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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队借据"事件始末

文/本刊记者 邢玉婧

2011年10月28日16:07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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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8月,一则关于“游击队借据”的社会新闻在网上引起热议。

  1947年8月,东江游击纵队向广东惠州博罗县公庄镇大户黄观荣借长短枪3支、子弹250粒、粮1000余斤及生猪两头。时任东江游击纵队东三支队黄虎大队中队长的李汉辉立下借据,并约定“打出江山来算账”。

  64年前,黄观荣的儿子黄海洋亲手将枪和子弹交给了李汉辉的部队。1962年,黄观荣离世。如今,78岁高龄的黄海洋和老伴一起仍住在李洞村老家,家对面就是当年李汉辉及部下曾经驻扎的黄家老屋,现已垮塌一半,草木深深。2011年8月8日,网友“huangsuqiang”通过惠州网东江论坛发布了翻拍后的借据,“huangsuqiang”正是黄海洋的孙子黄苏强。其实,早在高中时期,黄苏强就已熟知这段家事,但并没有放在心上。2011年7月底,爷爷黄海洋生病住院,查出肝、肾都出现了问题,可老人却因为“怕花钱”不肯继续就医,无奈之下,黄苏强想到将借据发到网上求助。

  时隔64年,黄家后人拿出这张借据,希望政府能兑现当年的承诺,给予相应补偿,以解家庭贫病之困。此事经《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报道后,一石激起千层浪……

  借枪

  1947年,靠收租生活的黄家家境还算殷实,虽然没什么钱,但有几十亩田,七八间房屋,全家八九口人,父亲黄观荣是一家之主。据黄海洋回忆,当年,因为家里有点谷子,就总是被人惦记。一些本地人买了刀枪自成帮派,隔三差五就在纸条上写明要多少钱粮,塞到人家门窗缝里,黄家每隔四五天就会收到一张。因为请不起家丁,黄家只好买枪防卫。

  1946年冬,时年40多岁的李汉辉带着一支约35人的游击队来到了黄家,在黄家的天井、走廊打地铺。他们自己带米、带油、带菜,有自己的伙夫,借黄家的厨房煮饭,不够就跟黄家买一些。游击队在黄家一住就是两年多,李汉辉与黄观荣很谈得来,也很喜欢黄海洋,曾让黄海洋跟着他当“小鬼”、打游击,并告诉黄海洋“打下江山就有好日子过了”,但黄观荣没有同意让黄海洋离家。

  游击队的武器装备极其有限,领导用手枪,一般的战士用长枪,也有的用土枪,还有几个战士没有枪。条件也很艰苦,连鞋都没有。黄海洋记得,有一次李汉辉肚子受伤,肠子都流了出来,在里洞医了一个多月才好。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黄家还是欢迎游击队住在家里。黄家曾有两个人被国民党杀害,在黄家人眼中,共产党是正派人物。

  一次,李汉辉在跟黄观荣聊天时提到还有几个兵没有枪用,黄观荣就说,家里刚好有几条枪,现在也没用,给你们拿去打国民党吧。当时,正在一旁玩耍的黄海洋亲耳听到了父亲黄观荣和李汉辉的对话。黄观荣吩咐黄海洋到另一个房间拿枪,这时,有个叫曾阿明的人劝黄观荣道:枪给了红军,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回来,还不如留着防土匪。黄观荣没有听从曾阿明的意见。黄海洋两边肩膀上各挂一条长枪,腰里插着一把短枪,还扛着一箱几十斤重的子弹到了走廊,当着李汉辉的面,黄海洋把这些东西交给了李汉辉手下的一个班长。子弹是黄海洋一粒一粒点的,小手指头粗一粒,一共250粒,黄海洋自己留了10粒。

  黄家的粮食是在两年时间里一点一点借给游击队的,一次借三五百斤。猪是游击队打了胜仗后聚餐时借的。而借据,则由李汉辉一次性写成。1947年中秋节,借据和月饼被一并送到了黄家。黄海洋至今对当年的月饼记忆犹新——李汉辉给自己的游击队员每人只发了两个半月饼,却给黄家发了12筒月饼,当时一筒4个月饼,48个月饼让黄海洋印象深刻。

  当年,一支短枪可兑换1000多斤谷子,一支长枪可兑换100多根杉木。但当时黄家并没有想过还不还的问题,一是因为游击队确实没钱还,另外,黄海洋说,既然愿意借,就是给他们打江山用的,指望他们把江山打下来。

