅舅让我们去看望母亲,不知母亲意见如何?”胡绣枫当即将姐姐的心愿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邓颖超汇报。不久,邓就让人转告胡绣枫,说延安已和上海地下党联系过,上海仍要关露留下工作。胡绣枫只好给姐姐关露回信说:“母亲不要你来,希望你留在上海照顾弟妹。”

  关露去根据地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在随笔里她这样写道:“我还是继续在想着……想着寒冷与淋湿,想着悲哀与恐怖。想着会停歇的风雨,想着会完结的黑夜……”

  在《女声》工作工资微薄,甚至生活都成问题。关露日子过得节俭,早餐几乎省去,肉蛋之类的根本吃不上,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到了冬天,租的房子冷得像冰窖,关露买不起木炭,想去卖血。可是医生说她身体太弱了,会承受不了。血没有卖成,木炭也没有换来,关露守着寒冷的屋子过了一个冬天。

  1943年8月,《女声》决定让关露参加在日本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这个会让关露很犹豫,因为等于要在世人面前再一次亮出自己“汉奸文人”的身份。但上级组织却发下话来,此机不容错过,到日本会发现许多新情况。忍辱负重之下她被迫到日本领取大东亚文学代表的奖章,还淡定地昂着头微笑地接受着那些虚假的殊荣。

  日本举办的这次大会,要求中国代表都要发表广播讲话,分给关露的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以不懂政治为由拒绝了,她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日方同意了。关露讲话的内容大致是来日本后由于语言不通,与日本女作家交流困难,中日两国妇女交流很重要,大家都要学一些对方的语言,以利于交流云云。通篇并没有吹捧日本军国主义的内容。

  当关露从日本回到上海,新闻已在国内传开。某报一篇文章写道,“当日本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此时,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

  当她看到自己的照片和名字公然刊登在报纸上,不禁潸然泪下,此刻的痛苦就像一根缆绳,弯来绕去拧住她的心。她牺牲自己“左翼作家”的名誉,忍辱负重去扮演“文化汉奸”的角色,谁又能理解其中的艰辛?对于这一切,关露很痛苦,却无法去辩,她牢牢记着曾经与潘汉年说过的话,如果被别人说成汉奸,绝不辩护。她总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很快就会澄清自己。苦涩解脱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在敌营苦熬6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关露以为所受的委屈可以倾诉了,精神上的压力将会随之消失,“罪名”也可洗刷了。谁知迎接她的是更痛苦的煎熬。一连串意想不到的麻烦:误解、怀疑、委屈、困惑、痛苦就像是一层阴影,时时包围和笼罩着她,挤压和窒息着她的精神空间,危及着她的政治生命。本想重新拾回满腔热情继续创作,却发现“关露”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再能发表任何文章,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关露在文学上的成就全部报废。

  关露回到新四军根据地时,一些原是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他们在上海时听过关露的讲演,所以认识她。后来又都知道她当了“汉奸”。当他们在根据地淮阳街上和她不期而遇时,因不了解真相便当众指责和辱骂她的“汉奸”行为。

  在这样的场合关露根本无法辩解。历史小说般曲折惨烈的进程让关露几乎陷入绝境。1945年后当她被列在国民政府文化汉奸名单的首列时,组织仍是劝她隐忍。没有澄清的宣告,他们只让她躲起来。长期的精神压力和无数的误解羞辱之下,脆弱的神经因此而受到很大刺激,接着便大病一场,使她患上了轻微的精神分裂症。

  紧接着,关露又接到昔日恋人的来信,竟是一封绝交信。当然,这并非他本意。他本来准备迎娶关露的,但组织上经过反复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他只能无奈服从。

  关露是一个浪漫气息颇浓的女性,对爱情与婚姻一向抱有理想主义色彩。这一次次沉重的打击彻底将关露击垮了,直到她生命化为灰烬,心灵之窗再也没有向任何异性开启过。

  很多年后关露的友人在整理她当年的信件时,仍禁不住落泪。有一封信里夹杂着昔日男友寄给关露的照片,背面是他的题字:“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他跟她说,你是我的命。

  历史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暴,而每一次的风暴又都将她卷入了旋涡,并使她受到一次比一次更沉重的打击——

  1955年,潘汉年因“汉奸”、“日本特务”等罪名被捕,关露作为这一“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被捕,两年后出狱,不给结论,并被勒令退休。

  1967年,“文革”开始后,关露再次受“潘案”牵连,在秦城监狱关了8年。8年单独囚禁,关露没有泯灭信仰,没有背叛追求。狱中水管滴水声,使她难以入睡,心有所感,吟成一首《水管》:“铁门紧锁冬无尽,雪压坚贞一片心。钢管无情持正义,为人申诉到天明。”环境恶劣,待遇非人,犹诗心未泯。毅力是多么顽强!

  1982年3月23日,中组部、文化部领导向她宣读中央决定,为她彻底平反。

  国家安全部原部长贾春旺为关露的传记题词:隐蔽战线需要关露同志的这种献身精神。

  虽说40年的遗憾得到弥补,但所谓“弥补”,只是相对生者而言。

  平反半年后的一个冬日,关露吞下过量安眠药,离开了这个迟迟不理解她的世界。唯一潜入“76号”的“红色间谍”,她的升腾与疼痛以这样的方式羽化西去,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本文来自《军营文化天地》2011年第4期)
(责任编辑:黄子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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