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与“犁”的协奏

——世界大国“军事力量走出去”的历史思考

编者按

对于世界大国来说，军事力量走出去执行海外任务不是什么新鲜事。从航海大发现开始，军事力量就一直是大国维护利益的保底手段，甚至“商船跟着舰队走”一度成为大国利益拓展的重要模式。当前，随着国际制度和规范的建立与完善，大国军事力量海外运用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多新变化，但军事力量仍然在维护拓展国家利益过程中发挥着特殊作用。透过世界大国军事力量走出去的历史烽烟，我们既能看到他们之所以成功的经验，也能看到他们“触礁”后的教训，他山之石可攻玉，研究思考外军建设中的得失成败，对我们更好地捍卫国家利益不无裨益。

军事服从于政治。“军事力量走出去”是一种为实现国家利益而采取的理性行动，反映了国家的现实战略需求。历史上传统大国军事力量走出去，都有明确的国家目标导向，都经过了精心的谋划设计。在长期的军事力量海外运用中，这些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

注重境外基地体系建设，打造战略支点

西方对于海外基地重要性的系统论述，始于美国战略理论家马汉。但历史上大国对于海外基地的重视，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完成对黑海南岸诸城邦的征服后，就曾经把现属土耳其的锡诺普和特拉布宗作为海外远征的支撑点。近代西方崛起的过程中，其对海外基地的重视程度更为显著。马汉认为，没有军事基地，战时的作战舰艇将会像陆地上的鸟一样，不能远离自己的海岸。正是因为基地这种特殊重要的作用，所有大国无一例外地都把海外基地和补给点的建设放在突出位置。

历史上大国建立基地和支撑点，或通过商业收买，或通过签订条约，还有的通过强行租借或者永久性驻扎造成既成事实，以实现对战略要地的占领，有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18世纪初，英国海军在与法国海军的对峙中，就是凭借武力夺占直布罗陀海峡，牢牢控制了地中海到大西洋出海口的基地，获取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海上主动权，至今直布罗陀仍然控制在英国手中。

近现代以来，大国建立基地趋于使用更为和平、合法的手段。一战、二战结束后，美、英、法等大国都曾通过建立安全联盟、签署协议等方式，对原有基地体系进行了拓展和强化；冷战结束后，大国建立海外基地的努力带有更为“温和”的色彩，有的通过向驻在国提供政治支持和安全承诺，有的是在驻在国国内或周边局势动荡时趁机而入、尔后形成永久性驻扎，也有的是用经济援助换取军队的驻扎权，等等。冷战后美国在罗马尼亚建立的四个永久性基地以及俄罗斯在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的军事基地，都是通过上述一种或多种手段建立起来的。美国在中亚国家的基地就是在“9·11”之后、中亚各国反恐形势严峻的情况下获得的。

目前，在世界主要大国中，美国在全球建有600余处基地，俄罗斯和英国在海外的永久性基地和临时驻扎点各约20处，法国在10个国家设有海外基地。这些海外基地的存在，不仅使大国的海外军事行动有了可靠的支撑和保障，同时也大大拓展了军事力量的覆盖范围，增强了反应能力。

注重攸关地域深耕细作，凝聚合作共赢纽带

实现大国军事力量走出去，获得可靠的海外立足点是重要前提；而军事力量能否在海外立得住并有效发挥作用，则取决于相关国家政府和民众的支持程度。主要大国在军事力量走出去的过程中，都极为重视争取当地政府及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一方面，这些国家善于利用殖民时代的遗产，通过与前殖民国家在语言文化上的天然联系，不断强化政府间以及民众间的情感纽带。以法国为例，前西非国家殖民地独立后，法国仍未放松对这些前殖民属地的经营。笔者在西非国家科特迪瓦维和期间，曾亲眼看到法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开办的学校、医院遍布全国，科特迪瓦民众对于前宗主国法国的历史、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充满仰慕向往之情，在那种氛围当中，我们不得不感慨前殖民国家仍然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大国也非常善于通过经济援助、军事援助的方式，加强政府间的政治、经济及军事联系，强化这些国家对自身的依赖程度。

