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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有多远

文/本刊记者 祁振欣

2011年10月28日16:09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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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首都机场到侯沟门村

  在小山村的袅袅炊烟里,在陕北大地连绵不绝的秋雨里,在紧张的劳动和学习中,我们为期一周的“青年编辑下基层”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到了尾声。这一周对我来说是震撼心灵的一周:宝塔山下、延水河边,我们循着革命先驱们的足迹,去感受他们铿锵有力的步伐,去重温那些掷地有声的名言。农家院中、田间地头,我们跟着农民兄弟姐妹的身影,用惯于提笔的手感受辘轳的转动,用呼吸去品味黄土地略带腥味的香气。红色延安的激情浪潮和农业文明的滚滚洪流是留存在每个中国人体内的集体记忆,只是这些滚烫的情感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被冷落了太久。这一周的时间,我们得以在这片交织着红色和黄色的神奇土地上激活了这两道记忆的血脉,而它们,在一条标语上汇在了一起,那就是毛主席题写并张挂在枣园窑洞的那句“为群众服务”。一周的时间还太短暂,不足以让我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延安人。但这一周的生活却很充实,极大地唤起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也让我见到了一个很久未曾接触过的世界。

  从延安回来之后,打开自己的电脑,我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我把自己的QQ签名改成了“我是安塞县沿河湾镇侯沟门村村民”。而在出发之前,我从来没想到过这次活动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8月15日上午,坐在首都机场的候机大厅里,我戴着耳机等待半小时后登机。因为天气原因,飞机晚点了,但我一点都没有焦急的心情,说实话,我并不急于到达延安,对这趟旅程,我的期待很有限。不过我仍然带上了自己的相机和几乎全部镜头,MP3里装着王菲、Lady GaGa的歌,还有一段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的演讲,题目是《生生死死90年》。也许这段日子,我可以静下心来拍拍照片、听听音乐,我已经很久没有专门拿出一段时间用来听音乐了。

  今年,我刚刚迷上了一档网络时事评论节目,主讲嘉宾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最初我是拿这档节目当相声听的,这位教授常常在媒体上批评社会时弊,言辞犀利还不失幽默。这次去延安,我随身携带了他在“七一”前发表的篇《生生死死90年》。在这段演讲中,他说我们的党这90年路程的惊险,岂是“风风雨雨”可以尽述,唯有“生生死死”才聊可概括。这段关于党史的演讲文本洋洋洒洒数万字,长度接近3个小时,在出发之前我已经听了一遍。讲话中,他对延安时期的共产党、对毛泽东时代无限深情的描述,还有他对劳动人民毫不吝惜辞藻的盛赞,让我能够对这趟延安之行多少有了些好奇的态度。在延安住下之后,我才明白,这段日子以来,孔庆东教授给我提供的这些心理铺垫,对我来说是十分有益的。其实在延安的这段日子很忙,每天从早上睁眼到晚上睡觉前,我们都在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活动,我始终没找到时间,完整地重温一遍这段讲话。

  我收到的通知材料上写着对这次活动的大致介绍:由中宣部出版局组织的这次活动,是全国“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一部分,要求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延安市参观革命旧址;听延安干部学院的几位教授、党史专家们讲述延安往事。以上内容,没有一项是我感兴趣的,尤其是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以为充其量不过是安排我们住两天农家院,组织几次水果采摘罢了。所谓的“下基层”,无非就是“忆苦教育”那一套嘛!我们“80后”一代人,从小见多了。活动安排中还有一项“党员在宝塔山顶重温入党誓词”——我是去年12月底宣誓入党的。“七一”前夕,解放军出版社全体党员刚在小礼堂重温过一遍入党誓词,再加上延安这一次,入党大半年的时间,我宣了三回誓,我是不是跟党太有缘了?

