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翟作军跟随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在入川途中收到了毛主席的电报，勉励他要“服从指挥，加强组织纪律性，团结同志，勇敢作战，去争取进军胜利。”凯旋归来后，还受邀到中南海做客。1955年授衔之前，很多人都认为翟作军是老红军，当过毛主席的贴身警卫员，还长期在战斗一线，授的衔肯定不会低。没想到，授衔命令公布之后，翟老只被授予了少校军衔，大家都为他打抱不平，劝他去找主席关照一下。但他从来没有因个人职务的升迁向主席开过口，直到离休时还是正师职。对此，他常说：“看望毛主席老人家是私人感情，我投身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个人职务问题听组织的。”

报告团成员刘文科，“七七事变”以后，受党的委派，只身一人潜入敌占区，在平北地区开辟抗日敌后根据地，任昌（平）延（庆）联合县委书记、县长、武装部长，身兼三职，被当地群众称赞为“抗日孤胆英雄”。1981年刘文科离休时，组织上得知，他1936年就在家乡参加了党的地下活动，当地县志上还有他的历史记录，只要派人去调查核实一下，他的离休就可以算是红军，享受的待遇就会不一样，但他坚决不让组织派人前往，还劝慰大家说：“我现在的待遇已经够好了，我的许多战友命都没了。我向组织要待遇，他们又向谁要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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