进入新千年以后，法国是西方大国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最多的国家。2003年法国确定了未来10年的援助目标，2007年对外发展援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0.5%,2012年继续提高到了0.7%,援助的重点就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前殖民地区。在军事援助方面，英国军队长期为南非和肯尼亚军队的训练提供支持，并通过向埃塞俄比亚、乌拉圭和乌克兰等国派遣培训人员，提高伙伴国家的军事能力；法国则在非洲建立起了17个地区性培训中心，并早在1997年就启动了著名的“非洲维和能力强化项目”。英国的海外军事行动往往采取民事行动在先、军事行动在后，并且在整个行动过程中，非常注重民事行动和军事行动的协调与配合，以民掩军、淡化海外行动的武力色彩。大国对于相关国家的精心经营，解决了军事力量走出去能够立得住、走得远的问题，为军事力量在特定任务区域内能够持久、有效发挥作用提供了有力支持。

注重完善海外反应机制，搞好风险应对

大国军事力量走出去，不仅是要显示国威军威、树立大国形象，更为重要的还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冷战结束后，在国际形势总体和平稳定的大背景下，地区性的危机和冲突仍然此起彼伏。这些危机冲突,问题触发点多，具有很强的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由于大国的利益遍布全球，一旦危机爆发，往往会对这些国家的地区性利益造成严重冲击。

为了有效维护自身利益，世界主要大国都把完善海外危机预防与反应机制作为关键一环。英国政府在2011年《建立海外稳定战略》中提出:“尽早识别海外的新兴危机、快速反应加以制止，或是应对尚未出现的动荡与冲突，是符合英国利益的。”为了加强预警能力，英国以国际发展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国防部以及内阁办公厅等部门为基础，成立了专门的海外稳定督导组，重点关注全球冲突和动荡风险较高地区，每半年发布一次《存在动荡风险的国家之评估》报告，对那些冲突和动荡风险大的国家以及事关英国重大利益的国家进行评估。在提高快速应对能力方面，英国专门建立“早期行动基金”，每年拨款2000万英镑，以便对临时突发行动提供资金支持；为应对突发危机事件，英国还专门成立了“稳定反应小队”。2011年5月，第一支“稳定反应小队”已经部署于利比亚，成为英国政府处理动荡和冲突新的重要工具。法国2013年《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也提出，法国将拥有一支5000人的国家应急梯队并使其时刻处于戒备状态，并随时可以组成一支2300人的快速反应联合部队。海外危机预防与反应机制的建立，确保了主要大国对特定地区的局势保持动态监控和预警，也确保了军事力量能够在合适的时机出现在合适的地点，对特定危机作出有效反应。

注重开展跨国联合行动，保持战略主导权

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大国军事力量海外运用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舆论高度关注，也受到国际法一定程度上的制约。为此，跨国联合行动成为大国海外军事力量运用的基本样式。

冷战结束之后，美军跨国、跨组织、跨区域的联合军事行动遍布全球。仅在西太平洋，太平洋美军司令部在2014年就主导了160次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2015年联合演习数量上升到175次。在冷战结束后美国进行的12次较大规模的军事干涉行动中，绝大多数都是以多国联合行动的面目出现的。即使被国际社会广为诟病的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国也争取到了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参与，取得了数量上的多边效果。法国的做法也类似，2013年初法国军事干涉马里局势期间，法国通过积极做工作，促使西共体承诺提供6000人的安全部队前往马里支援法军。这对于法国在实施关键性干涉行动后及时脱身，减少强权干涉色彩，保持外交与政治上的主动性具有重要作用。

显然，对于大国来说，联合行动至少可以部分解决以下问题：平时，能够帮助大国熟悉任务环境，锤炼部队作战能力；常态的联合军事行动事实上也形成了在特定地区的军事存在，这有助于帮助有关大国取得地区事务的参与权和主导权。战时，则可以有效减少军事行动的单边主义色彩，为军事行动披上合法外衣；同时，借助联合行动，大国可以很好地利用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熟悉当地环境和文化的优势，减少行动的政治阻力并可有效减少自身伤亡。（刘万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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