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红安，倒水河绕过一座不起眼的三间青瓦房，静静流淌。

这里是开国上将王建安的故居。没有题词，没有勋章，照片上将军的面容也谈不上人尽皆知，但前来瞻仰的人络绎不绝。

王建安一生俭朴，清廉自守。组织要给他换大房子，他说“够住就行”；下部队视察，他竟然坐公共汽车去。

“名”“利”“我”，他什么都放下了，当地老人们却说：“我们都记得他！”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古往今来，人生路上许许多多有形无形的“关口”，常常让人迷茫徘徊，困惑浩叹。

当记者循着革命先辈的足迹，走进一座座旧址、故居，每一间老屋、每一条小路、每一件遗物，都像一面沉默的镜子，照见共产党人怎样面对这些“关口”，如何把“名”放下、把“利”算清、把“我”融入山河。

“名”关不过，何以立身

湖南湘乡，谭政大将的故居前，一条青石板路被无数双脚磨得发亮。

沿着这条路，前来寻根的陆军某部官兵列队走进故居，一双双年轻的眸子，放射出崇敬的目光。

99年前，谭政放下教书先生的教鞭，踩着这条路走出山乡，投笔从戎。

谭政，原名“谭世铭”。“世铭”二字，承载着光宗耀祖的家族期望。临行前，他对家人说：“既然要革命，就不能想着光宗耀祖。从今天起，我不叫‘世铭’了，叫‘谭政’。”

政者，正也。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儿已许国，不复许家。”

抛弃个人功名，扛起革命担当。几个月后，谭政随队参加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入党。从此，南征北战，戎马一生。

回望征程，鲜有人知我军政治工作两个经典篇章，都有谭政不可磨灭的贡献。1929年冬，谭政全程跟随毛泽东同志深入基层调研，将官兵反映的问题逐条归纳，为撰写《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素材。诞生于1944年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人们也习惯称它为“谭政报告”，标志着我军政治工作从理论到实践进入成熟期。面对功绩，谭政始终坦言，这都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从不揽功于己。

一次，女儿谭星明读完《西行漫记》，疑惑地问父亲：“爸爸，这本书里写到了您这么多同事，为啥没有您的名字呢？”谭政平静地说：“长征路上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他们也没有留下名字。”

路还在，人已远。从湘乡出发，一路向东，记者寻至江西永修的一个山坡——红三军军长徐彦刚牺牲的地方。

那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时刻，部队整编，职务缩减。军长徐彦刚，被降职任命为红二师师长。

从军长到师长，徐彦刚背上背包就赴任。聂荣臻同志感叹：“真正做到能上能下，党性过人。”

从江西永修一路北上，进入河南新县。1947年，百姓感念刘伯承的功绩，联名请求将“经扶县”改为“伯承县”。刘伯承严肃地说：“革命胜利是人民的胜利、无产阶级的胜利、共产党的胜利，是集体的奋斗成果，绝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些人的功勋。”在他的坚持下，这个县最终改名为“新县”，取人民获得新生、过上幸福生活之意。

后来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有关部门请刘伯承审阅自己的词条。他提笔将“革命军事家”中的最后两个字划掉，写上一个“人”字，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军人。”

记者踏访新县县城，老人们说：“他不让用他的名字命名，我们却记了他一辈子。”

在新县街头新修的柏油路上，记者遇到一位退休的军队老干部，聊起这一路的追寻，他说：“名字刻进碑石未必不朽，名字印在人心才是永恒。”

深化政治整训中，军事科学院某部将谭政、徐彦刚、刘伯承的故事搬上课堂。大家追昔抚今，把敬佩的目光投向一名同事——研究员陈振华。

当室主任时，他给自己立下3条铁规：科研立项，胜战在前；项目报奖，青年在前；评选先进，同事在前。一次，他带队完成某高难度结构设计，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报奖时，他一笔划掉自己的名字，把机会让给了一同攻关的年轻人。他说：“农民种地，也没在收获的每一粒米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啊！”

“利”关不过，何以守心

某部政治整训专题教育课大屏幕上，一个个老“账本”被一页页翻开，授课教员深情地讲述背后的故事——

90多年前，红军长征最艰难的时候，有一本账被一个人揣在怀里，走过雪山草地，一笔未差。

这个人叫毛泽民，是毛泽东的胞弟。长征出发时，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带领“扁担银行”肩挑近百担后备资金——黄金、银元、纸币，以及印钞的石印机和油墨纸张，在敌人围追堵截中艰难前行。

到达陕北后清点，除战斗减员和正常开支，黄金白银毫厘未差。毛泽民说：“我们的命可以丢，但账不能乱，钱不能丢。”

一本账干净，不稀奇。翻开我军历史，这样干净的账本一摞又一摞，每一册账本里没有蝇营狗苟的划痕，只有无私奉献的一片丹心。

丹心如枫，映照千秋。

宁波镇海中学校园内，一处清净幽雅的小园里，坐落着一幢玲珑雅致的木质二层楼房，粉墙黛瓦，朱梁画栋。这座“憩园”，就是朱枫烈士的故居。

朱枫烈士的孙女朱容瑢，讲起奶奶的家世：出身浙江富裕家庭，琴棋书画、金石篆刻无一不精，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她本可以做一个养尊处优的名媛，但她选择了另一条路，成为坚贞不屈、血洒宝岛的革命烈士。”

