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平战役纪念馆藏有一份钢板刻写的32开油印文献，即东北人民解放军第7纵队第19师政治部编印的《四战四平实施合同立功运动典型总结》。这份仅39页的史料，记录了1948年四平收复战中营连级典型战例及“合同立功”运动开展情况，是研究我军解放战争时期基层作战编组、战术协同的珍贵历史资料。

1947年春，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在东北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为打通南北满联系、从根本上扭转东北战局，东北民主联军集中主力发动夏季攻势。夏季攻势历时50天，歼敌超过8万人，打通了南北满的联系，扩大了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收缩于中长路和北宁路的狭长走廊地带进行防御。

夏季攻势结束后，东北民主联军除以部分部队继续监视和打击国民党军外，主力转入休整待机。在部队休整期间，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哈尔滨召开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系统总结四平攻坚战的经验教训，形成诸多战术战法：例如爆破组、火力组、突击组、支援组及战斗突击队的攻坚编组方法，也就是后来发展成熟的“四组一队”城市进攻战术；“穿插迂回，分割包围”的战术原则；“一个营打一条街”的具体战法等，这些都为其后的城市攻坚战提供有益的借鉴。

在推广“四组一队”攻坚编组战术过程中，基层部队也暴露出不少现实问题。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第19师第55团政治处主任耿青在前线调查中发现，“四组一队”不仅是进攻作战的编组形式，更贯穿了进攻作战的全过程，各组、队之间存在前接后续的紧密协作关系。但在实战中，各组、队之间缺乏有效协同联动，出现作战中配合不够紧密、战后评功标准难以统一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战士的作战积极性。

耿青发现问题后，经过反复调研思考，有针对性地提出“合同立功”的工作方法，其主要做法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挂帅点将”，在连队里先确定3名突击队长预选对象，给全连每名战士发一颗黄豆，让大家往3名对象身后的土碗里投豆，最终得豆最多者当选突击队长。第二阶段是分组操练，在与敌阵地地形相似的区域修筑模拟阵地，由选举产生的“四组一队”成员反复开展协同演练，一直练到形成肌肉记忆为止。这种高强度的针对性演练，进一步强化了我军基层编组的战术协同能力，即便在炮火连天、视线受阻的复杂环境下，也能做到跑不错路线、送不错位置，炸得准、打得狠，这个阶段也被官兵们称为“艺高人胆大”阶段。第三阶段是签订“生死立功合同”，这份合同并非领导与战士签订，而是战士与战士之间签订：火力组和梯子组签、梯子组和爆破组签、爆破组和突击组签、突击组和红旗手签，红旗手再和连长签，形成环环相扣的责任链条。所有战士承担的任务都是链条中的一环，由此形成了相互监督、相互鞭策的激励机制。同时，合同中明确约定，各编组完成任务的质量好坏，由后续衔接的编组进行评定，在指战员之间建立起紧密的立功责任关联，有效提升了我军基层协同作战能力。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3月12日晨，我军对四平发起总攻，“合同立功”机制被成功运用到“四打四平”（即四平收复战）的战斗中，充分调动了包括“解放战士”在内的广大指战员的作战积极性，将突击、爆破、火力、障碍排除、后援保障等编组科学整合起来，极大提升了基层部队进攻作战的协同性。第55团6连在扫除四平西南海丰屯守敌时，突击队人人不顾安危，冒着敌人的炮火连续炸开两道铁丝网；5班副班长张风桐在敌火力严密封锁下，巧妙钻过铁丝网炸毁敌堡，歼灭敌1个班，而后又以手榴弹炸死4名企图反扑的敌人，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仍坚守阵地，战后荣立特等功。第55团11连在突破屠宰场的战斗中，依托猛烈炮火掩护，爆破组前赴后继实施爆破，一举炸毁敌地堡，仅用15分钟就从西南屠宰场方向完成突破。

战后，第7纵队对经过实战检验的“合同立功”经验进行梳理，形成了《四战四平实施合同立功运动典型总结》，总结出依靠协同配合提升部队战斗力的示范经验。“合同立功”运动得到东北野战军政治部的充分肯定，随后被批准推广到东北野战军各部队，成为提升战斗力的重要助推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