  从我自己相对独立的生活方式出发去考虑,我生怕农户不会真心欢迎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从天而降。我曾经这样想:延安嘛,革命老区、红色圣地。这地方恐怕早因为旅游业的发达而被过度开发了,延安人一定和北京人一样,不用走出家乡就可以做到见多识广,他们早就变得世故甚至市侩,他们会端出明码标价的红烧肉和鸡汤,砌满瓷砖的房间里毛巾和洗漱用具都是要收钱的。走之前我问主编:“我能不能带照相机去?他们会不会偷我的东西?”主编说:“陕北人,不会的。”听了这话,我心里踏实了点,因为主编自己就是陕西人。

  见习村民

  前来参加这次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的都是各省级以上新闻出版单位的编辑和记者,以及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甘肃等6个省委宣传部的干部。活动为期一周,这7天时间延安几乎每天都在下雨。到了目的地,下了车我就傻眼了。看这村庄的地理位置和大致面貌,我知道这里不太可能会有北京常见的那种农家院、农家菜和采摘园。这属于那种不需要看第二眼,就知道一定穷到一定境界的村子。在村委会门口的小操场上,中宣部出版局的领导、县宣传部领导、村支部书记讲话之后,我们就被分组“分配”到农民家里了。村民在我们这些人周围聚成一圈,扑面而来的是乡亲们的热情。而当我们的房东贾大姐在村委会前的操场笑着握住我的手时,我之前所有的顾虑基本一扫而空。这些陕北人的笑容是真正意义上的真诚和开朗,毫无保留,你只要和他们眼神相对,就觉得自己心里都变得纯净起来。在村里闲逛,每经过一家门口,老乡都会热情地把我们往家里拽,我们进了门,他们就从院子里的果树上摘梨和枣款待我们,从厨房翻出煮熟的玉米往我们怀里塞。这和我从前设想的老区人民简直是天壤之别,我发现我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民风淳朴”、“热情好客”这些词汇原来不只存在于影视和文学作品里,也还没有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这是中国人最古老而珍贵的高尚品格,我从前以为它已经灭绝了。

  “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在延安得到确立,这绝不是偶然的。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曾经遭受过几乎致命的重创,延安城不仅成为了党组织的休养生息之地,也成为了中国革命红色文艺的滥觞之地。

  我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名编辑被分配到贾大姐家入住。她家在村里的“平房区”,是上个世纪90年代村里统一盖的一排小平房。进了门,我开始越来越具体地碰触到贫困山村的真实面貌。想象中的大院子、大房子都不存在,她家三间平房加起来大概只有几十平方米,其实就是一间长条形的砖房,中间隔成三段,这种形式还是依照传统的并排三孔窑洞模式来建的,屋里的采光也跟挖在山上的窑洞差不多,相当的阴暗。院子也就是个四五十平方米的样子。屋里陈设相当简陋,看家里大衣柜掉漆和开裂的情况,显然已经有些历史了。安排给我们的卧室是她家比较大的一间东屋,屋里一铺巨大无比的土炕,床单被褥很明显都是新的,看颜色一定是洗都没洗过,拆了包装就直接铺上了。炕边是土灶,炕下是整个家里唯一的自来水龙头,水龙头下面是一口一米多高的大缸。有自来水还要缸干什么?到晚上要洗袜子的时候我才知道,拧开水龙头后流出来的不是平时见到的自来水,而是灰不灰黄不黄的泥汤,拿脸盆接不到3厘米深的水,脸盆底部的印花就完全看不见了。大缸就是用来沉淀水中的泥的。拿来漱口,还t可以尝到明显的土腥味。沉淀泥水需要时间,缸的容量有限,所以干净能用的水并不是随用随有,大家都用得很节省。当天晚上,我洗漱用的水是以勺为单位计算的。在家随便用水的动作很自然,而在这里几乎使用每一滴水都给人带来负罪感。这天,我们吃的就是用这些水做的饭、煮的面。后来的几天我慢慢注意到,这个村里无论是普通成年人、放假在家的中学生,还是四五岁的小孩子,大都是一嘴的黄牙,谁也说不清这是卫生习惯的原因,还是水质的原因。

