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官意志"是建设法治军队非拔不可之"刺"

　　细究起来，这个故事有点沉重。

　　前不久，上级工作组检查野外驻训分队时发现，某团岗哨没有按规定携枪带弹。为纠正这一错误做法，工作组颇费了一番周折。

　　驻训分队的官兵表示：“团里刚刚对岗哨执勤办法进行过统一，若要更改，需团机关通知，请工作组和团领导沟通。”

　　该团领导则面露难色：“师领导对驻训的岗哨问题有过专门交代，机关三令五申、反复强调，我们也作不了主。”

　　最后，还是师主要领导亲自过问，这一违规之举才得到整改。

　　如何站岗执勤，条令条例白纸黑字有明确规定，为什么师团营连一级级视而不见？缘何没有一级站出来对违规之举说“不”？

　　“岗哨事件”像面镜子，照出一些领导干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长官意志”——嘴里喊的是依法治军，行动上却是我行我素，以言代法、以权压法。

　　法规制度写得明明白白，发挥作用的仍是“长官意志”。一些领导不按规章制度“出牌”，动辄把自己的一个提法、一条想法作为工作遵循，把自我满意作为评判标准，导致基层办事不看法规要求看领导脸色，遇事不先找法先找关系。

　　对领导干部搞“长官意志”，基层官兵虽然深恶痛绝，却无可奈何。“训练计划墙上挂，每天干啥听电话”“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面就不难”……透过这些带着牢骚味的顺口溜，我们便可窥见一斑。

　　“岗哨事件”像根钢针，直刺部队依法治军面临的现实窘态。遍观三军部队，这样的领导并不鲜见——

　　去年末，某团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考评成绩不理想。团长一怒之下，要求全团官兵停止探亲休假，利用双休日时间“回炉淬火”。

　　为应对财务工作大清查，某部领导规定餐饮发票一律不许报销，搞想当然的“一刀切”，还美其名曰严格财经管理。

　　驻大城市某部官兵吐槽，驻地召开大型会议期间，上级要求按条令条例严格控制外出，可单位领导却搞成“一律禁止外出”。

　　“长官意志”就是“人治”的突出表现，其影响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迷惑性，是危害我军法治建设和发展的一根“暗刺”。某防化团政委唐建深有感触地谈到，在建设法治军队的征途上，这根“刺”非拔不可！

　　采访期间，恰遇某部训练场问题再起纷争，官兵们告诉记者，这就是搞“人治”埋下的祸根。

　　这是一桩陈年旧事。几年前，该部决定改建野外训练场，结果与一户私搭乱建的地方群众发生纠纷。单位本来决定诉诸法律程序，此时有上级领导出来制止：“军民纠纷是政治性问题，事闹大了有损部队形象。”最后，部队只得按这位领导的要求“抹稀泥”，并从家底中掏出一笔经费“私了”，换来了一时的“风平浪静”。

　　谁知，按下葫芦浮起瓢，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当地一些村民获悉后，蜂拥而来在部队训练场上圈地抢建，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难以解决。

　　正如大仲马所言，把希望建筑在意欲和心愿上的人们，20次有19次是要失败的。东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政委吕东方告诉记者：“靠‘人治’的办法抓工作，容易受领导个人认知局限、情感波动等主观因素影响，导致管理失当、决策失误。”

　　搞“人治”不得人心，但有一些领导认为，部队是个特殊的武装集团，需要搞“领导说了算”；还有的领导觉得，什么都按条令条例、法规制度办，还要领导做什么……基层官兵们感叹，“人治”像块“臭豆腐”，一些领导却越吃越香，越吃越过瘾。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透过为“人治”背书的苍白说辞背后，记者看到了浸透其间的权力逻辑，从中也不难看出一些领导头脑中“人治”思维的顽固和法治意识的缺失。

　　“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必须为’与‘不可为’便是领导干部发挥主观能动性与搞‘人治’的‘楚河汉界’。”某通信团政委林忠祥认为，“部队讲求‘一切行动听指挥’‘下级服从上级’，要求的是官兵令行禁止、依法履职尽责，绝非鼓励和纵容领导干部违背法规制度搞‘人治’。”

　　今年以来，我军权威部门连续3次发布“打虎榜”，33名军以上领导干部被查处。详察这些贪腐大案我们看到，纠集着巨大权力与无边欲望的“人治”之手，助徐才厚、谷俊山之流疯狂突破党纪国法的约束，给人民军队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

　　“人治”横行泛滥，法规制度必然“决堤”。某航空兵师政委孙居顺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领导的目的和动机不纯，在“长官意志”的幌子下只手遮天，将个人私利凌驾于法规制度之上，将党性原则摆放在人情关系之下，为贪赃枉法、以权谋私打开方便之门，严重践踏了法治的尊严。

　　今天，我们要夯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强军之基，必须勇敢地破除“人治”的惯性思维，牢固树立合法性思维、权力义务思维、程序性思维，尊法学法守法，加速推动治军理念由“权力主导”向“法治主导”转变。（张科进　徐叶青 闫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