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瑞锋

　　周　健

　　傅达林

　　“法者，治之端也”。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必然是法治军队。习主席强调指出：“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强军目标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法治建设随着国家的法治建设推进而推进，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深入，随着党风向好而向好。在当前强军兴军的伟大进程中，如何发挥依法治军的保障作用，记者就此对部队领导和专家进行了访谈，冀希于进一步增强官兵法治观念，自觉践行依法治军方略。

　　坚持依法治军必须明确基本原则

　　记者：“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习主席高度重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强调依法治军应当坚持什么原则？

　　边瑞锋（北京卫戍区某师政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着眼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对全面推进军队法治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军事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坚持依法治军的原则就是坚持依法治军的方向。强调依法治军，应当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立军之本、强军之魂，是我国基本军事制度，必须从法理上坚决捍卫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坚持和完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整套制度，以法治强制力确保党指挥枪的原则落地生根。二是坚持战斗力标准。我军永远是一支战斗队，保障能打仗、打胜仗是依法治军的根本价值所在，军事法治建设必须始终聚焦、服务和保障战斗力，形成有利于提高战斗力的政策导向、制度体系和监督机制。三是坚持官兵主体地位。官兵是军队的主体，依法治军是全军官兵共同的事业和责任，必须充分相信官兵，紧紧依靠官兵，形成全军官兵共同建设法治、厉行法治、维护法治的良好局面。四是坚持依法与从严相统一。军无法不立，法无严不威。依法治军必须遵循从严治军铁律，从严治军必须贯彻法治原则。五是坚持法治建设与思想政治建设相结合。法治约束和思想引导是规范官兵行为的基本手段。深入推进依法治军，既要重视法治的规范和强制作用，又要发挥思想政治建设的教育和引导作用，使法治建设与思想政治建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法治军队成效显著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军队法治建设取得哪些明显成效？当前依法治军重点应抓什么？

　　傅达林（西安政治学院教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依法治军按下快进键、驶入快车道，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包括：一是强化顶层设计，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路线图更加清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纳入依法治国总体布局，中央军委专门印发《关于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决定》，将依法治军上升到建军治军基本方略的高度谋划推进。二是坚持问题导向，军事法治建设保障战斗力主线更加突出。例如在军事训练领域，《关于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的意见》《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暂行规定》《联合战役训练暂行规定》《加强军事训练作风建设的十六条措施》等法规密集出台，推动战法创新成果更加规范，强势开展军事训练监察以打假治虚。三是讲求微观破局，军事法治生态焕然一新。五项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管理的制度规定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八个专项清理整治”直击久治不愈的顽症痼疾，“法治军营”创建有声有色，打开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新局面。四是强化权力制约，军事法治监督严密有效。这轮改革抓住治权这个关键，构建起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中央军委巡视实现全军各大单位全覆盖，纪委和司法机关坚持有案必查、违法必究，审计部门不断加大审计、督察力度，干部依法行政、廉洁用权蔚然成风。

　　周健（武警政治学院教授）：提高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当前需要重点推进的：一是要结合国防和军队改革抓好建章立制工作，完善中国特色军事法规制度体系。习主席指出，要“坚持立法同改革相衔接，抓紧做好法规制度立改废释工作”。改革后大量法规制度都面临修改，以适应“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以及军委多部门制改革需要，完善中央军委、战区、军种的立法权限，强化军事法制机构的主导作用。一些法律空白要尽快填补，比如与文职人员相关的法规应尽快出台，努力形成以军事法律为依据、军事法规为主体、军事规章和军事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军事法规制度体系。二是强化军事法治实施和监督。建立健全各级规范性文件和制度规定的合法性审查机制，坚决纠治“土政策”“土规定”，建立权责清单制度，完善常态化军事执法机制，充分发挥监督部门的职能，从微观领域和末端环节推动治军方式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三是有重点地加强军事法治保障。适应建设世界一流军队要求，加大军事法学复合型人才培养规模和力度，抓好全军官兵尤其是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培训，强化全军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

