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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摆官谱将如何

2017年09月22日09:09 | 来源: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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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不摆官谱将如何

常见戏曲中官员出行,前有衙役鸣锣开道,后有随从跟班护卫,自己端坐于大轿之中,好不威风。

其实,对于官员坐什么轿、敲几下锣,每个朝代都是有规定的,该坐“四人小轿”的,不能乘坐“八抬大轿”,该敲11棒锣的,不能敲13棒锣。据《明史》记载:“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清史稿》亦载:“四品以下文职,舆夫二人,舆顶用锡。直省督、抚,舆夫八人。司道以下,教职以上,舆夫四人。”

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所发的第一道公文就是知照沿途各州县驿站,声明:“所坐大轿一乘,自雇轿夫十二名;所带行李,自雇大车二辆、轿车一辆,其夫价、轿价均已自行发给,足以敷其食用,不许在各驿站索取丝毫,该州县亦不必另雇轿夫迎接”“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靡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禀遵毋违。”

林则徐如此轻车简从,从这一侧面不难看出,为什么他能够写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气壮山河、正气浩然的诗句。

不摆官谱,知道的人可能待之以礼,不知道的人肯定不会高看一眼,所以就不可能有什么“面子”“排场”之类。明朝洗马杨守陈回乡省亲,一个驿站的站长以为“洗马”就是管打扫马厩的,不知道此“洗马”非彼“洗马”,就很轻视地问他:“公职洗马,日洗几马?”杨守陈听后,并不生气,平静地回答:“勤就多洗,懒就少洗,是没有定数的。”过了一会儿,有人向驿站长报告,有位御史即将来站。站长一听,御史比这洗马的官大多了,便催促杨守陈赶快把房间让出来。杨守陈仍然平静地说:“这固然是应该的,但等他来了以后,我再让也不迟。”不久,这位御史驾到,一进门见到杨守陈,立马跪下磕头请安。驿站长方知闹了“乌龙”,连忙跪在阶下请求宽恕。谁知杨守陈根本就不计较。如果换作别的官员,是否要对怠慢自己的驿站长当场发飙,甚至严加责罚呢?

不摆官谱不仅是一种习惯,还是一种境界。宋朝邵伯温著的《闻见录》记载,司马光出行向来很简单,“乘马或不张盖,自持扇障日”。程伊川对他说:“公出无从骑,市人或不识,有未便者。”意思是说连个随从都没有,百姓不知道你是高官,就不会避让。司马光回答:“某惟求人不识尔。”

不摆官谱,放下架子,深入百姓之中,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可以了解民心民念,体察民情民瘼。唐宣宗是唐朝第十八位皇帝,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其功绩仅次于唐太宗。唐宣宗喜欢通过微服私访的方式了解官员。梅州刺史空缺时,他下令让李行言赴任,多数大臣不知道李行言是何人。原来,宣宗某次私访,碰到几位打柴者,了解到李行言“人有点呆板,上次抓到五六个劫贼,不容他们以钱赎罪,全部杖死”。就这样,皇帝就记住了李行言。

从另一方面看,一些爱摆官谱的官员,本身就是不自信、不亲民、不务实、不接地气的表现。他们担心一旦撕去官谱这一遮羞布,可能会马上遇冷或出丑。

北魏崔暹,“性猛酷,少仁恕,奸猾好利,能事势家”。在任瀛州刺史时,“贪暴安忍,民庶患之”。一次出门打猎时,“单骑至于民村”。村中有位老妇人正在井中汲水,崔暹一边请她帮忙饮马,一边问老人:“崔瀛州何如?”老妇人不认识崔暹,愤慨地说:“百姓何罪!得如此癞儿刺史!”“癞儿刺史”,此乃瀛州百姓原汁原味儿的评价。崔暹十分扫兴,“默然而去”。

少些官气,才能聚得人气;放低身架,才能赢得身价。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批评摆官谱的丑形:“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做人必须像个人,但当官不能太像官。领导干部只有时时提醒自己不摆官谱、不抖官威、不打官腔,才能赢得口碑,树好形象。(吴永强 作者单位:武警8692部队)

(责编:韩笑(实习生)、闫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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