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里凡，原名汪玉雯，曾改名汪雯、黎明、里凡。母亲1923年出生，因幼年丧母，从小跟着外祖父长大。

母亲读完小学后，家里无力再供她读书，便去了县里一家医院当学徒。那时，外祖父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没有办法继续照顾她。于是，母亲只好回到她父亲和继母身边。

1939年冬的一天，母亲正在家里做饭，她的女同学朱剑英突然从门外风风火火跑进来。朱剑英一进门就压低嗓门对她说：“你不是一直想参加抗日打鬼子吗？你收拾一下，今晚来古河镇（今属安徽省全椒县）找我！”

朱剑英说完，就匆匆离开了。当晚，母亲带上几件衣服悄悄离开家，直到天亮时才找到朱剑英。朱剑英当时在国民党第五战区政治部工作团工作。就这样，16岁的母亲加入了工作团，并改名汪雯。

母亲工作积极性很高，唱歌、跳舞、演抗日活报剧，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她有时看到朱剑英神神秘秘地外出，问她去了哪里，朱剑英也不说。母亲有些不高兴，就去问团里的“老大哥”吴谷泉。

母亲不知道，吴谷泉其实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朱剑英也参加了共产党。吴谷泉了解母亲的工作表现，告诉她想真正抗日就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母亲表示愿意加入他们的工作。从此，母亲宣传抗日工作的积极性更高了。

一次，遇到日本飞机轰炸，母亲在躲避时，脚一滑掉进水田里。幸亏吴谷泉在后面看到，他一手拽住母亲，一手拉着朱剑英拼命往前跑，最终躲过一劫。在日常相处中，吴谷泉和朱剑英会认真耐心地给母亲讲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母亲心中埋下了信仰的火种，更加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

1940年春的一天，吴谷泉通知几个已暴露的同志，当天晚上跟交通员撤退到根据地，其中就有母亲。那天晚上，吴谷泉特意安排了一场演出，掩护大家撤退。等特务发现有人逃走再派人去追时，撤退的人员早已到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并且按地下党的安排都改了姓名，让追来的敌人无法找到。母亲说，她不愿意跟大汉奸汪精卫一个姓，就改叫黎明，并投入了工作。吴谷泉和朱剑英在革命工作中产生了感情。后来，他俩趁工作团换人的空当，借口回家结婚（他们后来成了我的公公、婆婆），离开了国民党第五战区政治部工作团，到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从事经济工作。

1940年8月，母亲在安徽合肥六区工作队工作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又奉令调到苏北盐阜地区，参加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当时，阜东地区的一位校长孟友仁，常常夸奖母亲飒爽英姿：“穿一身灰布军装，别一支小手枪，起早贪黑地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才17岁，又是女同志，不简单不简单！”

在阜东时，母亲与另一名女同志张野萍，被安排住在村民周孝云家。她俩经常给12岁的周孝云讲革命道理。有一次敌人偷袭，母亲和张野萍都到区里开会了，家里只剩下周孝云。母亲和张野萍回来后，没看到周孝云，两人藏在枕头下的手枪也不见了，急得满头大汗。好在没过多长时间，周孝云回来了。她说，发觉敌人偷袭时，立马就想起了两人的手枪，赶紧掀开枕头，摸出手枪放进篮子里藏好，然后跑进芦苇丛中，一直躲到敌人离去。

那时，盐阜地区群众生活很艰苦，吃了上顿没下顿，新四军战士也跟群众一样挖盐蒿子充饥。由于吃得太差，营养跟不上，母亲经常流鼻血。有一次，母亲鼻血流得太多，脸色煞白。一位当地群众就叫儿子冒着严寒，去沟塘边挖了几个茨菇煮水给她喝，才救了她一命。有时遇到敌人突然进村，群众会急忙找便衣给新四军战士换上，尽力掩护他们。

1944年，母亲被选调去盐阜区委党校学习。这时，她已改名里凡。学习期间，她遇到父亲曹岚，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人结了婚。第二年秋天，我的大哥出生。

那时，白色恐怖笼罩着根据地，很多干部群众被杀害或被迫逃走。按照规定，母亲本应该带着我大哥撤退，但考虑到工作需要，她决定把我大哥托付给别人，自己留下来继续斗争。后来，大哥得了肺炎，没有药医治，又赶上发洪水，等父亲设法送来药时，大哥已经死在母亲的怀里了。

淮海战役开始时，母亲怀上了我大姐。在一个大雪天的行军路上，母亲临产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她扶到一堵矮墙内侧，垫上被子——大姐就这样出生了。后来，大家又找来一副担架，抬着母亲和大姐回到老乡家休息。大姐满月后，母亲将她留在老乡家里，又出去工作了。

小时候，每次听到母亲讲大姐出生的事，我总以为她是在编故事。直到我也做了母亲，才更体会到她当时的不容易。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在苏南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单位工作过。1984年1月离职休养。

2005年，母亲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5年后，87岁的母亲因病去世。她生前留下遗嘱，不组织遗体告别，不给组织添麻烦，遗体捐献给国家医疗事业。

母亲晚年曾作过一首诗《小草》，表达自己的精神追求：“植根大地默无华，迎得春归自发芽。晴沐阳光阴沐雨，朝披珠露晚披霞……脉脉含情描丽景，愿铺绿毯接天涯。”我想，母亲就是那一株小草，向着她心里的阳光，默默生长，一生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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