  1949年的三四月份,解放大军南下广东,李汉辉率队去跟大部队会合。临行前,李汉辉告诉黄观荣,他也不知道会被分去哪里,到时候会再来信。“土改”以后,李汉辉曾给黄家写过两封信,信很短,说他在东莞粮食局工作,邀黄观荣去东莞商量事情。当时,黄家的成分被定为“破落地主”,没钱,交通又不便,黄观荣没能成行,信也没有保留。

  1977年,黄海洋从县民政局打听到:1949年1月,李汉辉所在的游击队改编为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第一团,于当年10月解放东莞,组成东莞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实施政权建设,李汉辉当时确实转入地方粮食局工作。同时,黄海洋得知,李汉辉已经去世——这是黄家人最后一次听到李汉辉的消息。

  游击队员作证

  “借据”事件发生后,媒体找到了几位昔日东江纵队的老游击队员。

  能够直接或间接证明此事的,有四人,均健在:1.粤赣湘边纵队东三支队白虎大队中队长黄达超,86岁。直接证明人。2.东三支队猛虎大队大队长刘彪,84岁。3.东三支队第一团政治处主任陈光(曾用名谢光),85岁。4.东三支队江北干训班学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三支队队史》主编曹直,82岁。

  黄达超(博罗县公庄镇人)与东三支队黄虎大队中队长李汉辉(博罗县麻陂镇人)既是战友也是老乡,彼此熟悉。黄达超1947年参加游击队,第二年做了中队长,当时经常在博罗、龙门、河源、新丰等山区活动。1949年初,黄达超也曾向黄观荣借过枪,黄观荣告诉他,枪早就被李汉辉借走了。几个月后,游击队在官山上坪围歼国民党的一个营,在那场战斗中,黄达超和李汉辉见了面。打了胜仗的两人聊起了向黄观荣借枪一事,李汉辉承认有此事,并说给黄观荣留下了借据。解放前夕,黄达超的游击队被编入粤赣湘边纵队第六团第五连,在珠三角地区作战,从此,黄达超再也没有见过李汉辉。

  刘彪和曹直都记得,当年游击队的条件非常艰苦,确实曾向地主富农借粮借枪。对于李汉辉留给黄观荣的借据,刘彪并不知情,但他也知道李汉辉后来在东莞工作,只是一直没有联系。

  陈光看了借据的照片,认定借据不会作假。1947年,东江游击纵队重组(东江游击队组建于抗日战争时期,抗战胜利后一度解散),国民党“围剿”甚力,缺粮缺枪,游击队的确向群众借了不少物资,也都写了借据。至于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没有及时兑现借据,陈光说,“土改”没收了地主的田地、粮食和枪支弹药,地主受到了批斗,谁还敢拿借据去找政府兑现?同样的原因,当时写过借据的干部也不敢提出此事,怕被批成是立场有问题。

  而对于当年究竟是“借枪”还是“缴枪”的争议,光明网在署名评论《游击队借据不是一笔糊涂账》中给出了明确答案——1947年广东省还没有解放,游击队尚处于“地下”隐蔽活动阶段,那时没有实施土地改革,更没有划“地主”。在李汉辉亲笔写的“收据”上,还用括号特地注明“打出江山来算账”,可见当时的气氛是和谐的,游击队对于黄家的慷慨相助是十分感激的。这应该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借据辨析

  当年李汉辉留下的借据中,有“据”、“荣”、“汉”、“条”等简体字,还出现了公元纪年——这些细节曾引发人们对借据真伪的争议。

  对此,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泽生表示,简体字由来已久,甲骨文中许多字都有简体和繁体。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把“据”作为“據”的简体字;“榮”字头写作“艹”汉代就有;1935年《手头字第一期字汇》中收入简体“汉”字;“条”作为“條”的简体最早见于元代刊行的《古今杂剧三十种》,民国政府1932年颁布的《国音常用字汇》和1935年颁布的《简体字表》都收入简体“条”字。而关于纪年,民国时期多用民国纪年,但公元纪年也不是完全不用。

  此外,杨泽生教授还提到,新中国成立前,很多共产党员喜欢说白话,写简体字,借此与老百姓融合在一起。因此,不能单凭使用了简体字和公元纪年来判定借据真伪,而是要通过相关技术手段去鉴定。

