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两支部队拥有10余万之众，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8月3日，红军总部颁布《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兵分两路经草地北上，左路由朱德、张国焘指挥，右路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8月底右路军走出茫茫大草地，胜利到达班佑、巴西地区，等待左路军靠拢，共同北上。但是，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突然率红一方面军第1、3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为什么中共中央要在与左路军会合之前，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呢？

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顽固坚持南下

张国焘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举手同意北上，但后来却出尔反尔，一再企图南下，准备在地瘠民贫的川康边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想避开国民党中央军，偏安一隅。

为此，他百般拖延部队北上行动，致使松潘战役计划被迫放弃。在红军总部颁布《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兵分两路北上之后，他仍几次三番想带部队南下。

后来，中共中央和前敌指挥部联名致电左路军领导人，规劝张国焘“立下决心，改道北进”，并历陈南下的诸多弊端。张国焘对中央再三劝告置若罔闻，顽固坚持“乘势南打”的错误主张，并命令所属立即部署南下。

张国焘大肆向党要权，不服从中央指挥

在已经被增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的情况下，张国焘倚仗枪多人多，以组织问题未解决为由，继续肆无忌惮地向中央要权，甚至借陈昌浩之口提出让自己担任军委主席，还要求大批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央。

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中央满足了张国焘部分要求，任命张为红军总政委，部分红四方面军干部增补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但张国焘还不满足，继续拖延北上。

9月初，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才不得不继续前进。但当左路军先头部队进至嘎曲河时，张国焘又借口河水上涨，停止了前进，并电告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公开反对北上，提出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

在此情况下，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和刘伯承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朱德亲自到河边观察，并派警卫员下河探测水深，发现队伍完全可以涉水通过，据此多次提出要部队过河北上。但张国焘不仅继续按兵不动，还煽动个别人员对朱老总施压。

为贯彻既定的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冲突

张国焘为实现南下目标，对中央决定置若罔闻，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

早在两军会师后的7月，张国焘就在红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9月8日，他电令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转令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如其不服从，则将其扣留。

9月9日，张国焘电令，要求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经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第1、3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后，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和随其行动的红一方面军第5军和第32军南下，于10月5日，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为“主席”，并通过其“中央”的组织决议，公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对于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的决策，1937年3月23日至31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总而言之，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是在张国焘阴谋分裂党和红军、以武力胁迫中央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党中央的被迫之举。

历史证明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一是避免了红军间可能的武装冲突，保存了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力量，维护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建军原则；二是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并最终落脚陕北，为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三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先行北上的成功实践，使广大红军官兵，在事实面前，逐步认清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和分裂党、红军图谋的本质，为实现全军的集中统一指挥，创造了根本条件。（李赟、李兵峰、马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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