去年以来，随着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播出，朱枫烈士在台湾、舟山的英雄事迹广为人知。然而，鲜有人知，此前为支持革命事业，朱枫一次又一次捐出个人资产，被同志们誉为支援革命事业的“红色钱柜”。

1938年初，我党开办的武汉新知书店经费严重不足，朱枫变卖家产捐款支持。1939年初，为帮助台湾爱国志士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朱枫再次捐资。1940年，当朱枫得知桂林新知书店总店没有资金印刷抗日刊物时，立刻将祖传的3克拉钻戒换得3200元，捐给组织……

这枚3克拉钻戒，是朱枫外婆的遗物，“传女不传男”。“当年爷爷奶奶不止一次憧憬，胜利之后，儿子长大了，将这枚钻戒戴在儿媳妇的手上……就是这样一个传家宝，在革命需要时，奶奶也是毫不犹豫地拿出来了。”朱容瑢动情地说。

钱！多少人绕不过去的关隘，多少人失足坠落的悬崖。然而，在朱枫眼中，革命的经费毫厘不占，自家的财产千万可捐。

朱容瑢，如今担任国防科技大学思政课指导老师、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薪火”红色宣讲团成员。一场烈士事迹分享会上，她展示了一张照片——

大屏幕上，一个10岁的小男孩站在船边，一位身着旗袍的女子正弯腰叮嘱。朱容瑢指着照片说：“这是我父亲见奶奶的最后一面。奶奶跟爸爸说‘妈妈很快就回来了’，这句话在我父亲耳边萦绕了一生，奶奶却再也没有回来……”

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正中昂然屹立一块长14米、高4米的纪念碑。

一位纪检监察干部凝望碑身，对记者说：“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无数革命先烈舍出一切乃至生命的历史。革命前辈能‘守住’，也能‘舍得’，今天的我们应该怎么做？”

蒙蒙细雨中，记者和他一起，诵读背面的碑铭——

“夫天下有大勇者，智不能测，刚不能制……此其志甚远，所怀甚大也。所怀者何？天下有饥者，如己之饥；天下有溺者，如己之溺耳。”

“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来兮精魄，安兮英灵。”

“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山即名！”

“我”关不过，何以明志

八宝山革命公墓，一方墓碑有些特殊——

“中国共产党党员……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没有入党时间，没有光荣履历，语焉不详的几行字，像刻意留下的谜。

记者蹲下身，指尖拂过碑面。一位扫墓的老人说：“这碑在这儿几十年了，不知道是谁，但知道是个了不起的人。”

几经追寻才知道，墓主人叫阎又文，北平和平解放的幕后功臣。他在傅作义身边潜伏多年，连家人都不知他的真实身份。那行模糊的碑文，不是疏忽，是组织为他守了数十年的秘密。

“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具体做了什么？墓碑没有细说。可恰恰是这一点，让记者想了很久：一个人要有多么强大的信念，才能深藏功与名一辈子，连家人都不知道？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走进国家博物馆。在这里，李大钊烈士给出了答案。

照片上，就义前的李大钊神情平静，目光坦然。他在北大任图书馆主任时，月薪240块大洋，这在当时是极高的收入，但家中常常揭不开锅——他把三分之二的工资都用于革命事业。1927年，他走上绞刑架，对敌人说：“不能因为今天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

为了信仰，李大钊慷慨捐躯。捐躯，意味着把自我完全舍弃。

在青藏公路纪念馆，记者看到了一把铁锹，锹把上刻着“慕生忠之墓”。1954年，慕生忠受命修建青藏公路。他在自己的锹把上刻下这5个字，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这就是我的墓碑。”

他不是在说狠话，是真的用生命筑路。长路漫漫，他带着战士一锹一锹地挖，一步一步地量。高寒缺氧，物资匮乏，随时可能倒下。日复一日，与死神同行，他把“小我”刻进了天路，实现了永恒的“大我”。

很多时候，人与人的差距不在能力，在一颗初心。

在许光达大将的故居，记者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1960年困难时期，他的四哥和六弟从湖南来北京投奔他，想在饥荒中找条活路。当时装甲兵司令部刚作出规定：亲属探亲只准住3天。许光达不仅没有动用权力给兄弟安排工作，连多住几天都不行。妻子出面劝返，兄弟二人仅住了两天，就踏上了返乡的列车。

许光达掏出家中仅有的粮票塞进他们的行囊，又买了两张火车票，送他们上车。六弟在返乡途中病倒在安阳火车站，许光达闻讯将他接回北京送医，当晚抢救无效去世。医院解剖发现，死因是长期饥饿导致胃萎缩。许光达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话：“我是共产党的官，不是许家的官。”

革命征程，雄关漫道。为什么共产党人能够“过关”？很多人在追寻答案。

2019年3月22日，习主席同意大利众议长菲科举行会见。菲科向习主席提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习主席的目光沉静而充满力量。他说：“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8个字，是一代代共产党人“无名、无利、无我”的永恒价值追求！

记者手记

自我革命必须“过关”

“我今天给大家讲‘过关’问题。”1949年，南京解放后，邓小平同志来到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语重心长地说：“古代有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今天的革命青年要过的‘关’无数……问题是有的过得去，有的过不去。”

时至今日，共产党人、革命军人眼前的“关”，又有很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特点。但无论何时，自我革命这一“关”是必须要过的。过好这一“关”，需要我们以革命前辈为榜样，持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加强政治历练、思想淬炼、党性锻炼、作风锤炼，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孙兴维、李伟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