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人类军事史上的战争奇迹，红军长征在极端险恶的战场环境中，展现出了成熟的战术决策智慧。长征中，红军的每一次行军、每一场战斗，本质上都是在多重矛盾作用下的战术运用。在敌强我弱、补给匮乏、环境恶劣的条件下，红军在攻与守、快与慢、主与次、虚与实等军事矛盾中把握平衡，以灵活的战术运用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梳理、把握这些战术运用的内在逻辑，既是解码长征军事奇迹的切入口，也能为打好现代战争提供有益启迪。

攻与守的运用：以战略目标为锚的军事智慧

在军事行动的基本范畴中，攻与守是一对最为常见的矛盾体，但无论攻守如何转换，二者都是服务于战略意图的手段，其价值判断始终取决于能否达成核心战略目标。长征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红军把握住了攻守运用的正确规律，摒弃了单纯僵化的进攻或防御选择，在战略需求的变化中不断切换攻守状态。

长征中，红军以机动战为战术基本形态，通过战术防御争取转移空间，通过战术进攻打开生存通道，实现了攻守的灵活转换。比如，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时而以防御姿态阻击追兵，在机动中规避敌军主力锋芒，时而以进攻姿态调动敌人，瞄准敌军的薄弱节点主动出击，攻守形态随战场态势及时切换，始终让国民党军处于被动应付状态，最终成功跳出敌军的包围圈。在腊子口战役中，面对北上通道的天险与重兵防守，红军以正面进攻结合侧翼迂回的战术实施攻坚，以局部攻势保障战略转移的整体大局。而对于无显著战略价值的阵地，红军坚持“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机动原则，不与敌人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让进攻和防御的重心始终聚焦于保存有生力量这一目标，在攻守的动态平衡中牢牢掌握作战主动权。

红军长征中攻守运用所体现的辩证逻辑与军事智慧，在当前的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也同样适用。随着各类新兴技术、新型战法的不断应用，战场攻守转换的界线日益模糊、节奏不断加快、维度极大拓展。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对抗中动态把握攻守平衡，才能在多域战场中始终保持战略主动。在防御维度，要从固守物理空间转向守护体系核心节点，以分布式机动防御替代静态阵地防御，依托信息优势实现防御要素的动态聚合，避免陷入消耗性的阵地对抗；在进攻维度，要从兵力毁伤转向体系破击，以精确打击直击敌方作战体系软肋，力求达成“毁其一点，破其全局”的作战效果。

快与慢的运用：以作战节奏为纲的张弛有度

红军长征中的快慢运用主要体现在军事行动速度服务于作战需要、把握作战节奏上：快是为了摆脱围追堵截、抢占战略要地、创造有利态势；慢是为了恢复战士体力、筹措粮秣给养、扩充红军数量。在这个过程中，快慢本身没有绝对优劣之分，只有根据战场态势实现快慢相济、张弛有度，才能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保持部队的战斗力韧性，从而确保始终“致人而不致于人”。

在红军飞夺泸定桥中，红四团需要在紧迫的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他们昼夜兼程240里，最终赶在敌军增援部队之前抵达大渡河西岸，以极快的速度抢占了战场先机。在巧渡金沙江时，红军快速穿插，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战略转移中的关键跨越。而当暂时摆脱敌军追击、处于相对安全的区域时，红军会主动放慢节奏进行系统性休整。比如，在遵义期间，红军进行了多天休整，完成了军事指挥体系的调整，还广泛开展筹粮与群众宣传，补充新兵，为后续军事行动积蓄了人力与物力。

这种张弛有度的节奏，在现代战争中依然具有实践价值。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固然呈现出“快速决策、快速打击、快速结束”的特征，但速度优势必须建立在可控的节奏之上。一味追求极速反而可能透支战争潜力、陷入战略冒进。我们可以借鉴红军长征中的快慢运用之道，进一步深化对现代战争节奏调控的认知与把握，构建“快打击+慢蓄力”的双重节奏体系。在战术层面，可依托高速打击武器、快速反应部队与智能化指挥系统，实现临机快速响应，以速度争取赢得战场先机；在战略层面，要重视作战体系设计和后勤保障布局，以耐心的战略布局积蓄长期优势。同时要基于全域态势感知精准调控节奏，根据战场态势在快与慢之间无缝切换，既避免因慢失机，也防止因快失稳，始终将把握作战节奏的主动权掌控在自己手中。

