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二战胜利离不开中国的巨大贡献

　　早在抗战之初，毛泽东就曾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今天，当我们迈进21世纪，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全球视野下，以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距离审视这场发生在70年前的伟大而惊心动魄的战争时，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华民族自身独立与解放之战，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进而为推动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二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事件之一，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对抗、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中国不仅积极参加了这场空前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中国战场是开辟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经济损失和民族牺牲最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有力支援了盟国在各战场的作战。中国，是杰出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盟友。

　　打响反法西斯战争第一枪

　　中国在近代落伍了，但在二战中抓住了机遇，率先高擎世界反法西斯的旗帜，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战争策源地，中国是最先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1931年9月18日，中国人民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抗战随即开始，中国因此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日本历史学者井上清在《太平洋战争史》一书中，甚至认为“九一八”事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在长达六年的局部抗战期间，世界各主要大国，除了给中国部分道义声援外，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径，采取了绥靖政策，甚至为虎作伥，坐视日本扩大对华侵略战争。

　　在这艰难的六年抗战中，积贫积弱的中国独自扛起了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大旗，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一系列抗战，大的抗日战事有：1932年淞沪抗战，1933年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1935年绥远抗战，还有东北义勇军、东北抗联成千上万次作战，其中不乏成功的作战行动，如庙行大捷、镜泊湖连环战、百灵庙大捷，取得了震惊中外的战绩，彰显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本色。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旗帜下，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全面抗战，并迅速形成了两个抗日战场，即国民政府指挥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先后将其陆军30余个师团（占其陆军94%），海军第2、第3舰队（约占其海军兵力2/3），航空部队的18个中队（约占其航空部队60%），投入到中国战场，妄图在几个月内征服中国。然而日本军国主义打错了算盘。

　　中国军民同仇敌忾，以落后的武器抗击敌人，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民族气节。尽管势单力薄、物质匮乏，仍始终以血肉之躯筑成长城，屹立在反法西斯战场上。

　　1936年5月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中国仍巍然屹立着；

　　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中国仍巍然屹立着；

　　1939年3月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中国仍巍然屹立着；

　　1939年9月德国侵占波兰，中国仍巍然屹立着；

　　1940年4月，丹麦败降；5月，挪威沦陷；接着，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相继沦亡。

　　但在亚洲，中国虽然失去了半壁河山，仍顽强地坚持抗战。

　　当年，目击中国抗战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颇有远见地指出，“这种情况同拿破仑当年在俄国所遇到的日益加剧的困境相似”，日本虽然暂时胜利，但“绝不可能胜利结束战争”。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年多时间里，中国人民实际上是单独抗击着日本在海外的全部军事力量，并且给予日本侵略军以巨大的打击。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止，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下，日军已伤亡44万余人，损失飞机785架，飞行员1000余人。惨重的损失，使日本国力大耗，无力再向中国发动战略性进攻，从此走向下坡路。

　　正如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所称赞的那样，“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中国在近代落伍了，但在二战中抓住了机遇，率先高擎世界反法西斯的旗帜，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站在了历史前列，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

　　帮助苏联避免两线作战

　　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正如斯大林所希望的那样，已被中国人民“紧紧捆住”，无力发动侵苏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把苏联视作“绝对的敌人”，一直梦寐以求北进攻击苏联。早在1933年，日军参谋本部就制订了对苏作战年度计划。但一方面因苏军在远东地区戒备森严，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在东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使日军如芒在背，打乱了日军的计划。

　　1936年11月25日，德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公开把矛头指向苏联。1938年7月29日，日本挑起张鼓峰事件，对苏联进行试探性进攻，但因受到中国抗战的牵制，无法抽调兵力进行增援而告失败。1939年5月11日，日本又向苏联挑起诺门罕事件，结果也因其94%以上的陆军被牢牢地拖住在中国战场而不得不向苏联乞和。

　　当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希特勒曾一再催促日本履行德、意、日军事同盟条约，出兵远东，协同德国夹击苏联。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不少人主张利用这一“天赐良机”对苏开战。同年7月，日军还进行了“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把关东军的人数从30万增至70万人准备实行“北进”。但是，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正如斯大林所希望的那样，已被中国人民“紧紧捆住”，无力发动侵苏战争。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也承认：“日本现在中国使用兵力很大，实际上(对苏开战)办不到。”

　　日本军国主义为了侵华战争的需要，不得不抽调大量关东军去对付中国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使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兵力与苏联远东兵力相比始终处于劣势。因此，即使在德军进逼莫斯科城下，苏联处于严重危急的时刻，日本也不敢贸然向苏联进攻。当时苏军统帅部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大胆作出决定，将远东的精锐兵力不断抽调到西线。这些调动加强了西线苏军的力量，为斯大林格勒等重大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整个苏德战争过程中，苏联把东部作为巩固的后方基地，并在这里组训战略预备队，源源不断地投入苏联反击德国法西斯的战场，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抗日战争拖住了大量日本陆军。

　　有力策应盟军太平洋战场

　　日本历史学者井上清认为，“在太平洋战争中，与其说日本为英美帝国主义所败，倒不如说为中国民族斗争所败更为重要些”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抗战拖住了日本“南下”东南亚，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步伐。