  其实,我一直没好意思告诉贾大姐,在村委会被她“认领”回家的时候,我犹豫了半天该叫“阿姨”还是“大姐”,过后才打听到,她才比我大8岁,可儿子都考上高中了。经过了解,贾大姐的家庭在这个村庄里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这是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丈夫曹延红在村里的生态蔬菜示范园工作,长期不在家住。贾大姐留在家里和婆婆一起照顾孩子、下地种菜。他们有一儿一女,16周岁的儿子刚刚考上高中,多年以来一直在外读寄宿学校;5周岁的女儿即将进入镇幼儿园上学。依照惯例,早则一年级、迟则三年级就要开始寄宿生活。随着村办小学撤并、教育资源向城镇整合政策的推进,这个孩子很可能要提早离家,进入镇里的寄宿制小学。夫妻两人每年各自的劳动收入都在1万元,用来负担全家的生活和两个孩子的学费,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这一星期,我们很少会吃到肉,鸡蛋更是半个都没见到过,从早到晚几乎每餐都是一样的饸饹面,捏成面皮、擀成面条或者是揪成面疙瘩,加一勺西红柿卤子,再来碟炒辣椒。

  他们这种逼仄的居住条件和窘迫的经济状况,勾起了我20多年前的回忆:依稀记得童年在家乡苏北农村度过的那些日子。那时老家的农村大概就是这么个状况,只不过当时我们还在用煤油灯,而这里已经处处通电了。我们入住期间,房东曹大哥回了趟家,从镇里给我们搬回一箱红牛——这是专门为招待我们而买的,他们平时舍不得喝。中西部农村生活条件不佳,我们可以从网络、电视、报纸、杂志……任何媒体上看到这些话。可是置身其中,所感到的尴尬和震撼是文字难以形容的,感动就更是难以形容的了。我们临走前,房东家的儿子军训结束也回到家里,一家祖孙三代五口人挤在客厅的双人床和沙发上横七竖八睡成一片,还是把最大的房间、最大的炕让给我们两个人睡。

  此时此刻,我的耳边是孔庆东教授的一句话:“这些人擎起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然而在心里,在行动中,我们又何曾回报过他们?

  最干净的阶级

  事实上,这不是一片在地理和交通意义上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在村头的公路上坐上十几分钟一趟的公交车,到延安市区只需要半个多小时。我们也不是第一批从北京到访的来客,就连胡锦涛总书记都曾经两次来到侯沟门村,与村民一起扭秧歌、炸年糕、过大年,还跟村里有过书信往来。那封总书记写给村民的信,如今已经刻在碑上,立在村委会门口。

  侯沟门村主要是依靠种植反季节大棚黄瓜维持收入,这个村子大约在1993年至1995年间引进了大棚蔬菜技术,从而跨过了温饱线,之后就几乎没再变化过。有资料表明,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一棚蔬菜可以卖到6800元,而今天一棚蔬菜的价格大约在1万多元。在物价疯涨的今天,这意味着什么,是可以想见的。住在村里的这几天,农忙时节已过,所需要做的农活不过是在大棚周围锄锄草、浇浇菜、捉捉虫。这些很轻松的农活,对于我们来说也很陌生,很繁重。相对的,我们这些编辑、记者们张口闭口提到的读书、看报、关注时事这些,对农民,尤其是妇女和小孩来说,也是同样的难以理解。活动初期,中宣部曾经预备组织一次文艺活动,我们拿出贺敬之的名作《回延安》,想请贾大姐用延安话教我们朗诵,可是那上面的字,她认不全。虽然家里的电视上也有“村村通”的机顶盒,但是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她并没有把电视上的城市生活、我们这些来访者的生活和她的生活建立起什么具体的联系,就像我们在北京街头帮一个迷路的“老外”指路的时候,也从不会顺便想象一下自己是否有一天也会住进一个欧美城镇。我们吃饭的时候,她和她婆婆从不和我们同桌吃,每次都执意要等我们吃完了才端着碗站在灶台边上吃。只有她的丈夫和儿子回家,跟我们同桌进餐的时候,我们才蓦然发现,原来这里还保留着男女不同席的传统。我们不好意思打听她的名字,村干部也不知道她叫什么,有事通知的时候会直接叫她“曹延红老婆”。可是特别爱笑的她表现出一种田园式的乐观、知足、坚强,甚至大而化之的生活态度。所谓“和谐”,无非是“口”加“禾”、“言”加“皆”,人人有饭吃、人人能说话。可是这些秉性善良的农民,过上了“和谐”的日子吗?起初,对于这样的现状,我也以为这是一个解不开的“死局”。然而劳动在农村、生活在农村、谈天说地在农村的这些日子里,我慢慢对这种曾经远在天边的生活有了更深一些的思考。