　　建设法治军队是全军官兵共同的责任

　　记者：对于法治，有种说法是：有法才可治，法好须真治，真治才能治。领导和专家们对此怎么看？

　　边瑞锋：这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那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四个方面也可以归结为“说和做”的关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可以理解为说的层面，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重点在做的层面。长期以来，军事法治建设有长足进步，但一度说得多、做得少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重显绩轻潜绩，重面子轻里子，只想抓几个亮点、树几个典型，装点门面；有的搞“选择性”用法执法，对本单位和自己不利的就“只踩油门不挂挡”的现象还是存在的。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军事法治的权威，导致依法治军从严治军难以在基层落地生根。

　　周健：也可以说是一个关于法治实施的问题。“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是法治建设的重点难点。之所以难，从客观上看，一方面是立法不够科学，有的法律法规制定过于原则、条文简单，甚至责任不清，可操作性不强。另一方面是实施机制不够完善，影响了法治的实现。从主观上讲，一方面是官兵的法治信仰和法治素养仍有待提升。法律的权威源自人们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虽然我国军事法治建设，如制度的健全和执法机制的完善等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在深层次的法治观念和法治素养等方面与法治建设的要求仍有差距。另一方面是人治传统的惯性影响仍在。有的领导干部法治观念淡薄，曾经存在的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人治问题仍有遗留。

　　傅达林：的确如此。我们讲法治，主要就是强调要“良法善治”，这个“治”非常重要。从实践当中看，当前依法治军还不同程度存在“说得多做得少”的问题。习主席告诫我们：“在依法治军上，关键是要出实招、见实效，防止浮于表面、停留在口号上”。而之所以会产生一些诸如“形式法治”“抽象法治”“口号法治”等现象，除了人治观念根深蒂固之外，一个主要原因是依法治军的动力不足，一些领导干部缺乏信仰法治、厉行法治、坚守法治的动力激励和压力督导。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来说，依法治军不是一项临时性的单项工作，而是贯穿于业务之中的综合性、常态化工作，如果缺乏足够的动力机制和考核评价，很容易造成业务工作与法治相割裂。

　　记者：建设法治军队应该说是全军部队共同的责任，无论是官兵，还是执法者，哪一个方面都应当是主动的，而且彼此是互动的，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周健：是的。对于执法者而言，应当做到客观执法、公正执法，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应当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军衔高低、职务大小均一视同仁，不搞“关系户”、不搞“特殊化”。对于全体官兵而言，应当把法治教育训练纳入部队教育训练体系，把培育法治精神作为强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引导广大官兵深刻理解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把法治内化为信念和修养，外化为行为准则和自觉行动,增强官兵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官兵和执法者应当彼此互动，相互配合。执法者一方面要严肃执法，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展法治工作，提高官兵的法律意识；官兵一方面要遵纪守法，违法后要主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配合执法者的惩治教育，另一方面要当好“监督者”的角色，监督执法者的工作并积极提供建议。当下，在军民融合发展的国家战略下，军队建设已不仅仅是军人、军队、军事机关的事情，更涉及到普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征兵、退役安置、国防教育、国防动员、国防交通建设、军事设施保护等无不体现了法治的重要性。在深入推进军队法治建设的道路上，我们要不断拓展领域，学会在法律范围内处理军民融合中遇到的问题。

　　傅达林：深入推进依法治军要坚持官兵主体地位，这既包括立法者、执法者也包括守法者、监督者，既包括领导干部，也包括基层官兵。一方面，充分释放基层官兵参与法治的积极性。以前存在一种认识误区，把依法治军理解为依法治兵、以法罚兵。习主席强调，依法治军关键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不要一讲依法治军就眼睛向下，认为法治是“领导治部属”“上级治下级”的手段。因此，建设法治军队要积极拓展普通官兵参与普法、执法、监督的渠道和平台，让法治成为每个人所依靠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切实增强领导干部厉行法治的主动性。依法治军重点是依法治权，但是也要防止陷入另一个误区，把权力与法治、领导与法治完全对立起来。相反，要引导领导干部认识到法治的好处，真切感受到依法用权是最安全、最可靠、最有效、最科学的方式，遵循法治程序能够更好地推动工作。这样才能形成人人都参与依法治军、人人都是法治主体的生动局面。

　　人物素描：李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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