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我军作战指挥显示鲜明谋略特色

回顾抗日战争我军作战历程，作战指挥显示出鲜明的谋略特色。

先知后谋，因机制胜。抗日战争中我军在处于整体劣势情况下，能够以少胜多，以劣胜优，不仅在于作战指导上强调先知后谋，还在于注重因机制胜，努力寻求并利用彼时彼地能形成我军绝对优势和主动的战机，从而以较小代价重创当面之敌。对于作战指导而言，充分的“知”是谋略筹划的重要前提。“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军事计划如此，谋略运用更是如此。充分的“知”加上指挥员的“周密思索”，有助于形成符合战场实际的“谋”。一个计策之所以能够决定一次战斗的胜负，常常在于其对战机的正确把握。在许多战斗中，我军指挥员确定计策后，或持重待机，如第二次七亘村重叠设伏，等待敌人上钩；或主动寻机，寻找并利用敌人的漏洞或失误；甚或调动敌人创造有利战机，分散孤立敌人，尔后或伏击，或围歼，或突袭，一点点消灭敌人。

造敌错觉，出其不意。在战斗中巧用谋略，先是造成敌错觉，或者积极利用敌人可能的错觉，往往可以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毛泽东说：“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敌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1938年3月刘伯承指挥的神头岭伏击战就是大胆利用敌人错觉，将错就错，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当时的神头岭是个不毛之地的秃岭，不过200余米宽。岭下公路两边地势略高，无障碍物可以隐蔽，只有零星的旧工事散落在公路两侧，显然不是设伏的理想战场。因此，有的指挥员主张另择地点，刘伯承则认为，地形虽然对我不利，也不便于展开兵力，却能造成敌人错觉；旧工事离公路较近，只要隐蔽好，敌人不易察觉；地形狭窄，敌军兵力同样不易展开。事实上，日军果然未料到此地会有伏兵，被打得晕头转向，乱成一团。神头岭伏击战共毙、伤、俘日军15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300余件。

打要击弱，速战速决。纵观抗日战争中我军对日作战，特别强调战役战斗上的速决。速决取决于关键时节对敌形成绝对优势，取决于对敌要害或弱点实施快速突然有效的打击。对于整体处于劣势且通信联络不发达的我军而言，这种集优打要击弱在战斗上既必要而且可行，容易达成速决的作战效果。对速战速决的极力追求，也能调动指挥员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常常能促使他们努力瞄准敌人弱处，果断聚合绝对优势实施快速打击。1937年10月，八路军一部在阳明堡滹沱河地区发现敌机不断从河右岸起飞，经侦察发现是敌人机场，遂决定组成突击队进行破击，并以三分之二的兵力保护突击队外围安全。19日黄昏，我军偷袭行动迅速展开，日军在慌乱中进行反击，战况十分激烈。经过约1小时的激战，炸毁日机24架，毙伤日军百余人。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的胜利，大大削弱了日军在晋西北的空战能力，牵制了日军对忻口、太原的攻势，配合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

因敌制胜，各打各的。“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总结抗日战争中我军谋略运用，最重要的是因敌制胜。它不是简单地因应敌人变化，而是注重主动诱导敌人变化，尔后再利用敌人变化中所暴露的弱点或失误巧妙应对。在长期实战中，我军多数将领不但对传统计谋常用常新，还在改进战法上屡屡出新出奇，这与我军将领总能主动施计用谋，善于因应战场变化不无关系。毛泽东将这种完全主动的策略形象称之为“各打各的”，强调的是在敌变我变的基本原则指导下，根据实际战场态势，按既定策略开辟新战场，巧施计谋以调动敌人或分散其兵力，尔后抓住敌人因此而造成的失误，或攻其弱点，或攻其必救，或围歼援敌，总之是力避被动、力争主动。(程静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