  在5月17日晚上跟村民座谈的时候,村民反复提到了农村青少年一代对书本不感兴趣的种种原因。无非是现在的书籍和农村实际生活距离太远,讲得太“深”或是内容太陌生。最开始,我也没意识到这和我的工作有什么具体的联系。作为一名来自解放军出版社的杂志编辑,我们的刊物并不是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的。但是随后,我意识到其实这些农民就是我们大批读者的父母。他们的孩子构成了我们军队中很大的一部分。我以为他们娇生惯养;我以为他们泡在网吧里长大;我甚至以为他们生活在消费水平不高的地方,靠很少的收入就可以过上比城镇居民还要悠闲的生活。而事实上我所体验到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出生在这样贫困的家庭里,必须从小离开父母,住在密度极高的宿舍里。他们出生的村庄里根本没有网吧,因为在这里开网吧赚不到钱。因为某一项政策的实施,比如村办小学老师坚持不下去了,他们就随时可能面临失学。在走出家门之前,因为任何一场变故,比如家人伤病、农作物病虫害、旱涝灾害,他们就可能会吃不上饭。农村、乡镇学校极差的教育水平让他们在大多数城市工作岗位上没有竞争力,进入部队后考军校的希望也极其渺茫。如果素质够好,转成士官,他们终究还是要面临退转,转业之后的他们可能回家务农,走祖辈的老路,或者逗留在城市里,成为一个底层劳动者。他们可能会被拖欠工资,他们可能会到处遭遇白眼和歧视,他们要在春运期间争先恐后,拼命挤进地球上最难挤的火车车厢。村支书告诉我,镇里28个村,平均每年只有不到10个人会选择当兵,村里的年轻人尽量不去选择当兵,因为当兵没有好的出路。我坐在办公室里一拍脑门的“想当然”,把这些好不容易挣扎出来的年轻人的生活实际和文化需求直接忽略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样的字眼每天在我们眼前飘过,我一直以为自己做到了,而事实却告诉我,我很可能一直在自作聪明。

  我们这些工作在新闻出版一线的青年编辑、记者,大都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于城市、长于城市,得天独厚地获得了比较好的生活条件、受教育条件和就业机会。如今又长期工作、生活在城市中。当我们心安理得地走在这条相对固定的生活轨迹上时,却往往忽略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之源依然深深扎根在农田阡陌之间。我们的祖辈都是辛勤耕耘的农民,机缘巧合,我们和我们的父辈得以来到城市,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让我们过上了现代化的、城市化的生活。但这不是遗忘的理由,指引我们走向今天的那些革命先烈们,世代劳作并与我们生息相关的工农群众,他们不应该被我们遗忘、忽略。我们工作在书山词海里,可以随时通过形形色色的终端访问国际互联网。我们从电视、报刊、微博上了解世界,我们自以为眼界开阔,思想却根本没有飞出过最拥挤、最狭隘的城市空间。大都市的繁华固然给城市青年的思想带来了涌动的灵感,但有时也使我们一叶蔽目。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我”就是延安

