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未来战争的预演，训练离实战越近，离打赢就越近。落实习主席把军事训练“抓住不放，抓出成效”的要求，落脚点就是要缩短实战化与实战这“一字之距”。

“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毛泽东则讲：“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可见，让实训“化”为实战，并不是个随口而出的话题，必须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痛苦的蜕变过程。实战化，包含练兵备战的各个方面，需要军人视险地绝境为惯常之事，更要靠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来驾驭。轻轻松松“化”不得，浮皮潦草也“化”不成，弄虚作假更是与“化”背道而驰。

人们时常感叹，为什么同样的兵法战策、坚甲利器，有的用之打了胜仗，有的用之则吃了苦头？究其缘由，恐怕与练兵备战“化境”的高低关系甚大。如果应付差事、得过且过，满足于时间训够了、内容训到了，满足于基础知识学过了、基本技术学会了，而不问训得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这只是低层次的训练。只有瞄准强敌、严训实练，把兵练到极致，练得出神入化，练成“肌肉记忆”，才能进入“哦，打仗原来比训练还容易”的境界。显而易见，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战化。

训战一致，是军事训练的最高准则；训战脱节，是军事训练的最大败笔。抗倭英雄戚继光扫平沿海倭患，凭的就是“因战而治训”。他曾严厉批评所习非所用的问题：“通是一个虚套，其临阵的真法真令真营真艺，原无一字相合……如此操练一千年，便有何用？”而对于甲午战争清军的失败，西方人评论道：“中国指挥官在基本的战略、战术和使用武器方面，显得可悲的无知”，认为“北洋海军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多少训练有素的指挥官”。冷酷的事实警示我们，训练与实战的差距有多大，战场上就要用多少鲜血来填满。

曾提出“间接路线战略”的英国军事家哈特说过，在和平时期，军队即使进行最严格的训练，也总是理论性大于实践性。因为军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进入战争状态，其直接经验极其有限，无论对于理论还是实践，都不足以构成坚实的基础。这一理论告诉人们，战争年代，活生生的敌人帮助部队练兵，生与死的考验要求军事训练必须与实战贴得紧而又紧、实而又实。而在远离了真刀真枪拼杀的和平时期，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没有实战如何实战化？

有人说，实战化，重在“实”、贵在“化”，源于“心”、成于“质”。此话不无道理。实践证明，带着使命去练兵，就不会把实战化作为一般性任务来完成，而是当成一场场战役战斗来实施；带着创新来练兵，就不会让训练陷于自我设计的老一套之中，而是以敢想、敢干、敢闯的姿态不断向新的训练禁区迈进；带着问题去练兵，就不会被表面的光环所迷失，而是千方百计在查摆问题中拔钉克难；带着思考去练兵，就不会大轰大嗡、盲目蛮干，而是不断总结、不断反思、不断前进。

练兵从难，则征战易；练兵从易，则征战难。1940年5月，德军实施侵吞西欧的“曼施泰因”计划。在准备时间极短的情况下，军长古德里安拿出平时的演习文书，仅仅改动了一下时间，即作为作战命令下发。这一战例发人深省。相比较之下，我军经过这么多年的实战化训练，假若战争今天来临，我们敢于一“改”出征吗？能够一“改”制敌吗？对此，不少人心里发虚。原因就在于，当前的一些训练前瞻性不够、针对性不强、实战味不足、难度强度不大，真要按这种训练去打仗，非吃大亏不可。

“略者不可以仓卒制，而功者不可以侥幸成也。略以仓卒制，其略必不久；功以侥幸成，其功不可继。”实训是十年磨一剑，实战是一朝试锋芒。平时不练硬功夫，战时必然一场空。只有遵循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多设真、难、严、实课题，多让官兵在吃尽苦头、受尽折磨、拼尽全力中淬火加钢，才能锤炼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底气和能力。（张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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