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指挥是军队打胜仗的关键因素，对战争客观条件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可以影响战场变化和战争走势。高明的作战指挥，往往能够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长期的战争实践表明，实施高明的作战指挥，应当避免出现明代兵书《投笔肤谈》中所强调的“必败者五”现象，并以此为鉴，这样方能掌握作战主动权，实现克敌制胜。

防“谋人而使人知”。在作战指挥中，“谋人而使人知”，不仅会暴露己方作战意图，而且会使敌军指挥员据此判断出己方的作战动向，揣摩出己方指挥员的素质，必然会导致己方陷入被动。在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作战指挥要突出对不确定性的把握和利用，就是“无规则、无定向”，哪里好打在哪里打；或者把主攻方向选在能同时威胁对方几个目标的地点，使其兵力分散，防不胜防，从而使自己掌握战场主动权；在战术作战上，采取伪装、奇袭，通过反向示形，如强示弱、弱示强、远示近、近示远、有示无、无示有、进示退、退示进，以增大敌人判断和定下作战决心的困难。

防“诈人而使人识”。“夫兵闻则议，见则图，知则困，辨则危。”在作战指挥中，既要欺骗敌人，千方百计诱使敌人陷入决策混乱和行动失误，又要防止被敌人识破。否则，轻者诈谋失败，重者全军陷入被动。在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作战指挥要关注的范围急剧扩大，作战筹划的对象急剧增加，必须立足底线思维，过细做好各个环节各个要素的保密工作。一是严格限制了解谋略计划的人数，把知情者的数量缩小到最低限度。二是严格控制谋略计划的传导，通过专门渠道传递有关电文。三是对谋略计划的准备和实施情况进行严格监督检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确保指挥者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堵塞漏洞。同时，还可密切掌握敌人的动向。若发现敌方已经判明己方的谋略企图，应立即采取相应部署，调整计划。

防“间人而使人反”。在作战指挥中，本来准备使用间谍搜集敌军情报，若反而被敌军所利用，则必然导致失败。在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反间计实施的对象和范围都大大增加，从人力侦察到技术侦察都应纳入实施范围。一方面，千方百计进行隐真示假，让敌方获得的关键信息都是己方故意释放的“烟雾弹”，对敌方千方百计进行误导；另一方面，建立“大情报”工作机制，加强情报融合共享，整合各种侦察情报资源，形成陆、海、空协同，远、中、近程配套，立体多维的一体化信息获取体系，实现情报互通共享、互证互补。

防“乘人而使人觉”。在作战指挥中，试图乘人之隙却被敌人察觉或料中，就会导致战败。战史上曾出现过这样的战例：己方派兵乘机追袭敌方退军，因在对手的意料之中、被对手反制而失败；然而己方打破常规再次派兵追袭敌军，出乎对手意料之外反而获胜。作战指挥谋略贵在变化，贵在发展，贵在创造。指挥者运筹帷幄，制定策略，不能只考虑一般的破敌之法，同时要想到自己设计用谋会引起敌方战术策略的改变，必须敢于打破军事行动的常规，作出出人意料的行动，使敌人难以预料和察觉。奇与正是相对于敌对双方的一个完整互动系统而言的，某一计谋的运用，可能是大家熟知的常法，但敌人恰恰疏于戒备，此时用这种方法,就是奇法；而那些自己认为鲜为人知的方法，对方却防范森严，高度警觉，使用它就属于常法、正法，能否运用成功，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让对手意想不到。

防“攻人而使人袭”。在作战指挥中，若己方在进攻敌人的时候，不注意防守，其薄弱环节遭到袭击，必然会导致失败。在作战指挥上要遵循效益优化原则，应兼思利与害两个方面，防止谋略思考的片面性。这实际上要求指挥者见利要思害，见害要思利。然而，在实际作战中，能够深刻把握利害的实质是很困难的。因为战争中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哪里是利，哪里是害，难以一目了然。历史上认利为害、认害为利者屡见不鲜。最好的选择办法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高明的指挥者，一方面能全局在胸，善于权衡利弊，以趋利避害，不因小利而受大害，不为争吃一子而丢全盘。另一方面，又能在掌握主动的情况下，故意撒些“饵食”，使那些缺乏战略头脑、贪图功利的敌人贸然行事，逢利而争，最终落入圈套。（耿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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