  这几天,上午跟着农户劳动,下午组织集体参观圣地延安的革命根据地旧址。从枣园的窑洞中到宝塔山的石碑前,从“四八”烈士陵园的英雄墓到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事业的发源地清凉山,我们在张思德雕像前听张思德和《为人民服务》;在枣园窑洞里听延安时期的军民关系;在凤凰山毛主席会见过白求恩的那个房间里听白求恩大夫的往事;在“四八”烈士陵园叶挺、博古、王若飞的墓碑前听那场蒙蒙细雨中的空难。其实延安干部学院的教授们都是孔庆东,他们口才都很好,他们对延安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如数家珍,他们对那些生活在田间地头的百姓都怀有最深沉的爱。他们告诉我们这里是谁拴过马的树,这里是谁平时看书坐的石凳,这里是谁住过的房间,我们小时候背诵过的哪篇课文诞生在这孔窑洞里……我们总说中国人迷失了最可宝贵的信仰,我们总说中国人最后的信仰随着毛泽东的逝去而逝去了。可是这些研究党史的教授其实手握着开启信仰的钥匙,只要你去找他们要钥匙,他们随时能把你带回到那个有信仰的年代。清凉山上,一个个又浅又阴暗的石窟外面挂着《解放日报》社、中共新华通讯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印刷厂、新华书店的牌子。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那些我们这个行业的领军大哥们,起初就是从这里冉冉升起,看在眼里,心里如何能不百感交集?几十年前的延安城名流云集,那时候的共产党宣传战士们掏出枪来打仗,闲下来不是握笔写稿子就是抱着发报机和电台向全国发出一篇又一篇流传至今的雄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就诞生在我们眼前这些破旧的书桌上,“老三篇”全部和延安的这段历史息息相关。没来过延安,没和延安人民有过亲密接触,我真的没办法凭空想象这一切。先烈的英灵不应该被遗忘,而他们为之奋战的,也作为他们坚实后盾的工农群众更加不应该被遗忘。当我们在大都市的生活中感到迷惘、困惑甚至悲观厌世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去延安走一走,到农村住一住。当我们与延安——历史的延安和当下的延安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次心灵的回归。骨子里,你和我其实都不是那高高在上的少数人,有人被“我是谁”这样的问题给逼疯,而如果你去了延安,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为“我”就是延安。

  在我们临走前,村里的前任村官、刚刚升迁成为镇干部的张小萃参加了我们在延安的最后一次座谈会。她告诉我们,从前这里的农民们不敢、不愿跟“城里人”交谈,在“城里人”面前他们感到自卑。而现在,村民们开始乐于和我们谈笑风生。这已经是一次了不起的跨越,标示着多年禁锢农民思想的那扇大门已经在慢慢被叩开。回想起来,这几天我几次走在村里被村民拦住,他们会问长问短,也会明确地表示希望跟我们交流“反映情况”;他们会抱怨村里的小学就要拆掉,孩子们就学非常不方便;他们想跟我们谈他们的收入问题。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北京来的”,他们虽然大都还不会说普通话,但会尽量放慢语速让我们能够听懂。张小萃的这一番提醒,让我心中很多茫无头绪的思绪蓦然有了方向:是啊,对西部山村的农民来说,或许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但是只要走出了第一步,我们都知道万里长征的终点是光明的,结果是胜利的,无论其间会经历什么样的坎坷和波折。

  我们所期待的,是让农民兄弟享有清洁的水源,高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手段,方便的交通,宽裕的住房,以及与城镇居民均等的受教育条件。我们要给他们带来他们真正需要的文化产品,他们真正爱看的出版物、真正能够帮助他们改变现状的出版物。

  其实,一本刊物的“文风”,就握在它的编辑人员手里。编辑心里装着谁、作者笔下写着谁、封面上印着谁、谁捧着这本刊物,就直接反映了我们的“文风”。来到延安之前,我无法想象一周的走基层经历如何可以让我们做到“转作风、改文风”。离开延安之后,我很激动地给房东家的小女儿买了一箱子幼儿读物,还把在延安时拍摄的照片冲洗了一大叠准备寄回村里去。他们说,我们来的时候他们把我们当做远道而来的亲戚来招待,于是从此我在陕北有了这样一门亲戚。从此以后,在我的采访、写作、选题策划中,我都会时刻牢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会为生活烦恼,却绝不悲观。他们没有很高的理想,却更没有蝇营狗苟、机关算尽的心思。他们曾经是共产党的红色文艺思想根基所在。尽管他们被生活过早地压弯了脊梁,却曾用他们滚烫的手紧握过我只会敲键盘而不会播种、捉虫、拔草的手。

  (文章来源:《军营文化天地》2011年第10期)

  
(责任编辑:黄子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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