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架上的“阴谋”是怎么回事
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描述了一个经典的章节,叫做“担架上的‘阴谋’”。
这件事还要从长征开始时的两个“三人团”说起。
两个“三人团”
两个“三人团”,一个是长征前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团”,掌握着中央红军的指挥大权。
另一个“三人团”是指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三人。当时毛泽东患疟疾刚刚治愈,身体尚未恢复;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重伤后,一直未愈,只能靠担架行军;张闻天身体尚好,一般是骑马行军,工作繁重时偶尔也坐担架。他们一起随军委纵队行军宿营,形成了一个新的担架上的“三人团”,后来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供了一起交流意见的很好机会。毛泽东向他们分析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阐述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使他们明辨了是非,转变了立场,开始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只要博古、李德仍然掌控军队,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
由于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红军在湘江战役中伤亡极为惨重。
为挽救危局,从过老山界到遵义会议前的这一段时期,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打阵地战等军事指挥错误造成的;撤离苏区的突围又演变成逃跑主义,消极避战;在敌人已经张网以待时,仍然机械地坚持到湘西会合的原定计划也是错误的。毛泽东提出应改变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
毛泽东的建议得到张闻天、王稼祥的鼎力支持,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也赞同毛泽东的意见,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在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正式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由于博古、李德仍然占据着军事指挥权,他们对黎平争论的失败耿耿于怀,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仍在时时找着机会转向湘西。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也深刻认识到,只要博古、李德仍然掌控军队,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军委集体领导体制就很难确立,党和红军随时都可能陷于灭顶之灾。他们心急如焚。王稼祥向毛泽东坦率地表示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
橘林谈话,商请毛泽东出来指挥
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张闻天、王稼祥头靠头地躺在各自的担架上。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说,没有确定的目标。这仗这样打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闻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随后,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不过乌江、回头继续会合红2、红6军团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随后又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红军占领遵义后,“中央队三人团”继续商讨如何开好遵义会议。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他们商定了发言提纲。
遵义会议开始后,博古作了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随后,张闻天首先站起来作了“反报告”,按照他们三人已经拟好的提纲,旗帜鲜明而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错误军事指挥。会议第二天,毛泽东做了长篇发言,深刻剖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之后王稼祥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提出由毛泽东指挥红军。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主导了会议方向,定下了会议基调。
陈云后来在《遵义会议传达提纲》里写道:“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李德)同志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这说明,克服“左”倾错误领导的过程是复杂的,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是大势所趋,是党的选择,红军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张闻天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这样评价:“长征出发后,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担架上的谈心交流与思考探讨,构成了红军长征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这就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提到担架上的“阴谋”。而这个所谓的“阴谋”,实际上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被逐渐接受和认可的过程,对党和红军来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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