　　日本对东南亚的丰富资源垂涎已久。早在1936年8月，日本广田弘毅内阁就已提出：“帝国当前应确定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1940年7月，日本近卫内阁提出：“除迅速进行中国事变之解决外，更须趁此良机，解决南方问题。”德国也极力促使日本南进，以打击英、美等国的势力。

　　但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像一条铁锁链一样，捆住了日本法西斯，使其难以及时在战略上呼应德、意法西斯的行动。这年秋，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发动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损失惨重，以失败而告终。年底至次年初，经过两期整训的国民政府军队，部分地恢复了战斗力，向日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冬季攻势”，给日军以重击。

　　在敌后战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愈来愈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到1940年已发展到近50万人。特别是1940年秋，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给驻华北日军以极大的打击，瘫痪了其在华北的交通线，迫使日军重新认识人民抗日武装。这一年，日军伤亡总数达27万余人，因此，不得不把“南进”向后推迟了一年多。日军寺内寿一大将无可奈何地哀叹：“中日战争不结束，‘南进’是办不到的。”

　　1939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中国战场牵制的日本陆军兵力在80%以上，从而牵制了德、意、日法西斯的相互勾结，延缓了日军的“南进”步伐，为盟国赢得了宝贵的战备时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战又对美军太平洋战场给予有力的战略策应。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几乎占领了整个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印度、锡兰已无屏障可恃，印度洋门户洞开，美国的反攻基地澳大利亚也陷于孤立状态。这时日本海军舰队司令部提出了西进印度洋与德军会师，南攻澳大利亚以夺取美国反攻基地等狂妄计划，气焰十分嚣张。但是由于大部兵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日军大本营未敢采纳海军的冒险计划，仅在西南太平洋发动局部攻势。盟军的压力大为减轻，战线渐趋稳定。

　　中途岛海战后，日军为了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曾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同盟军进行了长达八个月的争夺战，但日军又因兵力不足而告惨败。1944年盟军转入大规模反攻，中国正面战场虽在豫湘桂战役中溃败，但敌后战场积极主动地向日军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发起攻势作战。此时日本陆上兵力的64%仍被牵制在中国，太平洋和缅甸战场上的陆上兵力仅为30%，盟军不仅在海空兵力上占绝对优势，就是陆上兵力也大大超过日本，从而保证了太平洋战场反攻的顺利实施。到1945年春，中国军队进行的豫西、鄂北和湘西会战，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打败了日军，此后正面战场乘胜转入反攻。敌后战场遥相呼应，发起了道清战役、豫北战役、南乐战役、安饶战役、蒙阴战役、阜宁战役等一系列大规模的攻势作战。

　　日本历史学者井上清认为，“在太平洋战争中，与其说日本为英美帝国主义所败，倒不如说为中国民族斗争所败更为重要些”，日本陆军主力“被死死地钉在中国战场上，寸步难移”。

　　支援美英盟军东南亚战场

　　中国入缅作战不仅确保了滇缅国际公路的畅通，还确保了印度的安全，增强了中缅印战区盟军的力量，粉碎了德意日法西斯借道印度、会师中东的企图

　　1942年春和1943年，中国派出最精锐的部队组成远征军，两度入缅作为主力在英美盟军配合下作战，向世界显示出了中国军队不俗的抗战能力和战斗精神。不可一世的日军突遭中国精锐部队打击，不得不哀叹遇到了劲旅。在同古一战中被击毙的日军指挥官横田大佐在日记中写道：“南进以来从未遭受若是之劲敌，劲敌为谁？即支那军也。”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赴缅作战，取得了一系列战术性胜利，多次为英军解围。远征军第200师在戴安澜率领下，在同古浴血固守，重创日军，成功地掩护了英军撤退。孙立人率新38师，取得仁安羌大捷，解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缅军官兵、美国传教士及新闻记者500多人，以及被困的7000余名英军。可惜，由于盟军缺乏协调一致的指挥和行动，加上英军畏敌如虎，执行错误的“弃缅保印”战略方针，将中国远征军的胜果化为乌有。这次远征作战，虽败犹荣，打出了国威。英美政府给远征军以高度的颂扬，给孙立人和牺牲的戴安澜将军授予功勋章。

　　1943年，中国远征军进行了第二次赴缅作战。这次作战，远征军势如破竹，将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击毙日军4.8万余人，彻底打破了日军的“南进”计划和其在缅北滇西的防御体系，给予侵缅日军毁灭性的打击。入缅作战不仅确保了滇缅国际公路的畅通，而且确保了印度的安全，增强了中缅印战区盟军的力量，粉碎了德意日法西斯借道印度、会师中东的企图。

　　远征军入缅作战的胜利也策应了盟军太平洋战场上的作战行动，美国总统罗斯福给澳大利亚总理柯廷的电文中就说得很明白：“如果缅甸失守，依我看来，我方整个的局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中国远征军还牵制了日本缅甸方面军预备队，至1944年7月，滞留于缅北、滇西的日军达10个师团又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使缅甸战场日军陷于被动，策应了英军的英帕尔战役，为英帕尔战役的胜利创造了良好条件。英国方面指出：“英帕尔战役是东南亚战场的决定性战役”。日本方面也承认，“缅甸战局以悲剧性的英帕尔战役为转折，走向全盘崩溃的命运。”

　　（国防大学副教授 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