  兑现之路

  多年来,黄家借据的兑现之路,走得曲曲折折。

  粉碎“四人帮”后,黄家的生活极其困难——吃粥的日子多,吃饭的日子少。1977年,黄海洋把借据拿给村里的大队长看,大队长让县交警大队的黄添发陪黄海洋一同到县民政局申请解决借据问题。当时,县民政局回函说,这种情况战争年代很多,现在县里也没钱支付。此事不了了之。

  此后,黄家人将借据束之高阁,竟也渐渐淡忘了借据的下落。直到2006年,黄家拆除老房子,在房梁下又发现了这张借据。2009年,在当时的一位老游击队员黄兆明的证明下,黄海洋又给县民政局写了报告,要求解决借据的事情。县民政局此次回复说,事情过去太久了,双方当事人都已离世,只有一个人作证证据不足。黄海洋又被挡了回去。2010年,黄兆明去世,当年的老游击队员所剩无几。

  2011年,黄苏强通过网络求助。据了解,博罗县民政局对黄家要求兑现借条一事颇为纠结。县民政局救灾救济股股长温向红对媒体说,解放前,游击队确实有过向地主富农借枪借粮的事情,但黄家出示的借据的真伪,还需要确定。此外,国家对于这种情况并没有相关政策规定,县民政局之前也从未遇到过类似问题,所以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

  从法律的角度,有律师认为,民事诉讼法只保障权利人20年的权益,所以,黄家如果打官司,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而且,事情发生在解放前,中国现行的很多法律都是解放后才制定的,包括合同法是1999年才出台的,从法律的角度,无法对借据的权益进行保障。因此,只能参考类似事件的相关政策来处理此事。

  尽管如此,博罗县民政局还是派人专程去黄家看望了黄海洋,并让他填写了困难救助表申请救助。按规定,黄家可以一次性领取救助金2000元,一年可以领取两次,如果有特殊情况,可以再向上级申请。

  网络的力量无法小觑。“东江游击队借据”一事传到了中共惠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业斌的耳中。黄业斌很重视:“这件事,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人民群众为打江山出钱出力,可以说,是发展依靠人民的一种体现。当今,我们应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而且,我们打的是借条,如果情况属实,兑现是天经地义的。”黄业斌批示:“请王胜同志责专人处理此事,并请市党史办、市民政局参与,把调查兑现的过程作为受教育、讲信用、凝力量、聚民心的过程。”

  2011年8月,博罗县成立了联合工作组,由县委副书记廖秀勋牵头,县民政、司法、档案、公安、党史办,以及公庄镇共同参与,下设资料查找、调查取证和司法鉴定三个小组。在博罗县民政局、司法局工作人员陪同下,黄苏强携借据原件赴广州进行鉴定。

  至此,“游击队借据”兑现之路,终于初现曙光。

  网络热议

  【江苏卫视主持人孟非】我免费帮当地政府出个主意。第一,当地主要领导立刻上门,带上一笔拿得出手的钱,先把账算好,把说辞想好,态度要谦恭要诚恳,不要说什么“困难补助”之类的话,就说是还款——兑现60多年前的承诺。即便当地政府一次性拿不出这么多钱,也可以分期支付。第二,通过媒体,代表党和政府向老人当年的义举表示感谢。很多人都知道这样一个典故——1920年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章士钊先生将募集的两万银元巨款赠与毛泽东用于赴法勤工俭学和湖南的革命活动。1961年起,毛泽东每年从自己的稿费中以“还钱”的名义解决章士钊先生生活上的困难,每年支付2000元,连续支付了10年。一句话,游击队是党的队伍,如果认账并且还钱,这是树立党和政府诚信形象多好的宣传机会啊!

  【玉壶丹心】妥善、实事求是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更能彰显一个执政党和政府的豁达大度和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

  【土八路】有借有还,相信政府不会赖账。

  【白雪巴人】借据很珍贵,一收藏,二拍卖。

  【小杜】这张借条是证明人民军队在战争年代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典型事例,是十分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赵楚】战争年代此类事中外均常见,战后国家对此类征收的补偿是必须的。名正言顺,以昭大信,如何处理才是关键问题。

  【抵达真相】持续关注借据鉴定结果,请有关方面尽快公布。

    (文章来源:《军营文化天地》2011年第10期)

  
(责任编辑:黄子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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