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队伍中，有这样一位特殊的“犯人”：他被押解着走完长征路，虽然备受煎熬，但仍然乐观豁达，积极参加宣传工作，后经周恩来解救才重获自由。

他，就是著名民主人士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

失去自由

１９３３年８月，廖承志离开上海，带着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敌军密码破译法手册，化装成码头工人，从重庆转到成都，同四川省委常委罗世文一起，在交通员的护送下，经过一番周折，在３个星期后，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以“何柳华”的名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先后任川陕苏区省委常委、工会宣传部部长，１９３４年初，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那时的他年方２６岁。

１９３１年起，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他以“肃反”为借口，采取刑讯逼供的残酷手段任意捕杀党和红军干部，给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设造成很大损失。年轻的廖承志勇敢地批评张国焘的错误，遭到张国焘的打压批判。本来张国焘对廖承志带着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来就心怀不满，因为中央在信中批评他没有坚持鄂豫皖根据地。

１９３４年９月，张国焘等人在四川巴中县川陕省委驻地后的娘娘庙里，对廖承志进行审讯。因反对张国焘的“左”倾错误，廖承志被强加上“特务”的罪名，开除党籍，囚禁起来内定“枪决”。从这之后，廖承志便失去了自由。

幸免于难

当时，鄂豫皖苏区“肃反”被抓的干部党员大多都被杀害了，廖承志能够幸免于难，除了他父母的声望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廖承志的绘画才能。铁竹伟在《廖承志传》一书中说：“张国焘之所以没杀廖承志，除了他的家世，除了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压力，顶实际、顶重要的还是他会刻蜡版，会画画，张国焘在根据地要印行钞票，都离不开他。”

长征路上，作为“犯人”，被押着随军长征的廖承志的处境更是困难重重。他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折多山，又艰难地走过茫茫的藏族游牧区——甘孜。不仅饥饿、寒冷、劳累折磨着他，“戴枷”长征的痛苦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但他始终坚信党，坚信革命事业一定能胜利，坚信自己一定能获得自由，始终保持豁达乐观的精神。

廖承志多才多艺，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始终对党忠贞不渝，工作一丝不苟。在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社前身）工作时，廖承志被抽去搞新闻台工作。他懂英、日、法、德、俄等语言，每天负责把外电翻译成中文。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都译６０００多字的电文。

１９３５年，在四川境内，廖承志写下了《戴枷行万里》这首诗：

莫蹉跎，岁月多。

世事浑如此，何独此风波。

缠索戴枷行万里，天涯海角任销磨。

休叹友朋遮面过，黄花飘落不知所。

呜呼，躯壳任它沟壑填，腐骨任它荒郊播……

偶遇周恩来

１９３６年９月，红二、四方面军相继进入甘肃、宁夏。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一直打听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廖承志等同志的消息。一天，在去宁夏同心县预旺镇的路上，周恩来偶然碰到被保卫部门看押、随队行军的廖承志等人。

廖承志看到周恩来，心情万分激动。周恩来是１９２４年认识廖承志的，那时他年仅１６岁，还是个学生。与周恩来一别１０年，如今他却是一个被“开除”了党籍的“犯人”。在这种情况下，廖承志不知如何是好。

据廖承志回忆，当时他心想：是躲开还是不躲开呢？旁边有人押着我，如果我和周恩来同志打招呼、说话，我怕会给他带来麻烦。我正在犹豫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走过来了，看见我被押送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但同我紧紧地握了手。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通讯员找我到司令部去。我进屋后看到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同志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同志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我：“你认识了错误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同志便留我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同志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我。吃过饭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个礼就走了。

张国焘本来当晚想处决廖承志，幸亏足智多谋的周恩来斗争艺术高超，才保护了革命烈士的后代，也为共和国保住了一位杰出的外交家。经周恩来解救，廖承志重获自由，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抵达陕北保安。

作为“犯人”参加长征这段特殊的经历没有使廖承志沉沦，他满腔热情地担负起外电翻译工作。１９３７年４月，他担任党报委员会秘书，参加筹备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杂志，为办好党报、党刊和通讯社做了大量工作。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