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主席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

　　当前，在强军目标引领下，中国军队强军兴军伟大征程如火如荼，让世人惊叹不已。与之相较，当下的军旅文学创作尚没能完全跟上这次波澜壮阔的军事革命的步伐。部分作家的思想和写作还逡巡于承平日久的过往，滞留在那些庸常琐事和一己悲欢中；又或者将志趣转向市场，陷入类型化写作的商业逻辑而不愿自拔；再者，21世纪初年席卷文坛的“底层叙事”思潮，在某种程度上亦狭限了军旅文学的精神视野、题材空间和气象格局，暴露并放大了部分作家在理解认知时代主潮以及处理复杂现实经验时的孱弱无力。诚然，文学未必完全与生活“同步”，但如此脱节与滞后，也着实与广大官兵和读者的阅读期待相去甚远，值得反思。

　　当作家不再倾力于对现实生活的深度体察，而是习惯于编织传奇故事，以迎合快餐化阅读消费和大众化审美趣味时，经典文学理想的倾颓和现实主义传统的失落便不难理解。对此，或许有人会强调文学滞后性的一般规律，实则不然。文学书写现实不同于新闻报道的实时跟踪，作家要对现实生活有更深刻的认知、对时代精神有更全面的把握。《红楼梦》写的就是曹雪芹生活的“当下”，《人间喜剧》也是巴尔扎克生活的“现场”了，巴氏更是直言不讳要当一名社会的书记员。而检视当下的部分军旅文学作品，会有一种陈旧、隔膜、疏离之感。有的作家对现在进行时的军营生活不了解不熟悉，对改革强军背景下基层官兵的生存状态、思想情感、精神命运等现实问题缺乏透彻的观察和思考；有的作品虽然写的是现实题材，但从中却看不到新军事革命浪潮的图景，看不到我军战略战术、武器装备、演训方式和兵员成分的新变化，甚至连“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形象都是缺席的。长此以往，脱离部队现实、远离时代主潮的军旅文学，将沦为一种言不及物、丧失难度的写作。

　　文学不应滞后，传统不能失落，作家不可失语，这是强军兴军的时代召唤，是广大官兵和读者的阅读期待，也是军旅作家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纵观历史进程中的当代军旅文学，与生活“同步”的情况比比皆是。比如朝鲜战争爆发仅半年后，大量相关题材的文学作品便见诸报刊。军地作家纷赴朝鲜战场，如同一支支文学的“轻骑队”，运用通讯、特写、散文、中短篇小说等文学样式，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杨朔1950年冬到达朝鲜，在战火中完成了他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写作，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就诞生在清川江北的一个小村子里；陆柱国1952年冬第二次赶赴朝鲜前线，在战壕里创作了中篇小说《上甘岭》，之后改编为同名电影，成为影响几代人的红色经典。

　　怀想“新时期”军旅文学的黄金时代，军旅作家勇于探索、集群冲锋，以崇高阳刚的审美追求和高蹈深邃的思想建构挺立时代潮头、引领社会风尚。徐怀中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感历史之脉动、发时代之先声，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书写现实战争中的英雄壮举和人性光辉；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以磅礴的激情、深刻的思辨建构起崇高的悲剧美感，作品中震撼人心的细节和故事都源于作家深入南线战场的痛切体验。

　　这些直面战争的现实主义力作饱蘸血火淬炼的生命激情，有的虽是作家战地采访的“急就章”，却极大鼓舞了前线官兵的士气，抚慰了他们的心灵，也为国人提供了深沉持久的情感支撑，更为不同时代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念提供了最具核心意义的表征。凡此种种，成就了军旅文学血脉相继的辉煌历史，亦是一代代读者始终喜爱并关注军旅文学的原因所在。

　　当前，我军正奋进在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征程中；军旅文学也处在由“高原”向“高峰”勇毅前行的爬坡阶段，生活的新质为军旅文学提供了丰饶的素材，亦对现实主义写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置身纷繁复杂、泥沙俱下的文化生态中，军旅作家要不忘文学初心、坚定经典标高，深入生活、身在现场、倾心体察、介入现实，让作品承载时代的崭新风貌和官兵的情感温度。

　　伟大时代亟需“书记员”，军旅文艺呼唤“轻骑队”。在强军兴军的伟大进程中，军旅作家不仅身入，更要心入情入备战砺兵的部队一线和演训现场，以“轻骑队”的冲锋姿态讲好强军故事，鲜活生动地塑造“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形象，为变革前行的伟大时代建构新的思想精神与理想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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