主与次的运用：以力量分配为核的战术协同

在复杂的军事实践中，主要矛盾决定行动的根本方向，次要矛盾影响全局的发展进程。要达成理想的作战效果，必须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统一。如果主次颠倒，就可能分散兵力、迷失方向，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如果只重主要矛盾、不顾次要矛盾，也可能因小失大，让次要环节的漏洞侵蚀全局优势。正是基于对这一规律的清醒认知，红军在战场动态演进中把握主次关系，对各类资源进行科学分配，形成了主次协同的作战部署，实现了有限军事力量的高效运用。

在作战实践中，红军始终锚定战略目标，集中力量于主要方向。例如，为夺取泸定桥，红军兵分两路，主力沿大渡河西岸直奔泸定桥，作为主要突击方向，集中精锐力量承担核心攻坚任务；另一部分兵力沿东岸前进，配合西岸主力行动，扫除敌军对西岸红军的侧翼威胁。这种主次分明的兵力部署，既保证了主攻方向的力量优势，又通过其他方向的配合分散了敌军注意力。强渡乌江时，红军面对“一道乌江系死生”的天险，没有全线平推，而是选定江界河渡口为主要突破方向，集中精锐突击队和有限炮火，形成局部优势。同时其他部队突破回龙场、茶山关等渡口，牵制敌军兵力与火力，多点撕开防线，最终突破乌江天险，为进占遵义、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条件。

红军长征中的主次协同智慧，对现代体系作战具有重要指导价值。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是多域联动的体系对抗，作战要素繁多、战场维度多元。在这种情况下，资源配置的精准性直接决定着作战效能的释放。为此，首先要坚持重点论，集中优势力量打击敌方作战体系的核心枢纽，以使关键节点瘫痪带动全局体系瓦解，避免平均用力、全线出击；其次要兼顾两点论，以其他方向的佯动、牵制与配合，为主攻方向创造有利条件；最后要把握主次转化的动态性，随着战争演进及时调整战略重心，在多域战场中灵活切换主要作战域与次要作战域，始终以资源的最优配置服务于核心战略目标。

虚与实的运用：以战略主动为要的以谋制胜

虚与实是军事谋略的两个重要方面，虚是示形、佯动、战术欺骗，实是兵力、行动、真实意图。长征中的虚实运用，就是通过虚实结合调动敌人、摆脱被动、掌握主动。需要注意的是，虚不能脱离实而独立存在，没有实力支撑的虚张声势极有可能被敌军轻易识破；实也不能脱离虚的掩护，没有伪装的真实意图会让敌军提前作好防备。彼时，红军在总体兵力、火力均处于绝对劣势的条件下，之所以能屡屡跳出敌军的包围圈，关键就在于指挥员深谙虚实相生的辩证之道。

四渡赤水的作战历程，就是虚实相生战术的经典实践。红军三渡赤水后，故意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吸引国民党军向川南地区集结，随后四渡赤水折返向东，佯攻贵阳，迫使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救驾”。这一系列战术动作，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围堵部署，为红军西进云南创造了宝贵的战略窗口。在之后的巧渡金沙江中，红军的作战行动同样起到了虚实结合的效果。在渡江之前，毛泽东经过实地勘察后，决定在洪门渡、龙街渡、皎平渡附近渡江。这一决定使中央红军的渡江点增多，既可分散追敌，又增加了渡江成功的可能性。之后，红一军团继续“引敌人向西”，将大部分国民党军吸引至元谋方向。此时，蒋介石虽认定中央红军“渡金沙江无疑”，却始终弄不清中央红军究竟在哪里渡江，始终处于被动追赶的状态。最终，红军凭借着虚实相生、以谋制胜的军事智慧跳出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虚实相生的谋略精髓，在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成为掌握战场主动的重要方法。现代战争的虚实对抗，已经从传统的兵力佯动拓展到信息域、电磁域等多维度，各类战术复杂度大幅提升。做好现代战争的虚实相济，一方面要强化“以虚乱实”的谋略运用，依托电子欺骗、网络佯动等手段，多维度制造虚假态势，诱导敌方产生误判，掩盖己方真实作战意图；另一方面要坚持“以实击虚”的打击逻辑，在虚实掩护下精准识别敌方体系漏洞，集中力量实施突破。同时，要适应信息化智能化战场的快节奏，实现虚实战术的快速迭代与动态转换，从而让虚实之道在现代战争中更好发挥制胜效能。（李书吾）